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壁者罗辑与“陈景润情结”（平坑！）

写完啦~~
杂志投稿请勿转载谢谢啊亲！
以及这尼玛也要审核，搞咩啊亲！
——————————————分割线啊亲！————————————————
在“豆瓣体”、“咆哮体”与“学院派论文”体中纠结是多么痛苦啊……
早知这样当初就不该上豆瓣有木有！
此外，上一篇英语作文为神马也要审核，
豆娘你告诉我是为神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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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壁者罗辑与“陈景润情结”
——浅析《三体》系列的情感结构
一、 “情结”与“情感结构”
 “自莎士比亚以来，再也没有新鲜的故事……但永远有新鲜的嘴唇。”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来看一切以“叙事”做为重头戏的类型小说，大多是在一种新的语境下重新讲述一个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旧故事，这其中，又以那些能够畅销的作品最为典型。譬如《阿凡达》，《第九区》和《2012》，可以分别看做《风中奇缘》，《变形记》和《当幸福来敲门》的科幻版，甚至《盗梦空间》这样融合动作场面、精神分析与技术含量的作品，其情节主线依然是一个单亲父亲努力维系家庭的故事——说到底还是《当幸福来敲门》。
 如果撇开每个故事的时代背景与形式风格不谈，只用一句话来概括其重点的话，那么或许可以写成这样一种格式：
 “从前有一个xxx，后来他/她/它xxx；这真是一个xxx的故事，它告诉我们xxx。”
 类似这样一句话所传达出来的东西，我简单称之为某种“情结”，（或者用雷蒙德·威廉姆斯在《文化研究与社会》的说法，某种“情感结构”）。一种情结代表的是一种故事原型，以及这种故事原型中蕴含的情感，意义，价值取向，教育功能，诸如此类，而后者种种早已潜藏在故事原型里，以一种结构性的方式组织起读者的阅读体验与心理认知，成为那些“未曾说出却已然说出的东西”。情结从其本质上来说是意识形态性的，但它总是以一种去意识形态的无辜面庞，直接作用于接受者的情感与审美活动，即使其话语背后的权力关系被悉数拆穿，幻象与快感却依然残留，或许这正是畅销作品的秘密所在：故事已经被讲完，但故事又永远讲不完。
 举例来说，绝大多数好莱坞出品的科幻大片中都有“super hero情结”，其核心永远是“从前有一个平凡的美国白人男性，后来他成了拯救人类的大英雄；这真是一个热血沸腾的故事，它告诉我们……（此处可以代入一切美国社会主流价值的重要性，譬如正义，勇气，爱国，友谊，家庭，等等等等）。”
 又譬如爱情故事中的“灰姑娘情结”与“红颜薄命情结”；武侠小说中的“牧羊少年情结”与“小裁缝情结”；史诗传奇中的“普罗米修斯情结”、“西西弗斯情结”、“俄狄浦斯情结”；战争题材与黑帮片中的“七武士情结”、“喋血双雄情结”；侦探小说与黑色电影中“魔王情结”与“魔女情结”等等。以上种种，在此不做详述，只想简要列出分析一种情结时，最值得注意的五个要素：
 1，主角（一种人物类型，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几个人组成的群体，其性格特征将成为故事中重要的推动力量）；
 2，主角的变化（故事初始状态与最终状态之间的差别，有外部命运的变化，也有主角性格内部的变化）；
 3，这种变化中揭示的因果关系（性格决定命运，命运反过来也改变性格）；
 4，通过这种因果关系传达出的情感色彩（戏谑，热血，悲凉，崇高，唏嘘，反讽……），意义与价值判断；
 5，其他必不可少的，往往已变成此类故事中成规惯例的戏剧元素（比如主角与其他人物之间的关系，主角对待感情的态度，主角的性格弱点导致其一定会犯的错误，以及他在什么人的帮助下，以什么样的方式克服错误等等）
 带着以上五点问题，让我们来尝试分析刘慈欣《三体》系列中的情结，并将其与以下三个脉络结合起来，寻找其中的互文关系：
 1，刘慈欣此前的科幻作品；
 2，建国以来的中国科幻作品；
 3，建国以来中国公民教育与青少年阅读审美的变化。
 
 二、 《三体》系列中的“陈景润情结”
