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清末宪政(上)
1904年至1905年,日俄之间爆发战争。
战争最为吊诡之处在于,双方开仗的原因竟是为了争夺中国北方领土的控制权。而作为土地所有国的清政府却发表声明说,对双方表示中立,中方不会参战。
除了土地之外,这场战争看起来与中国似乎再无关系。但是它对中国的影响却相当深远,对于中国政局的震动,甚至超过了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历次对外作战的影响,并最终发生了瓦解满人统治的清末宪政运动。
维新的悲剧
但详细考察清末的宪政运动,起因还要追溯到十年前。
1894至1895年,中日甲午海战爆发。清廷花费巨资打造多年的、号称“亚洲第一舰队”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日军如潮水般涌入中国,曾经平定了太平天国和捻军的淮军招架不住,一退再退,以致京畿震动。
清政府最终万不得已,只好委曲求全,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不但放弃了在朝鲜的固有权利,赔了大量的银两给日本政府作为战争损失,还割让了台湾列岛,使其沦落日寇手中达五十余年,诚为惨烈之极。
此战如此惨痛,却未能使清政府统治者在制度革新上达成一致。保守派的某些想法让今人思来犹觉不可思议,譬如吏部主事叶德辉《郎园书札》中讲道,“今人动言日本变法,骤至富强,不知日本幸遇我惜兵爱民之中国耳。向使以区区三岛,抗行于穷兵黩武之俄法间,吾知成败之数且有不可逆睹者矣。”意思是说,中国的战败不过由于是礼仪之邦,政府爱惜士兵百姓罢了。何况胜败是兵家常事,倘若日本与穷兵黩武的俄国法国相战的话,恐怕就终究要失败了。
叶德辉是清末的学术大家,士绅阶层的精英分子,他的思考仍然是这样,又遑论无知无识的芸芸大众?
除开保守派,中国国内也存在激进的派别。他们在朝野之中的议论激发了士人阶层的危机意识。康有为资历威望一点也无,虽为举人但本质上仍不过相当于一介布衣,却趁这样的机会,以公车上书的方式振臂呼喊,进入到清朝统治的核心区,用鼓动当时的皇帝光绪变法的方式希望达成变革。
这样的变动,在当朝并无先例。这在某种程度上充分说明,变法革新虽然尚不是成为中国思潮的主流,但至少不是一个突来的想法,否则远在深宫的光绪帝如何会急迫的选择这个有些不切实际的维新主张?
康有为多年来游历四方,对海外的思潮和制度有大略的了解,在此基础上融合中外,维新变法的思考由来已久,在民间学界名声犹大,此次变革不过是理想照进现实罢了。
康有为在参政期间上书甚多,但论起来,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要以君主立宪之议最为紧要。后来的学者较少说起康有为政治改革所起到的积极影响,可至少这一点开了清末立宪先声。
他对光绪上书说,“今欧日之强,皆以开国会行立宪之故。皇上翕受嘉谟,毅然断行,此中国之福也,生民之幸也。请即定立宪为国体,预订国会之期。”又批评当时的专制制度说,“吾国行专制政体,一君与大臣熟人共治其国,国安得不弱?盖千百万之人,胜于数人者,自然之数也”,以此点明了政体的变化和宪政建立的方法。康又亲自拟定了方略和实行的步调,按后来的程序来看,这一方略与清末成就的宪政主张又几乎完全一致。
可惜康有为书生参政,毫不考虑当时的朝野局势,虽然提出改变时弊的变法图强主张,却自以为本着儒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态度即可。在执行中凡事不免激进自傲,最终的道路几乎是注定了的。
而作为主导的光绪皇帝固然深为嘉许,但却无兵权在握,无异于一个有着泥脚的巨人,甚至是一个孤零零的深宫人质,掌握实际权力的慈禧太后恨康梁入骨,这维新变法的路子不过走了百多天,就被强行终止了。
瞬间的变化
康梁出逃海外,谭嗣同等六人死在菜市口,这一次虚拟宪政的失败的相当迅速。
康梁的宪政虽然没有成功,但却不能说毫无作用。百日维新以后,民智大开,加之内忧外患,晚清满族政权就更在风雨飘摇之中了,这种趋势加重了社会要求宪政改革的各项要素。
1900年,慈禧太后因为一个消息的失误,以为洋人要重新扶植光绪帝,盛怒之下借义和团运动攻击东交民巷洋人使馆,造成八国联军突入北京。慈禧太后仓皇携光绪帝穿民服逃至西安。民情于此,瞬间大变。
1898年百日维新时,变法阻力甚大。梁启超后来回击革命派称其守旧时,回顾说,“今日中国闻立宪共和之论却走者尚占大多数,(当时如)不引证先圣最有力之说以为奥援,安能树一壁垒,与两千年劲敌抗耶”。但时隔五年,到1903年,康有为再次上书慈禧,情况已经大不相同。他规劝慈禧太后归政光绪帝,并进而描述说,“近者举国纷纷皆言变法,庚辛累诏,皆以采用西法为言。盖危弱既形,上下恐惧。虽昔者守旧之人,力翻新政者,今亦不得不变计矣。”意思是说,当今之时,改革已众望所归,考虑到国家的局势,连守旧派都不得不变革自己的主意了,那么作为太后的你又当何想呢?
