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大建筑十大精品课程之三（下）——现代建筑设计方法论

南大建筑十大精品课程之三（下）
现代建筑设计方法论
授课老师：丁沃沃
关键词：方法论、建筑学、意识的困境、形式的困境、技术理性
星级评定：★★★★★
课程介绍：
    在对现代建筑的反思和批判的过程中，建筑师其实已经清晰的意识到：现代建筑从来就没有放弃过对形式的探索与追求，“功能决定形式”无非是一个看似合乎逻辑的美丽谎言。表面上，现代建筑好像是通过从功能出发的推演所得到的，但事实上，我们很难通过一张“泡泡图”的升起而设计出一个好建筑。在这样的经验和思考中，建筑师开始大胆的正视形式问题，并从城市、材质化、建筑自治三个角度展开了新一轮的探索。
    现代科学经历了近200年的发展，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但也同时遇到了难以解决的矛盾。许多科学研究都得出结论：整体并不是各成份的简单总和，它不但比成份的总和还要多些，而且还有作为整体所独有的性质。实践证明，从整体出发来认识事物是有成效的，而一些研究对象只有一开始就从整体研究才有可能把握问题的关键。结构主义思潮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它要求打破“原子论式的”研究方法，进行整体的研究。作为欧洲二十世纪的一种新的思维模式，结构主义也同样影响了建筑学科的发展。荷兰的结构主义（区别于俄国的结构主义和艾森曼的符号学）理论的核心人物阿尔多•凡•艾克就在这一领域作出了极大地贡献。他首先对现代主义建筑的英雄主义倾向和功能主义口号，以及雅典宪章设定的有关城市的主张提出了质疑。通过对原始部落的研究和对人群聚落基本需求的反思，得出了形式独立于功能存在的结论（建筑的功能自古至今基本没有变化，而形式却一直在变化发展）。基于这样的思考，凡•艾克通过一系列建筑实践来表达他对形式质量（即模糊性、互惠性、可逆性）的关注。在阿姆斯特丹的孤儿院中，他在继承现代主义建筑的空间遗产的同时，一反柯布西耶的非群体式的英雄主义建筑，通过基本空间单元的组合，创造了以聚落（整体）为概念的建筑空间。不仅如此，他的In-between概念在这一作品的空间设计中更是充分的得到了体现：柱子既是建筑的角部，也是场地的圆心；院子的中心亦是沙坑的边缘……这些赋予多重含义的空间，恰恰体现了凡•艾克对形式的模糊性、互惠性的追求。
    在荷兰结构主义通过整体认知的方式探索新形式的同时，罗西的《城市建筑学》则为建筑形式的探索开辟了新的道路。罗西尝试探索建筑自身存有的秩序（即城市本身）。他基于推论性的形式逻辑的操作，将类型学作为对象。他求助于一种极其清晰、可以唤醒一些集合在一起的记忆，并最终将这些记忆作为类型学所要达成的目标，将其置于于几何学的基础之上。罗西认为，固定的课题能够被改变意义，建筑形式的单元可以被重复运用于不同的目的。这一观点恰恰与荷兰结构主义的观点不谋而合。而谈到罗西的建筑，就不得不提起他在1979年为威尼斯双年展设计的“世界剧场”。每当夕阳西下，这座尖顶的“浮动建筑”便与威尼斯这座古老城市的剪影融为一体。而这也正是罗西运用类型学对威尼斯集体记忆所做的最好的纪念。
    形式的探索不仅在城市领域内蓬勃发展，在材质化的道路上同样开辟了新的天地。建筑形式及其材料的真实表现和表皮作为建筑设计的主题，成为了这一领域内的两个重要实践阵地：前者强调建筑形式忠实于材料的结构和构造属性，试图以此表达材料的真实性。后者则源于通过体积分割空间所带来的表皮设计问题（如1982年塞维利亚世博会比利时馆）。两者在探索的同时，也遭遇了新的困境：一方面，随着工业化标准化的发展，众多成熟优秀的建筑节点直接导致了“拼盘设计”的出现，未来的建筑师只需在已有的图集中进行选择，便可完成建筑设计（当然实际上没有这么简单）。而另一方面，表皮的误读与滥用则导致建筑设计走上了一条“现代洛可可”（Modern Rococo）的不归路。而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对于今天中国的大型公共建筑设计而言，后现代（Post Modern）的形体加上“现代洛可可”的表皮的特殊组合，成为了时下最适应市场需求的“混血儿”。