 作为一部以宇宙战争为背景的科幻故事，刘慈欣的《三体》系列，自然有此类故事必不可少的一系列元素：入侵、毁灭与拯救，危机感与崇高感，以及个人英雄主义的浪漫情怀。然而《三体》中的“英雄”，无论从形象，性格，情感还是行为方式的处理上，都绝不同于美式科幻大片中的眼神坚毅肌肉发达的白人男性英雄，而与中国古典战争小说中“猛将”、“智将”的刻画方式，也有着偌大差别。
 以《三体II》中两位主角——罗辑与章北海为例，读者从中感受到的是一类特殊的英雄形象——他们有极高的智商，受过良好的教育，是当之无愧的精英；他们有清晰的目标，卓绝的毅力，以及超常的自制能力，能忍常人所不能忍；他们沉默寡言，甘于寂寞，可以像普通人一样毫不起眼；他们对世俗的名利与享乐并不在意，而是孜孜不倦地追求某些更为形上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他们内心深处埋藏的理想与信念，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尤显得难能可贵。在刘慈欣的生花妙笔之下，他们被描绘成科学家，工程师与军人的完美结合。
 于是乎，一系列似曾相识的形象立即涌入我们脑海——一批自新中国成立之后，被反复书写与宣传的英雄序列：陈景润、钱学森、邓稼先、袁隆平……一直到离我们最近的杨利伟。除此以外，还有一大批经过我国教育机构改写的，极富正面教育意义的外国伟人的故事：牛顿、爱因斯坦、爱迪生、达芬奇、居里夫人、诺贝尔……无论是对身为六零后的刘慈欣，还是对七零后，八零后的读者们而言，这样一批形象与故事早已潜移默化深入人心，成为“无需说出但已然说出”的前文本。显然，这是一种即有别于西方通俗小说，又不同于中国古典传奇的一种另类的英雄叙事，此种叙事中最核心的东西，我暂且将其命名为“陈景润情结”，并在此试对其中几个要素进行粗浅分析。
 1，主角：
 “陈景润情结”中的主角，如前文所述，是典型的“四有”青年：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纪律，并且往往被刻画为禁欲的男性。他们因为过于专注自己的内心世界，被周围人视为另类，在世俗眼光中，是失败者与窝囊废。这种现实中的不得意与其最终获得的巨大成功之间，形成强烈的戏剧张力。
 2，变化：
 故事以“主角如何获得其伟大发明/发现”为主线，讲述其在漫长探索过程中经历的挫折与辛酸，其中有物质方面的，也有精神压力与信仰危机。在探索过程中，主角无论怎样迷茫与动摇，其内心深处的信念依然坚持其走到最后。最终主角的发明/发现获得巨大成功，为世人所知。
 3，因果关系：
 显然在此类故事中，“四有”中的“理想”与“纪律”被强调得更多，“成功就是百分之一的天才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于是故事中往往会安排其他先天素质同样优越，却因为信念不够坚定，不能持之以恒的配角出场，以强调主角成功的原因。
 4，情感色彩，意义与价值判断：
 此类故事往往歌颂主角的艰苦与巨大牺牲，以制造崇高与悲剧感，并通过结局处的巨大逆转，令读者胸中郁结的块垒一扫而光。于是所有的磨难都成了换取最终成功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于是我们看到“理想”战胜了“现实”。然而这里所谓“个人的理想”，又是通过“为人民服务，为国争光，为人类的知识大厦添砖加瓦”等一系列价值判断而获得正当性，将“小我”升华为“大我”，从而为尚在尘世中纠结的芸芸众生们描绘一幅苦尽甘来的光明图景，起到强大的励志效果。
 5，其他戏剧元素：
 主角的家庭环境，主角与其他家庭成员的关系（尤其是儿子与母亲之间），主角的感情经历，主角与导师之间的关系，主角对待国家与民族问题的态度，诸如此类的成规惯例，都在此类故事中屡见不鲜，在此不详述。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三体II》中的罗辑、章北海，或者I中的魏成、杨冬、叶文洁、丁仪，或者III中的云天明，都同属于这一种类型的英雄，而其中又以罗辑和章北海最为典型。罗辑的“面壁者”形象，几乎可以看做在纯思辨领域沉浸多年的数学家陈景润的翻版，而章北海则更多被刻画为一位有中国特色的铁血军人，两人故事中最精彩也最感人的部分，都来自于其工作的持续性和保密性——为了拯救人类的伟大目标，在各自领域默默孤军奋战，至死不渝。这固然可以看做是为了增加故事悬念而别具匠心的设定（为了瞒过全知全能的三体人），却也不能不令我们联想到妇孺皆知的“两弹一星”传奇——故事中的几位主角为了国家与民族的利益，是如何抛妻别子，隐姓埋名，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十年如一日地工作，最终创造了奇迹。