到1905年,江苏的名士张謇致书袁世凯时,说法已更加激进,他隐晦的希望袁世凯携兵进谏,以求立宪改造中国的制度。他说“日俄之胜负,立宪专制之胜负也。今全球完全专制之国谁乎?一专制当众立宪尚可幸乎?”又说,“公今揽天下重兵,肩天下重任,宜与国家有死生休戚之谊。顾亦知国家之危,非夫甲午庚子所得比方乎?不变政体,枝枝节节无补救之益也。”这在当时具有相当的前瞻性质。
正如前文所讲,日俄战争的爆发,最终成为推动宪政改革的最后一根稻草。俄国人战败,从实际中回击了中国保守派日本不能战胜俄国的论调,推行宪政再无藉口,从实质上把宪政改革推到了第一线。
《东方杂志》撰文描述当时的情况,丝毫没有表示出因日俄之战发生在国土之上而应有的悲哀愤怒,甚至欢呼说,“大哉日俄之战,岂非天意所以示其趋向,而启中国宪政之萌芽者乎?彼俄之见衄于日也,乃专制之败于立宪国也,是天犹未厌中国也。”意为日本在十年间接连战败了中俄两个大国,没有其它的理由,就是表明了宪政比专制更为优胜,俄国的败绩实在是老天帮了中国,如果不能在政治制度上打开缺口,中国还有什么希望?
宪政改革的呼声大涨,孙文等人的革命也开始摇动清朝的根基,海内外的暴力事件频频发作,大好河山几乎到处硝烟弥漫。这不由得清政府不惊恐万状,正是由于国内民众斗争的争取,相对于革命,让清廷已然觉得,持保皇态度的立宪改革已经是温和可行的最后一条路。如果真把这些要求立宪的呼声推向革命一边,专制之国无愚民不立,清政府又当如何存在?
推算下来,此时距离距离康有为要求君主立宪改革的维新变法过了仅仅不到七年,要求宪政的尺寸已经远远超过当年康梁所求。社会进步,既非人所能料,也非人所能掌控的,彻底的变动不过只是一瞬间的事。
仇敌定下的方案
宪政既已成各界民意,推无可推。慈禧虽不情愿,却也只好先走出第一步。于是清政府在社会各界的强烈要求下,乃于1905年设立了“考察政治馆”,并先期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以比较中西方的不同,同时提出具体的立宪方案,准备立宪改革。
但是也并非所有人属意宪政,原定出洋的五大臣中本有徐世昌和绍英在内,不料还未出行就在北京正阳门车站遇到了炸弹袭击,二人由此心惊胆颤,死活不肯再走。清政府最后不得已把名单修改为载沣、戴鸿慈、端方、尚其亨与李圣铎。
五大臣都是清政府内比较优秀的官员,但中西文化有很大不同,政治又是精深的技术,区区一年是无论如何也学不完全的。当时随行的熊希龄头脑灵活,又是改革派的人物,就想出由人代笔的方案。他提了梁启超和杨度两个人,他以为因为政治禁锢的原因,对各国宪法研究通透的中国人没有几个,不倾向革命的就更少了。
但问题出在,梁启超被清政府追捕多年,在海外仍然攻击清廷的作为,慈禧在1901年仍下旨痛斥其为逆党,视为清政府的大敌,有谁敢公开提出呢?
