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舟：福岛，又一个广岛？(【读品】107辑)
weizhou.shen@gmail.com
四天来，日本的超级地震已激起了中国人（读作“中国的中产阶级”）诸多复杂的情绪。起初是同情（“日本人好可怜”）以及偶尔夹杂的憎恨（“活该”），随后是如滔滔江水般（或海啸般）的钦佩（“这种情况下日本人居然还是镇定有序，要是在中国，哼哼”），并由此衍生出某种难以言喻的敬畏（“这个民族太可怕了”），这两天又完全被一种忧虑和恐惧感所压倒（“核辐射会不会影响到我们？”“2012真的要来了吗”）。从这一点来说，官方新闻说得没错，日本地震确实“牵动着中国人民的心”。
在地震受损的福岛核电站近两天来的核泄漏，已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对这件事的心理认识：“他们的”地震已经变成了“我们的”核辐射。我也是今天才意识到这一点的——起因当然和许多人一样，是因为收到了许多好心的朋友转发来的短信，劝告我有必要为世界末日做好准备：“日本政府已经确认严重核泄漏，所有亚洲国家应该采取必要措施，一旦出现阴雨天气应当留在室内，关闭门窗并在第一个24小时内滞留在室内。暴露在空气中的皮肤有受到放射性污染的危险，首批放射性尘埃将在今天下午4点前到达。尤其小孩子尽量不要出门了。请转发给你的亲人！”
我很感谢他们把我列入“亲人”的行列，虽然我本人并不担忧自己的安全。和一个朋友聊起时，她为我表现出的满不在乎感到震惊：“这不是开玩笑的，是真的，DHL亚洲总部发出的。”我不知道DHL和核科技有何关系，不过能理解她这么说的原因：当人们在尝试使一个信息显得可信时总是引用某个权威来予以强化证实。她看我笑了笑，又说：“就算没有，这种事你也宁可信其有啊！让你老婆别带孩子出门了，好好在家呆着。”我谢了她的好意，但还是没忍住拖了一句：“如果真要是核辐射，呆在家里就有用吗？我还听有些人说有中子粒子，能穿墙杀死人。”她瞪大了眼：“是粉尘呀，就像酸雨那样，关上窗应该没事了吧。”
我无意把她描绘为一个抱有非理性恐惧的无知者，因为如我另一个朋友所言，确实“核总是给人不安全的感觉”。我之所以对此并不忧虑，当然不是因为我是吓大的，或者懂核科技（我是连低科技都未必了然的文科生），事实上我根本没有去了解这些相关技术原理，就本能地觉得此事不值得那么恐惧。理由很简单：我觉得福岛核电站事故就算再严重，也不可能比1945
年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轰炸产生更大的核污染——那可是在开放空间里的核爆炸，数十万日本人因爆炸或核辐射而死，但即便如此，也没听说在日本以外有谁因其核辐射而死。更不必说战后世界上那么多次核试验（中国当然也有，全国人民那时欢欣鼓舞，全然不担心核辐射从罗布泊飘来，其欢庆场面现在看来完全是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
因此在我看来，不要说福岛未必是又一个广岛，就算是，那恐怕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广岛核爆炸时辐射范围也不过几十公里，别说中国，似乎连大阪、京都等距离不远的日本大城市也没听说造成了什么核污染的灾难。即便福岛的核辐射“粉尘”通过好风凭借力，一路吹到中国上空，我想恐怕也不至于造成皮肤癌吧？而且听朋友说，理论上更易遭到核辐射的东京人，倒似乎比上海或北京的中产阶级更镇定。
当然了，大多数人会说，这种事“宁可信其有”嘛，何必拿自己的生命（或你孩子的生命）冒险。去网上看看，对这一事件的观点基本分为两大阵营，一类认为对中国造成负面影响的可能性极低（常常附上若干对外行来说相当艰涩的科学术语和原理介绍），另一类则相信多多少少总不会是好事（究竟多坏，其分布范围很广，从“24小时关窗在家即可避难”到“世界末日”级）。前者常常焦躁地发现，他们理性的科学观念无法说服后者相信，用我一个在美读硕士的朋友的话说，“我们普通民众反正都不是专家，谁知道是不是他说的这么回事情；现在政府想推广核电，或许只是借此出来安定人心。”这好像正如萧伯纳说的，一切职业都是针对外行的阴谋。我悻悻然说：“你要忧虑总是有理由的。”她回我一句：“你要不忧虑也总是不需要理由的。”
