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小回应
缘起如下:
http://www.douban.com/note/102959691/ 笔记人老师的原文及讨论
http://www.douban.com/note/103145357/ dpu老师的不和谐音回应
我想我在相当程度上是认同dpu老师所发出的不和谐音的,不论是文艺复兴时期西方的疯狂拆建还是对人性易短视的总结.若把古迹归于一个更宽泛的词"传统"之下来看的话,我们会看到其他许多社会层面可被称为是传统的东西,都是被发明的传统.换句话说,我们现在所渴望回归或者珍视的传统,其历史或许并不久远.具体到古迹拆修这个事情上,保育这一传统本身,就时间的悠久程度而言其实比不上乱拆建的"传统".我想,这应该是dpu老师的立足点.
只是在理论的层面上,一味追寻时间的久远,无限还原是没有意义的.我个人更倾向于将意识到"传统"被发明,当作一个很好的提醒.提醒我们在呼吁回归之前,或许应该先去辨识我们打算回归的传统,去梳理这样的传统究竟是为何以及如何被发明的.在怀旧的问题上,人们很容易变得罗曼蒂克和乌托邦化,这样的梳理和dpu老师的不和谐音实则是一剂清醒剂.尽管怀旧,保育这样的理念似乎本就是现代性的近代对应产物,但却不应当仅仅因为该传统/理念是在近代被发明就等而下之,或者把一切都消解于历史变迁中的话语权更替.套用<岁月神偷>里的台词:做人,总要有信.看清历史社会的变迁是理性智识的能力,但做出选择则不仅仅是理性思辨层面的问题了---用克尔凯郭尔的话说:你怎样信仰,就怎样生活.
<岁月神偷>的取景地永利街是保育方面一个很好的例子.也许是由于<岁月神偷>的火爆,原本会被拆除的永利街被保留了下来,甚至被香港政府钦定为某某文化基地(site).但现实层面上,街上的楼宇却是年久失修,居民长期苦于水电气,漏雨等等基础设施方面的故障.由于当地居民大多属于底层人士,自身无力修缮楼宇.同时,政府尽管将整条街定为文化保育单位却无力/不能出资援助(因为是对其他普通居民的某种不公).于是,有人会问:这样的保育究竟意义何在?究竟应该是拆,还是不拆?
不论是在永利街还是湾仔街市的问题上,港大学者阿巴斯在<Hong Kong: 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中指出的一个悖论是我十分认同的:当某些历史建筑成为文化保育的关注点时,它们所承载的文化其实已经消逝,或者说处于无法挽回的消逝当中.也即,一旦当人们意识到某建筑所承载的文化时,正正说明该文化已经与当下的生活疏离,缺少了社会生活的支撑.比起博物馆中僵硬的"文物"尸体,这些建筑也不过是半死不活而已.既然无可挽回,那么是否更加没有必要保育呢?
豪斯曼对于巴黎的改造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德国人的城市理念.于是,在1840-1880年间,科隆大教堂周围的居民建筑都被逐一拆迁,彼时科隆的建筑师如Stubben,都认为拆去教堂周围的居民建筑,而将大教堂至于一个敞亮的广场之上最有利于展现大教堂的荣光.这,也正是我们如今看到的科隆教堂.但这样的一种disencumbration的方式,却是遭致当时天主教教会的抱怨:这一改造/保育下的教堂已经不再是教堂,而更多的是一个showpiece.当教堂暴露于广场的交通之下,里面祷告的人恐怕都会受到打扰.本质上,教堂是为其周围的居民信众而存在的,当信众都被迁走,教堂亦不再是教堂.
在我看来,上面的两个例子,很好地体现了保育中现实层面的悖论,也更加凸显了笔记人老师所强调的:那个东西跟具体人群的关联.所以,拆还是不拆,保育还是不保育,对我来说不是一个to be or not to be, a还是b的选择题,或者更进一步地说不是一个好问题.更加值得思考的,是一个以如何(how)来开头的open question.如果拆,那么如何重建?如果不拆,保育要如何做,如何让古迹不僵死?如何让建筑(不论新旧)融入所谓的urban fabric?我相信,等到对于上述问题有了较为明晰的答案之时,拆还是不拆自然也就有了答案.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想我反而更倾向于笔记人老师那一边.