    在材质化道路遭遇瓶颈的同时，以艾森曼为代表的“纽约五”则在建筑自治的道路上展开了他们的探索。艾森曼在《图解日志》中对建筑空间句法的形式——网格（Grid，三号住宅为其集大成者）、立方体（Cubes，代表作二号住宅）、三维L形（L-Forms，代表作为十号住宅）以及流线型（Bars，会展中心设计）——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在功能的合理性和被接受程度上还存在着很多问题。建筑自治的实践案例也少之又少。
    建筑形式在上述领域的探索过程中所遇到的困境，并没有阻碍当代建筑的新探索。非欧几何、景观建筑学的兴起以及形质一体化的探索，都努力尝试摆脱这一困境：在非欧几何的探索中，艾森曼又一次成为了领军人物。他将黎曼几何的概念引入建筑领域，为形式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动力（空间不再由笛卡尔的正交坐标系描述，而是以弯曲变形的坐标系进行表达）。于此同时，先于现实探索的景观建筑学理论的兴起，则对形式的发展方向作出了预见。景观建筑学的核心并不在于自然地貌本身，而在于自然地貌的内在本质所显现的形式给建筑学带来的新希望。它主张向原始地貌、人工耕地、市政工程等自然或人造景观学习，试图利用景观的大尺度来解决大型建筑和城市设计的问题。特别是在面对城市化带来的密度、高度和蔓延等问题时，景观建筑学在城市设计和基础设施的统筹规划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在形质一体化的探索中，纽约的两个建筑师（Reiser and Umemoto）的研究则走在了前沿。他们摒弃了传统的建筑结构形式（框架体系），尝试将建筑的结构和空间合二为一。他们设计的如蜂巢般由微小结构单元组成的新型结构体系具有更强的抗破坏能力。这种局部损坏却不影响结构整体稳定性的新型结构体系，在911事件之后也越来越多的受到了建筑师和结构工程师们的重视。当然，材料的耗费和高额的建造成本则不可避免的成为了阻碍这一探索的关键问题。
    至此，我们回顾了现代建筑自诞生以来在形式上的探索历程。面对不断推陈出新的形式探索，我们不禁发问：为什么要放弃已有的成熟形式语言而把形式问题搞得如此复杂？这样的疑问实际上从根本上动摇了这些探索者们的理论基础。索尔莫（Robert Somol，曾为艾森曼的《图解日志》撰写前言）所宣布的“建筑学的死亡”，实际上指向的正是经典建筑学对形式真善美追求的死亡。在理论基础摇摇欲坠的困境面前，很多讨论又重新回归于城市，进而回到政治、经济乃至哲学层面来继续探索。当然，在形式探索的道路上仍有很多不服输的先驱者们继续进行着新的尝试：形式自治的探索植根于功能和空间（Function & Space）；城市问题的探索源于场地和条件（Site & Situation）；材质化的探索发端于建造和材料（Construction & Material）。经典建筑学的三大分支，既是这些探索的原动力，又是种种困惑的根源。三个分支上的不懈探索都是对真理的诉求，对“建筑学死亡”的否认。而这也构成了当今建筑学发展的“三足鼎立”的局面。
    意识的困境和形式的困境一方面令经典建筑学举步维艰，另一方面却促进了新的建筑思潮的蓬勃发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正是发自困境中彷徨后的呐喊。而理性的回归则自然而然的成为了建筑学科在遭遇困境后的一项探索。作为西方建筑学的本质和方法论的探索动力，形式理性无疑成为了回归理性的基础。在这一基础之上，众多理论的先驱们在理性之路上展开了新的征程：德国的理论家Jurgen Joedicke认为把建筑和科学对立起来是根本的错误。方法是为了达到目标的辅助手段，但是目标并不由方法决定，方法也不能代替知觉（即判断直觉）。于是在这类思想的指导下，建筑设计方法论企盼将建筑设计和其他学科等同起来，通过逻辑推理产生最佳方案。而当建筑设计所热衷的功能图示的演绎不能完全作为设计依据时（最好的例子就是莱特住宅的功能泡泡图完全一样，但建筑形式却完全不同），对行为科学的引入则越来越受到重视。