说得也是，其实我又为何本能地觉得这些不值得忧虑呢？因为我一向就觉得，现代人对某些无影无形的东西抱有的恐惧常常是非理性的，也正是对这种东西最易产生恐惧。前两年我们小区围墙外要建一座手机发射塔，结果遭到业主的强烈抗议，我家的信箱里塞满了许多自制的单页，信誓旦旦地声称这会产生危及身体的强辐射，“难道您不担忧您孩子的健康吗？”事后我询问同学中的一个这行专家，他笑笑说，只要按照一定标准，不会有什么危害的啦，其实全上海就有几千座手机信号的发射塔，“否则你手机怎么打电话呢？”只不过人们不知道的也罢了，看到近在家门口的就很害怕。说起来，前些年的反磁悬浮、反转基因食品之类的也大致如此，这几乎是一种都市传说的类型：某种人为制造的污染物，通过看不见的途径威胁到了所有人。有时，这是真实的（例如SARS）；有时，则是想像的（想像飘过的一朵云很可能有核辐射的粉尘）。但即便是真实，也不免总是要借助于想像（想想SARS期间人人都恐慌地想像着空气中可能有某种致命细菌）。
这种对无影无形之物的恐慌，说起来很类似于前现代的人们对巫术的恐惧——吹来核辐射物的风，几乎像是一阵虽不具形、但却致命的妖风。只不过我们现在以一种现代科技的语言重新包装了这种恐惧感。有句话说：古代的科技常常以迷信的面貌出现，而现代的迷信则常常以科技的面貌出现。我无意说，人们所有的这些担心都是多余的、非理性的，事实上他们这么想常常也是正常的，而且有时还是正确的，或者是一直在争论而难以骤下断言的（例如手机辐射、转基因食品是否对人体有害）。只不过这种事件恰好暴露了理性的限度，由此我们也要反思一下：对于晚清时那些相信世上有鬼魂、听信谣言（“洋人建造的铁路下都埋着一个孩子”）的所谓愚昧民众，是否也可以宽容一点？毕竟，在他们那个年代有这样的恐惧，和我们这个年代有另一些恐惧，说起来是出于同一种平常的心理机制。
本文刊于【读品】107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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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天来，日本的超级地震已激起了中国人（读作“中国的中产阶级”）诸多复杂的情绪。起初是同情（“日本人好可怜”）以及偶尔夹杂的憎恨（“活该”），随后是如滔滔江水般（或海啸般）的钦佩（“这种情况下日本人居然还是镇定有序，要是在中国，哼哼”），并由此衍生出某种难以言喻的敬畏（“这个民族太可怕了”），这两天又完全被一种忧虑和恐惧感所压倒（“核辐射会不会影响到我们？”“2012真的要来了吗”）。从这一点来说，官方新闻说得没错，日本地震确实“牵动着中国人民的心”。
在地震受损的福岛核电站近两天来的核泄漏，已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对这件事的心理认识：“他们的”地震已经变成了“我们的”核辐射。我也是今天才意识到这一点的——起因当然和许多人一样，是因为收到了许多好心的朋友转发来的短信，劝告我有必要为世界末日做好准备：“日本政府已经确认严重核泄漏，所有亚洲国家应该采取必要措施，一旦出现阴雨天气应当留在室内，关闭门窗并在第一个24小时内滞留在室内。暴露在空气中的皮肤有受到放射性污染的危险，首批放射性尘埃将在今天下午4点前到达。尤其小孩子尽量不要出门了。请转发给你的亲人！”
我很感谢他们把我列入“亲人”的行列，虽然我本人并不担忧自己的安全。和一个朋友聊起时，她为我表现出的满不在乎感到震惊：“这不是开玩笑的，是真的，DHL亚洲总部发出的。”我不知道DHL和核科技有何关系，不过能理解她这么说的原因：当人们在尝试使一个信息显得可信时总是引用某个权威来予以强化证实。她看我笑了笑，又说：“就算没有，这种事你也宁可信其有啊！让你老婆别带孩子出门了，好好在家呆着。”我谢了她的好意，但还是没忍住拖了一句：“如果真要是核辐射，呆在家里就有用吗？我还听有些人说有中子粒子，能穿墙杀死人。”她瞪大了眼：“是粉尘呀，就像酸雨那样，关上窗应该没事了吧。”