尽管刘慈欣曾公开宣称“要将科幻与文学分离”，但作为其商业上最成功的科幻故事，《三体》系列无论是在情节设置，人物塑造，或者叙事技巧上，都已达到相当的水准。抛开小说中那些有关技术的描写不谈，故事的主线，依然是刘慈欣写得最为得心应手的那些东西——关于一个又一个陈景润式的英雄如何改变整个宇宙的命运。这样的一种浪漫情怀，似乎已深深内在于作者自身，同时也在一个极为宽广的范围上，为《三体》的读者们制造了一个潜在的接受平台。相比起美国大兵拯救世界，面壁者罗辑的故事，显得如此另类又是如此熟悉，是如此遥远却又如此切近，如此具有本土特色与时代精神，令人印象深刻。
 三、“陈景润”们的悲情与浪漫
 如果将视野进一步拓宽，我们将会发现此类陈景润式的英雄情结，不仅早已出现在刘慈欣此前的科幻小说中（譬如《球状闪电》中的丁仪与林云），在其他中国科幻作家笔下也屡见不鲜。尤其是刘慈欣的同龄人何夕，其小说中反复出现的那个孤僻而悲情的“何夕”，与罗辑和章北海相比，少了几分杀伐决断的军旅之气，却更为集中地展现了“陈景润情结”中矛盾与纠结的部分。
 2005年获得中国科幻银河奖的《伤心者》，被数以万计的科幻读者誉为“中国最感人的科幻小说”，其主角何夕作为一个超越时代的天才，度过了悲惨的一生，而他的成就在遥远的未来终于获得了全人类的敬仰。这样一篇几乎没有科学技术描写，而是靠情感与人物取胜的小说，在读者中引起的巨大反响是相当具有症候性的（必须指出的是，作为一篇刊登于《科幻世界》上的科幻小说，它的读者主要为初中、高中生，以及大学低年级学生，其中男生多于女生，理工科学生多于文科生）。虽然中国的科幻读者群是一个相当庞大而复杂的群体，但我们至少可以断言，当年被《伤心者》“感动得一塌糊涂”的读者与如今的《三体》粉丝之间，在很大程度上分享着相似的情感结构。
 且让我们将陈景润、“两弹一星”、“航天载人”与“伤心者”何夕、“面壁者”罗辑放在同一个脉络中考量。诚然前者更多来自官方宣传话语，而后者来自作家个人的创造，前者是以现实为基础的而后者纯属虚构，但其内在的叙事逻辑是如此相似，让我们不禁要思考，产生这些叙事与话语的现实语境是什么，其背后隐藏的焦虑又是什么，又是在什么状况下被读者所接受的。
 如江泽民主席在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大会上所强调的：“‘两弹一星’精神，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和科学精神的活生生的体现，是中国人民在二十世纪为中华民族创造的新的宝贵精神财富。”这一段来自官方的话语，已再直白不过地指出，在建构一个又一个“陈景润式英雄”的叙事中，最为核心的价值取向与教育功能是什么。
 让我们按图索骥，尝试以几个关键词为切入点，剖析隐藏在“陈景润情结”背后的那些纠结的声音。
 1，科学：
 无论“科教兴国”，或者“科学发展观”，其中的“科学”都仅仅局限在“理、工、农、医”这样狭小的范围内，而并未包含人文科学。这自然与建国以来快速发展社会主义的需要相吻合，并由此对中国半个世纪以来的教育格局产生了难以言喻的深远影响。
 同时，这种状况对中国科幻的影响也是决定性的，来自苏联的“科学文艺”、“科普”与 “科幻”的关系、“科幻姓科还是姓文”，建国以来的中国科幻，其承担的教化与科普功能，远远大于娱乐与审美功能，而对于科学家的刻画与崇拜，也始终是中国科幻与科普作品中出现率最高的主题。对于刘慈欣、何夕等出生于六七十年代，有着理工科专业背景的科幻作家来说，“科学”依然是一种信仰。在刘慈欣的短篇小说《朝闻道》中，科学家们为了获得科学真理而愿意献出自己的生命，这里的“科学”已不能仅仅与“知识”划等号，而成为一种被赋予太多欲望与力比多的意识形态神话。
 《朝闻道》与《伤心者》在青少年读者中引起的热烈反响，至少说明了在经历八九十年代的社会转型之后，这种将“科学”神圣化的魔咒依然有效，尽管大学里的热门专业变成了金融、管理与法律，但看着“两弹一星”与诺贝尔的故事长大，曾经立志要做科学家的理工科学生们，内心深处依旧对“科学”有一份未曾幻灭的崇高感。在《科幻世界》上刊登的那些故事里，这些年轻读者们重新找到了崇高感和归属感，并逐渐成为科幻粉丝群中的一员。（这其中就包括笔者本人在内）
 2，爱国主义与集体主义