亚历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依靠数据控制、选择、以及组合的数学方法，来追求建筑的自然生成。塔夫里（Manfredo Tafuri）寻求控制设计的客观的、合乎逻辑的分析方法，以此代替已经消失的语言学的统一（即现代建筑形式语言），并主宰设计。他探索语言信息传达层次上的共同意义，认为这些研究适用于建筑和城市设计的结构化。诺伯格•舒尔茨（Christian Norberg-Schulz）从现象学的角度表述了建筑形式生成的逻辑。体验的概念和场所经验被引进建筑学理论，并赋予建筑的形式语言以更为理性的属性。他基于语言学的角度提出了阐述建筑形式语言的三个层面，即类型学（Typology）、形态学（Morphology）和拓扑学（Topology）。而Braobent则将设计本身进行了分类，以实用型设计（Pragmatic Design，即从实用的角度启动的设计）、图标型设计（Iconic Design，即是指针对已有的既定“目标”进行的设计，如古街道的复原等）、分析型设计（Analogical Design，即通过逐步分析推演得出的设计）、规范性设计（Canonic Design，即需要根据特殊的规范进行的设计，如医院、学校等）……这些基于形式理性的理论探索，为建筑学的发展起到了极大地推动作用。
    在上述理论探索的基础之上，新的形式探索在形与数的内在关系和形式组织的外在动力上齐头并进：前者基于数学领域中的“数形一体”原则，借助于计算机编程技术，进行了一系列建筑形式数学表达的探索。小到家具，大到城市，数学空间向我们展现了它无穷的潜力。而一系列前沿探索的案例则鼓舞着后人在这条道路上继续前行。后者从城市形态、景观形态两个方面做出了新的探索。基于原胞自动机、分形数学等理论的设计实验，为我们开辟了建筑与城市设计的新天地；而Bill Hiller和Julienne Hanson（《空间句法》的作者）运用社会学原理，以人的社会生活行为为依据，所从事的聚落形态构成的探讨，则为城市形态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随着科学探索的深入，新形式的起源也在不断地涌现：建筑物理环境、建筑材料以及建筑施工，成为了三个形式探索的新方向。一系列包括南大自身研究成果在内的案例展示，为我们展现了当下学术前沿正在进行着的研究与探索。这些探索虽然对于我们今后投身设计院的设计生产而言没有什么“实用价值”，但对于我们了解建筑学及其自身的发展却有着及其重要的作用。
    作为整个课程的结束，第八讲对前面的七讲进行了全面概括的回顾和总结。西方古典建筑学的基础和现代性推动下的建筑学命题的拓展，在上世纪30年代几乎同时涌入中国，并深深地影响了中国“西学东进”的建筑学发展进程。中国从传统的建筑观念“一步登天”，直接跨越了西方历经几百年的建筑学发展历程，进入了“半古典半现代”的新时期。这场革命性的学科爆炸不仅造成了西方建筑学在中国的“水土不服”，还给中国未来建筑学的发展带来了本土化的“后遗症”。而对于西方建筑学的发展而言，现代主义建筑发展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意识和形式的困境，在“山穷水尽”的同时也带来了“柳暗花明”的新机遇。在这样的机遇下，建筑学的先锋派们在不同的分支领域建立起了各自研究的平台。不同的平台根植于不同的研究方法，而这些研究方法又取决于搭建平台所基于意识形态和目标，并与之相符。作为一个学科，建筑学赖以生存的回归理性的基础，正是在意识与形式的困境中渐渐清晰起来。对于建筑学而言，方法论的核心就是形式语言的依据。没有了方法，建筑学也就宣告了死亡。但这并不意味着建筑本身的死亡。毕竟，造房子和研究学问是两码事。
    现代建筑设计方法论这门课程，一方面帮助硕士研究生搭建起了一个建筑学科的基本框架，另一方面则为学生展现了当今建筑学科前沿的各种学术平台，使得学生能够在其中找到自己感兴趣的方向，从而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探索。
2011年0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