我无意把她描绘为一个抱有非理性恐惧的无知者，因为如我另一个朋友所言，确实“核总是给人不安全的感觉”。我之所以对此并不忧虑，当然不是因为我是吓大的，或者懂核科技（我是连低科技都未必了然的文科生），事实上我根本没有去了解这些相关技术原理，就本能地觉得此事不值得那么恐惧。理由很简单：我觉得福岛核电站事故就算再严重，也不可能比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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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轰炸产生更大的核污染——那可是在开放空间里的核爆炸，数十万日本人因爆炸或核辐射而死，但即便如此，也没听说在日本以外有谁因其核辐射而死。更不必说战后世界上那么多次核试验（中国当然也有，全国人民那时欢欣鼓舞，全然不担心核辐射从罗布泊飘来，其欢庆场面现在看来完全是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
因此在我看来，不要说福岛未必是又一个广岛，就算是，那恐怕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广岛核爆炸时辐射范围也不过几十公里，别说中国，似乎连大阪、京都等距离不远的日本大城市也没听说造成了什么核污染的灾难。即便福岛的核辐射“粉尘”通过好风凭借力，一路吹到中国上空，我想恐怕也不至于造成皮肤癌吧？而且听朋友说，理论上更易遭到核辐射的东京人，倒似乎比上海或北京的中产阶级更镇定。
当然了，大多数人会说，这种事“宁可信其有”嘛，何必拿自己的生命（或你孩子的生命）冒险。去网上看看，对这一事件的观点基本分为两大阵营，一类认为对中国造成负面影响的可能性极低（常常附上若干对外行来说相当艰涩的科学术语和原理介绍），另一类则相信多多少少总不会是好事（究竟多坏，其分布范围很广，从“24小时关窗在家即可避难”到“世界末日”级）。前者常常焦躁地发现，他们理性的科学观念无法说服后者相信，用我一个在美读硕士的朋友的话说，“我们普通民众反正都不是专家，谁知道是不是他说的这么回事情；现在政府想推广核电，或许只是借此出来安定人心。”这好像正如萧伯纳说的，一切职业都是针对外行的阴谋。我悻悻然说：“你要忧虑总是有理由的。”她回我一句：“你要不忧虑也总是不需要理由的。”
说得也是，其实我又为何本能地觉得这些不值得忧虑呢？因为我一向就觉得，现代人对某些无影无形的东西抱有的恐惧常常是非理性的，也正是对这种东西最易产生恐惧。前两年我们小区围墙外要建一座手机发射塔，结果遭到业主的强烈抗议，我家的信箱里塞满了许多自制的单页，信誓旦旦地声称这会产生危及身体的强辐射，“难道您不担忧您孩子的健康吗？”事后我询问同学中的一个这行专家，他笑笑说，只要按照一定标准，不会有什么危害的啦，其实全上海就有几千座手机信号的发射塔，“否则你手机怎么打电话呢？”只不过人们不知道的也罢了，看到近在家门口的就很害怕。说起来，前些年的反磁悬浮、反转基因食品之类的也大致如此，这几乎是一种都市传说的类型：某种人为制造的污染物，通过看不见的途径威胁到了所有人。有时，这是真实的（例如SARS）；有时，则是想像的（想像飘过的一朵云很可能有核辐射的粉尘）。但即便是真实，也不免总是要借助于想像（想想SARS期间人人都恐慌地想像着空气中可能有某种致命细菌）。
这种对无影无形之物的恐慌，说起来很类似于前现代的人们对巫术的恐惧——吹来核辐射物的风，几乎像是一阵虽不具形、但却致命的妖风。只不过我们现在以一种现代科技的语言重新包装了这种恐惧感。有句话说：古代的科技常常以迷信的面貌出现，而现代的迷信则常常以科技的面貌出现。我无意说，人们所有的这些担心都是多余的、非理性的，事实上他们这么想常常也是正常的，而且有时还是正确的，或者是一直在争论而难以骤下断言的（例如手机辐射、转基因食品是否对人体有害）。只不过这种事件恰好暴露了理性的限度，由此我们也要反思一下：对于晚清时那些相信世上有鬼魂、听信谣言（“洋人建造的铁路下都埋着一个孩子”）的所谓愚昧民众，是否也可以宽容一点？毕竟，在他们那个年代有这样的恐惧，和我们这个年代有另一些恐惧，说起来是出于同一种平常的心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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