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日记档：荒唐

                
                
毕业日记档
晚上毕业前清考。七点开始。我怀念着最终还能够在学校里荒唐的日子。这次考试之前半年就举行了，而我当时在广州。没回学校，办了缓考，结果三月份缓考又没考，于是拖到今天。更荒唐或者说浪漫的事情是，我跟一个外系的我都不知道名字的姑娘，聊了一个下午，聊到考试开始，我问，几点了？姑娘说，七点一刻。
飞奔下楼。直奔考场。半道给自己买了面包和醒目，害怕自己害饿。为了不让监考老师觉得我太嚣张，几口把醒目喝下肚，结果一边考试一边肚子不舒服。自己想，也就是年轻，身体能够这么糟蹋，再过二十年，也许就不能了。
年轻真好。当学生更好。可以把一件工作一拖半年不做，之后还马马虎虎的完成也不觉得不好。在学校里求学就像花钱进场吃自助餐，你进来了，钱已经花了，自己吃多少，就看你自己。而工作了，问题便倒转过来，是别人花钱，等着你这个厨子做饭，量少不好吃时间迟，你就等着被炒吧。而身为一个学生，你还真的可以就为了一个姑娘毫无目的的花费一个下午。甚至没有时间观念。你还可以胡扯。譬如这段话，就是在群里聊天时候随意敲下来的：
这个问题你之前已经辩论过了。但你追求清净的权利并不能够妨碍到别人可能会喜欢这样的对话的权利。因为这个群本身具备公共性，而一个真正具备公民意识的人会以为，一件具备公共性的事情，必须得到最广大人民的支持，才可以通过。你并不应该因为你觉得这样的对话是胡扯，就反对我们说话的权利。当然，我承认这样的对话肯定会惹起你的不满，但这便是民主的基本弊端之一。我到希望坏了我一个的名声，能够让更多的人获得了民主最基本的认识。民主并不是百益而无一害的。即使民主到了最纯粹的阶段，整个国家有一百个人，都支持剥夺这个人的权利，那么这个人的行为便真的应该被剥夺自由行动的权利了吗？如果在这个意义上去理解，这样的结果便是民主的暴政。多数的集合便自然的具备天然的正当性了吗？一个没经历过我同意的体制随意决定我的生活，我会觉得不公平。所以《一个湖边孤独散步者》的作者梭罗便不同意政府对他的征税行为，他认为那是不合法的。他真的就拒绝缴税，他认为政府提供的服务并不是他想要的，这样的惯例即使是延续了几千年，他也依旧有选择不同意的权力。陈建新同学的问题提的很好。这个社会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所以为了让大家的生活可以最基本的生活下去，社会能够以一种最低成本的情形运行下去，于是人们便规定了基本的框架，大家认为，这样的法律是合适。但在民主之外，聪明的国家还给民主可能产生的暴政，设定了共和的制度保证。
所谓民主共和，便这样诞生了，民主是最初人民对于贵族皇帝制度权利的篡夺。人们不接受权力只集中于少数人。于是他们便想自己执掌权力。权威被否决了，于是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投票权。但这样的做法可能会产生民主的暴政，大家其实还是生活于恐怖之中，因为任何时候你的权利都可能被大多数人以民主的权力所剥夺。如果没有更好的方式保护每一个具体的可能会产生不同的异端意见的人的话，每个人都是生存与恐惧和不确定性之中的。
如果你相信自己可能会产生自己的独特的和大众不同的意见的话，你就需要能够保证你的独特权利的权力。于是这样的框架便产生了。这就是共和。
共和制度的意思是，所谓裁决的权威，并不仅仅来自人数的多少。而是考虑更多的其他因素， 比如不同阶级之间不同的收入。不同的受教育状况。不同的认识。这些都是可能产生差异的原因。而共和就是保证这样的差异的框架。使每一个阶级都可能会有自己独特的在权力裁断机制中进行发言和投票的权力。
美国和中国的政治运行中的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美国的权力机关分上下院。中国则只有一院。上院在国际政治中一般代表贵族院，他们的人数不多，但是可以给判决带来稳定性和更多的合法性。如何让不同阶层人数不同的代表之间带来更多的合法性，这便是共和制度的初衷。而中国则只有一院，故而我们很少体会到这样的共和意味。
而美国分权彻底的意思是，它首先在国内政治框架中区分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而在立法权里又将立法区分为了上下院共同执掌权力。更进一步的是，这还只是在国家层面上的区分。在国家权力和州权力之间，大家有重新划分了分权的区间。所以我们可以说，美国的政治框架是比较合理的。
而在中国，最初的考虑则是，我们在召开全国人大的最初时刻，已经是在三反五反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之后的，这便在国内政治格局中基本假设了这样一个基础，组成我国政治基础的人民，他们的基本利益都是一致的了。他们不再需要区分上下院来分别代表人群中的多数和少数。故而我们只需要有一个权力机关便可以了。
当然，随着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完成，这个社会是否还是如此单纯，就个人见仁见智了。假如这个社会的分层状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定格的话，这个基本的政治假设所建立的政治框架，是否需要进行改进，则也取决于执政党的意见。事实上，这些年来私营企业主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席位，民营经济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便是执政党认同这样的社会现实的一种表现。
但最终这样的尝试是全国人大代表性更加广泛的尝试是否成功，是否可以以这样一种并不健全的体制去处理繁杂的事物，去更加公平的施行权力，则仍需要进一步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