http://www.douban.com/note/102959691/ 笔记人老师的原文及讨论
http://www.douban.com/note/103145357/ dpu老师的不和谐音回应
我想我在相当程度上是认同dpu老师所发出的不和谐音的,不论是文艺复兴时期西方的疯狂拆建还是对人性易短视的总结.若把古迹归于一个更宽泛的词"传统"之下来看的话,我们会看到其他许多社会层面可被称为是传统的东西,都是被发明的传统.换句话说,我们现在所渴望回归或者珍视的传统,其历史或许并不久远.具体到古迹拆修这个事情上,保育这一传统本身,就时间的悠久程度而言其实比不上乱拆建的"传统".我想,这应该是dpu老师的立足点.
只是在理论的层面上,一味追寻时间的久远,无限还原是没有意义的.我个人更倾向于将意识到"传统"被发明,当作一个很好的提醒.提醒我们在呼吁回归之前,或许应该先去辨识我们打算回归的传统,去梳理这样的传统究竟是为何以及如何被发明的.在怀旧的问题上,人们很容易变得罗曼蒂克和乌托邦化,这样的梳理和dpu老师的不和谐音实则是一剂清醒剂.尽管怀旧,保育这样的理念似乎本就是现代性的近代对应产物,但却不应当仅仅因为该传统/理念是在近代被发明就等而下之,或者把一切都消解于历史变迁中的话语权更替.套用<岁月神偷>里的台词:做人,总要有信.看清历史社会的变迁是理性智识的能力,但做出选择则不仅仅是理性思辨层面的问题了---用克尔凯郭尔的话说:你怎样信仰,就怎样生活.
<岁月神偷>的取景地永利街是保育方面一个很好的例子.也许是由于<岁月神偷>的火爆,原本会被拆除的永利街被保留了下来,甚至被香港政府钦定为某某文化基地(site).但现实层面上,街上的楼宇却是年久失修,居民长期苦于水电气,漏雨等等基础设施方面的故障.由于当地居民大多属于底层人士,自身无力修缮楼宇.同时,政府尽管将整条街定为文化保育单位却无力/不能出资援助(因为是对其他普通居民的某种不公).于是,有人会问:这样的保育究竟意义何在?究竟应该是拆,还是不拆?
不论是在永利街还是湾仔街市的问题上,港大学者阿巴斯在<Hong Kong: 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中指出的一个悖论是我十分认同的:当某些历史建筑成为文化保育的关注点时,它们所承载的文化其实已经消逝,或者说处于无法挽回的消逝当中.也即,一旦当人们意识到某建筑所承载的文化时,正正说明该文化已经与当下的生活疏离,缺少了社会生活的支撑.比起博物馆中僵硬的"文物"尸体,这些建筑也不过是半死不活而已.既然无可挽回,那么是否更加没有必要保育呢?
豪斯曼对于巴黎的改造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德国人的城市理念.于是,在1840-1880年间,科隆大教堂周围的居民建筑都被逐一拆迁,彼时科隆的建筑师如Stubben,都认为拆去教堂周围的居民建筑,而将大教堂至于一个敞亮的广场之上最有利于展现大教堂的荣光.这,也正是我们如今看到的科隆教堂.但这样的一种disencumbration的方式,却是遭致当时天主教教会的抱怨:这一改造/保育下的教堂已经不再是教堂,而更多的是一个showpiece.当教堂暴露于广场的交通之下,里面祷告的人恐怕都会受到打扰.本质上,教堂是为其周围的居民信众而存在的,当信众都被迁走,教堂亦不再是教堂.
在我看来,上面的两个例子,很好地体现了保育中现实层面的悖论,也更加凸显了笔记人老师所强调的:那个东西跟具体人群的关联.所以,拆还是不拆,保育还是不保育,对我来说不是一个to be or not to be, a还是b的选择题,或者更进一步地说不是一个好问题.更加值得思考的,是一个以如何(how)来开头的open question.如果拆,那么如何重建?如果不拆,保育要如何做,如何让古迹不僵死?如何让建筑(不论新旧)融入所谓的urban fabric?我相信,等到对于上述问题有了较为明晰的答案之时,拆还是不拆自然也就有了答案.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想我反而更倾向于笔记人老师那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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