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闹剧
马克·里拉是一位非常值得尊敬的自由派，但是在最近一篇评论所谓“中国的施特劳斯派”的文章里，他也像其他自由派一样认为伊拉克战争是“闹剧”。并认为其中可能有施特劳斯派活动的影子。如果他隐有所指的话，大概指的就是前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这位施特劳斯的亲炙弟子一向被认为是新保守主义的共和党政府之鹰派外交的“策源地”。
开门见山：如果说伊拉克战争背后真的有施特劳斯派的影子的话，我不得不竖起大拇指说“good job”.至少在这一点上，施特劳斯派是值得敬佩的。我看到的是战后伊拉克人自由与福利实质上的改进——美国为自己为中东也为世界消灭了一个麻烦——中国的国家主义者看到的是超级大国令人羡慕的霸权扩张：虽然就目前来讲，所谓的国际正义突出的表现为美国的超级大国霸权扩张，但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我讨厌任何妄想通过加强政府或/和国家来改善本国境况的人，更别提把国家当成目的本身的人了。但不要认为正义战争的概念从一开始就是个骗人的把戏，启蒙主义一个很重要的推论就是：有些战争可能是正义的。而批判这一观点最得力的思想家是谁呢？是纳粹的桂冠法学家施米特。他是根本不承认任何正义存在的，所以为了维系和平，“形式上的国际法体系”就变得无比重要，哪怕这个体系下掩藏了任何正常的主权国家内部都无法容忍的罪恶。
爱因斯坦等等自由派因为莫名其妙的核武器、环境保护、人类福利（！）等等要求成立一个几乎一定是腐败堕落并不得不和罪恶妥协的世界政府（两份内容不同的联合国人Q公约本身就是这种妥协的产物，而联合国最初是作为世界政府的雏形加以筹备的），却无法容忍相对温和但却正义的多的美国霸权（这种诉求是以同时反对“美苏霸权”的面目出现的），此种程度的精神错乱如今虽然少见，但是自由派——甚至包括许多令人尊敬的自由至上主义者——一方面高呼自由，一方面却仇视自由世界的堡垒主动出击保卫与扩大自由政制之努力的矛盾做法却一直没有停止。
他们的看法，如果不是幼稚的，至少也欠缺深思熟虑。战争当然容不得儿戏，对每一场战争的评价都意味着某种责任，但是从二战以后一直延续到今天的近乎胡闹的“和平主义”运动，不可能对战争有任何深刻的反思，他们认为哪怕伊拉克在萨达姆的治下因为贫困、暴政死掉10000个人，也好过一场可能导致500人死亡的、几乎必然是局部的、有节制的战争。当然，说10000个人的生命贵重过500个人，很容易被指责成粗鄙的功利主义，但是说500个人的生命贵重过10000个已经受害于暴政的人，甚至千千万万还没有出生的，必然会受困于暴政的、伊拉克非伊拉克的人，这又算什么主义呢？美国没有义务为了别国的正义去花钱打仗，但它既然已这样做了，又为何一定要被指责为闹剧呢？
一提到罪恶，自由派就开始习惯性地谈论希特勒、绥靖主义，然而他们不是在反思，他们似乎认为，谈一谈希特勒和绥靖主义，就能一下推干净自己对待邪恶保持“中立”的责任，仿佛一下子变成有责任有担当，“明辨是非”的“知识分子”了——“我们至少不会对（已经死掉大半个世纪的）希特勒有同情心嘛”。这是一个对“正确”和“错误”唯恐避之不及的世界，因为据说过去一切的灾难都是由于非要分出个对错导致的，而争论这些根本没有意义。只要互相“承认”、“宽容”，那么个人与个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就会达成永久的和平。我不想对此多做评论，但我有一个问题：当你面对波尔布特时还在高呼“不干预”、当你看到法左的好学生趁着欧洲国家不负责任的撤离而在非洲横行时却仍然谴责“殖民主义”，那么你的宽容到底站在了哪一边呢？
开门见山：如果说伊拉克战争背后真的有施特劳斯派的影子的话，我不得不竖起大拇指说“good job”.至少在这一点上，施特劳斯派是值得敬佩的。我看到的是战后伊拉克人自由与福利实质上的改进——美国为自己为中东也为世界消灭了一个麻烦——中国的国家主义者看到的是超级大国令人羡慕的霸权扩张：虽然就目前来讲，所谓的国际正义突出的表现为美国的超级大国霸权扩张，但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我讨厌任何妄想通过加强政府或/和国家来改善本国境况的人，更别提把国家当成目的本身的人了。但不要认为正义战争的概念从一开始就是个骗人的把戏，启蒙主义一个很重要的推论就是：有些战争可能是正义的。而批判这一观点最得力的思想家是谁呢？是纳粹的桂冠法学家施米特。他是根本不承认任何正义存在的，所以为了维系和平，“形式上的国际法体系”就变得无比重要，哪怕这个体系下掩藏了任何正常的主权国家内部都无法容忍的罪恶。
爱因斯坦等等自由派因为莫名其妙的核武器、环境保护、人类福利（！）等等要求成立一个几乎一定是腐败堕落并不得不和罪恶妥协的世界政府（两份内容不同的联合国人Q公约本身就是这种妥协的产物，而联合国最初是作为世界政府的雏形加以筹备的），却无法容忍相对温和但却正义的多的美国霸权（这种诉求是以同时反对“美苏霸权”的面目出现的），此种程度的精神错乱如今虽然少见，但是自由派——甚至包括许多令人尊敬的自由至上主义者——一方面高呼自由，一方面却仇视自由世界的堡垒主动出击保卫与扩大自由政制之努力的矛盾做法却一直没有停止。
他们的看法，如果不是幼稚的，至少也欠缺深思熟虑。战争当然容不得儿戏，对每一场战争的评价都意味着某种责任，但是从二战以后一直延续到今天的近乎胡闹的“和平主义”运动，不可能对战争有任何深刻的反思，他们认为哪怕伊拉克在萨达姆的治下因为贫困、暴政死掉10000个人，也好过一场可能导致500人死亡的、几乎必然是局部的、有节制的战争。当然，说10000个人的生命贵重过500个人，很容易被指责成粗鄙的功利主义，但是说500个人的生命贵重过10000个已经受害于暴政的人，甚至千千万万还没有出生的，必然会受困于暴政的、伊拉克非伊拉克的人，这又算什么主义呢？美国没有义务为了别国的正义去花钱打仗，但它既然已这样做了，又为何一定要被指责为闹剧呢？
一提到罪恶，自由派就开始习惯性地谈论希特勒、绥靖主义，然而他们不是在反思，他们似乎认为，谈一谈希特勒和绥靖主义，就能一下推干净自己对待邪恶保持“中立”的责任，仿佛一下子变成有责任有担当，“明辨是非”的“知识分子”了——“我们至少不会对（已经死掉大半个世纪的）希特勒有同情心嘛”。这是一个对“正确”和“错误”唯恐避之不及的世界，因为据说过去一切的灾难都是由于非要分出个对错导致的，而争论这些根本没有意义。只要互相“承认”、“宽容”，那么个人与个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就会达成永久的和平。我不想对此多做评论，但我有一个问题：当你面对波尔布特时还在高呼“不干预”、当你看到法左的好学生趁着欧洲国家不负责任的撤离而在非洲横行时却仍然谴责“殖民主义”，那么你的宽容到底站在了哪一边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