解放后的苏青

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苏青散文集》后面有一篇苏青儿子——李崇善的回忆文章《缅怀母亲——苏青》，读来真是令人鼻酸。苏青解放后，她觉得自己没有固定的收入就把小儿子送给在法院工作的前夫那里去了。原先她靠卖文还是能养的，解放后没地方发表文章了，也断了经济来源。把小孩子送给前夫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跟她离异的前夫又另娶了人。李崇善说这个后妈人还不错，并不象“六月里的日头”，但是他小弟弟心里头只有苏青，抵死不肯叫后妈一声“妈妈”，他得到的当然只能是无情和冷漠。文中说“弟弟整天抑郁不乐，只有每个星期六放学后半小时才是他最幸福的时刻，不管刮风下雨，您总是按时到华山路正志小学探望弟弟，然后带他到华山路、常熟路附近的小吃店吃一顿。半小时后就匆匆离开。有时，您看到弟弟那发育不良、呆呆的样子，就会在正志小学门口，情不自禁的痛斥父亲对儿子的无情。您的大嗓门常会引来学校很多老师，您那率直、饱含真情的话语也往往感动得许多老师一掬同情泪。
张爱玲在写苏青时是这样说的：而对于我，苏青就象征了物质生活。我将来想要一间中国风味的房，雪白的粉墙，金漆桌椅，大红椅垫，桌上放着豆绿糯米瓷的茶碗，堆得高高的一盆糕团，每一只上面点着个胭脂点。中国的房屋有所谓“一明两暗”，这当然是明间。这里就有一点苏青的空气。苏青整个人是入世的，对物质有那种质朴的向往。她想相夫教子而不得。她要年节下贴大红对联，香花灯烛供祖宗牌位，要夫君白马金鞍随武皇，她只要在楼头坐调筝就好了。
“生在现在，要继续活下去而且活得称心，真是难，就像“双手擘开生死路”那样的艰难巨大的事，所以我们这一代的人对于物质生活，生命的本身，能够多一点明了与爱悦，也是应当的”张爱玲能说出这样的话，说明她对形式有明澈的认识。她能走，苏青走不了。苏青牵挂的东西太多。苏青遇上这样的时代，只能想着怎么活下去，不可能活得称心。李崇善说：“有一次，弟弟被父亲毒打一顿，姐弟两人就向别人借了钱，悄悄地乘车摸到您家。您看到此情此景，伤心欲绝，立即带了弟弟到徐汇分局告父亲虐待儿子，分局同志传讯并教育了父亲，在父亲保证不再发生此类事情后，您才含泪让弟弟跟父亲回家。初解放，苏青就觉得光靠精通英语不足以谋生，就到思南路一家俄语补习班读俄语；她想学好俄语帮人做做翻译什么的，也好有钱让孩子过得好点。不果后，又报了文化局的戏曲编导学习班。从考场出来，您就沮丧告诉我们：政治考不出，国-家-领导人-只写出一个毛-泽-东一人。果然，您因为政治考试不及格而未被录取。这时苏青象不象个网罗下的雀儿，遑遑然东飞西窜。后来还是夏衍介绍她进了戏曲编导班，每周六才能回家一次，整天还要出操。
在此处我想到一个旅法的画家常玉。当时有很多人劝他回国，他也想回来，毕竟是去年多年了。但他跟回来的同学通信说；回国后要开会，要出操这两条我受不了！我自由散漫惯了，不回去了。就这一条自由散漫习惯关键的时候真救命啊！戏曲编导班结业后，苏青被分配到芳华越剧团，为谋生，也为事业，每天写到深夜。然后还要试唱一下，苏青是宁波人，唱得既不像越剧，又不象甬剧。剧本也写不好，常常把党支部书记写成工厂老板。李崇善文中说：“您叹着气说：“我也不知道党-支-部该怎么写。”确实，您编的一出配合“三反”的戏是失败的。”
1955年贾植芳被打成“胡风分子”，抄他家时抄出苏青的一封信。内容是探讨司马迁学术问题的信。尽管毫无瓜葛，也把苏青关到提篮桥监狱达一年半时间，出狱后又被剧团辞退了。回忆文章中没有说苏青在被剧团辞退后是怎么生活的。只是说苏青每天到襄阳公园打拳，常常会告诉她在公园听到的奇闻轶事，说将来可以写成一篇篇小说。文字癖虽劫火猛烈也未能消除。苏青晚年是跟离异的小女儿一起住，帮她带孩子。拿到可怜九百块钱补发工资的时候，还给小外孙买了一本《英汉大辞典》。小儿子回来的时候，苏青已经是一身病了。苏青又拿钱给小儿子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让他学习英语，鼓励他自谋生路，那怕是摆地摊也不丢人。在她的鼓励下，小儿子振作起来。有一天用自己赚来的钱买回苏青平常吃不起黄鳝。苏青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死了！终年69岁。“弟弟抱着您那瘦弱的身躯，轻轻抹去您嘴角的血痕，心如刀绞。
有人说张爱玲去国后，在美国孤独终老。晚景相当凄凉，对照一下苏青。我还是觉得张爱玲算是善终的。在张爱玲本人实际是求仁得仁，孝子贤孙盛大出殡不是张爱玲所想要的。也没什么意义。如果张不走，以她那种性格，可能会比苏青死得还早，还苦的。新社会是你求生不得，欲死不能。求生不得尚可恕，欲死不能就太残酷了。苏青已经尽最大能力去适应新社会了，学俄语、国庆在家搭台庆祝解放、把自家客厅改成街道图书馆、做妇女之友，跑得气喘嘘嘘，首如飞蓬，到了一样也没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