 一切个人英雄主义的神话，最后都是集体主义的神话，“一个人的价值最终取决于他能为集体做出多大贡献”，这一点中国与好莱坞其实不相上下。但好莱坞的super hero更强调个人的成长与完满，通过被集体认可而确立自身的价值与存在感（这与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的现实密不可分）；而中国的陈景润式英雄，更多强调个人的牺牲与奉献，“为人民服务”、“为国争光”，本身就足以覆盖一个人最崇高的理想，信仰与价值观。
 这种价值取向直到今天，依然在相当纠结的方式组织着中国老百姓的情感结构，使“国家——民族”成为一组暧昧摇摆的概念，青年人们一边在网络上抨击政治体制与社会弊端，发誓“下辈子再不愿做中国人”，一边又由衷地为神七上天与08北京奥运会鼓劲叫好，而军旅题材的小说与电视剧，成为这种情绪另一个重要出口。在这个急功近利，物欲横行的时代，个人的理想与信仰无从依托，迫切需要重新讲述集体主义的神话。
 唐娜·哈拉薇在《塞博克宣言》中指出，科幻小说作为工业革命的产物与一种现代性神话，其主体形象天然是一个白人男性，手持科学与技术两样利器，进行探索世界改造世界的伟大历险，而大自然，动物，有色人种与女性，则一概被归为需要改造的对象。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美国大兵拯救世界”的滥套为何经久不衰。而《三体》系列则相当罕见也相当成功地通过对“陈景润情结”进行改写，塑造了“中国人拯救世界”的神话。这种拯救是通过潜心钻研而非战争，依靠知识与智慧而非技术与力量，以一种沉默坚韧而非耀武扬威的姿态得以实现。这样陈景润式的英雄们做出的贡献，已不仅仅是“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是直接成为整个地球文明的救世主。“小我”升华成为了包含整个人类在内的“大我”，这也是令青年读者们热血沸腾的重要原因之一。
 3，发展与竞赛
 作为曾有过军旅经验的刘慈欣，其对历史、战争、人类社会发展与国际局势的关切，在其作品中要体现得极为明显。于是我们看到，就如同好莱坞科幻片中的邪恶外星人，永远是苏联间谍、第三世界移民与恐怖分子的化身一样，《三体》系列中，三体文明直接选择了一个日本女人作为形象代言人，而地球文明则更像中国：一个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却在近现代的竞争中经历一系列挫败、苦难、狂飙突进、自我崇拜、信仰崩盘、自相残杀，历经种种折腾却始终不死的文明，然而两个文明之间长期的胶着与争斗，仅仅是弥漫在整个宇宙中残酷的“黑暗森林”法则统治下的小小一盘棋，“和平与发展”只是昙花一现，“战争与革命”才是永恒，在这样紧张的大环境下，如何确保自身的生存成了迫在眉睫的焦点问题。于是纵观全书，“发展与竞赛”变成重头戏。强敌在侧，岂能高枕无忧？这是《三体》系列的基调，也是刘慈欣以其理性主义的双眼，所看到的当下现实。
 然则在这残酷的发展与竞赛中，中国作为晚发现代化国家，面临着太多困难与窘境。敌强我弱，此时祈求人性、道德、平等，在刘慈欣这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看来注定无济于事，“零道德”的宇宙，表明刘慈欣不屑于在小说中给出任何温情脉脉的想象性解决，而要以绝对理性的方式，寻找一条困境中突围的道路。于是陈景润式的英雄成为其解开死结的一把钥匙——尽管技术与社会发展程度相差甚远，但依靠个人层面上的智慧、信念、意志力的对决，我们作为弱者，依然有可能替集体赢得获胜，而这种胜利，必然要以个人的巨大牺牲作为代价，这就是中国式的个人英雄神话。
 在刘慈欣之前的小说《全频带阻塞式干扰》中，青年少尉驾驶飞船撞向太阳；在《光荣与梦想》中，来自西亚穷国的女孩为了替祖国争取国际权益而倒在奥运会的马拉松跑道上；在《乡村教师》中，病床上奄奄一息的乡村教师通过教给孩子牛顿三定律而拯救了人类。这些小说中贯穿着刘慈欣特有的理性与浪漫：来自第三者的救赎是不存在的，必须靠个人去牺牲，去夺取，而这种夺取一旦胜利之日，也就是个人价值获得最大实现的时刻。在这一点上，刘慈欣与大力激赏“航天载人”精神的官方声音不谋而合。
 
 结语
 综上所述，《三体》中的“陈景润情结”，可以作为一个有趣的切入点，带领我们去解读此类叙事与创作、接受语境之间的关系。而本文则在此基础上，联系一些最基本的文本与事实，进行了较为粗略的梳理与分析工作。因篇幅有限，一些问题未能详细展开，更何况在一部作品的作者尚且在世时去妄谈其创作意图，原本就是十分危险的。遗漏疏忽之处，希望有兴趣的读者提出指教，自当感激不尽。
 
                     2011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