最后只好找到当时的奇才杨度,希望他来写一篇《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作为奏请清政府立宪改革的材料,以交付政府委托的任务。杨度听闻之后又欣然同意,这件事也就做成了。
杨度最后写了三篇文章交给熊希龄,两篇是《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施宪政之程序》,为其亲自所写。而熊希龄所提出的题目《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却仍是清政府的仇敌梁启超执笔完成。
此事后来众说纷纭。但无论怎样,这不能说这不是一个绝大的喜剧。
可惜慈禧太后根本就没有立宪改革的意思,面对这篇充满了革命精神要求改变政权形式的文章,也许又让她回想到那些不愉快的日子。她假惺惺的做戏,仍无确实的表示。当时法国某报记者写文章一语道破,“清慈禧之欲立宪,实清太后愚民之术”。而载泽说的就更加直白,他上奏就说,“立宪的好处,乃能排除革命党所宣扬之中国为半文明的专制制度耳”。在清政府统治层面,根本毫无没有立宪的诚意。
战争最为吊诡之处在于,双方开仗的原因竟是为了争夺中国北方领土的控制权。而作为土地所有国的清政府却发表声明说,对双方表示中立,中方不会参战。
除了土地之外,这场战争看起来与中国似乎再无关系。但是它对中国的影响却相当深远,对于中国政局的震动,甚至超过了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历次对外作战的影响,并最终发生了瓦解满人统治的清末宪政运动。
维新的悲剧
但详细考察清末的宪政运动,起因还要追溯到十年前。
1894至1895年,中日甲午海战爆发。清廷花费巨资打造多年的、号称“亚洲第一舰队”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日军如潮水般涌入中国,曾经平定了太平天国和捻军的淮军招架不住,一退再退,以致京畿震动。
清政府最终万不得已,只好委曲求全,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不但放弃了在朝鲜的固有权利,赔了大量的银两给日本政府作为战争损失,还割让了台湾列岛,使其沦落日寇手中达五十余年,诚为惨烈之极。
此战如此惨痛,却未能使清政府统治者在制度革新上达成一致。保守派的某些想法让今人思来犹觉不可思议,譬如吏部主事叶德辉《郎园书札》中讲道,“今人动言日本变法,骤至富强,不知日本幸遇我惜兵爱民之中国耳。向使以区区三岛,抗行于穷兵黩武之俄法间,吾知成败之数且有不可逆睹者矣。”意思是说,中国的战败不过由于是礼仪之邦,政府爱惜士兵百姓罢了。何况胜败是兵家常事,倘若日本与穷兵黩武的俄国法国相战的话,恐怕就终究要失败了。
叶德辉是清末的学术大家,士绅阶层的精英分子,他的思考仍然是这样,又遑论无知无识的芸芸大众?
除开保守派,中国国内也存在激进的派别。他们在朝野之中的议论激发了士人阶层的危机意识。康有为资历威望一点也无,虽为举人但本质上仍不过相当于一介布衣,却趁这样的机会,以公车上书的方式振臂呼喊,进入到清朝统治的核心区,用鼓动当时的皇帝光绪变法的方式希望达成变革。
这样的变动,在当朝并无先例。这在某种程度上充分说明,变法革新虽然尚不是成为中国思潮的主流,但至少不是一个突来的想法,否则远在深宫的光绪帝如何会急迫的选择这个有些不切实际的维新主张?
康有为多年来游历四方,对海外的思潮和制度有大略的了解,在此基础上融合中外,维新变法的思考由来已久,在民间学界名声犹大,此次变革不过是理想照进现实罢了。
康有为在参政期间上书甚多,但论起来,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要以君主立宪之议最为紧要。后来的学者较少说起康有为政治改革所起到的积极影响,可至少这一点开了清末立宪先声。
他对光绪上书说,“今欧日之强,皆以开国会行立宪之故。皇上翕受嘉谟,毅然断行,此中国之福也,生民之幸也。请即定立宪为国体,预订国会之期。”又批评当时的专制制度说,“吾国行专制政体,一君与大臣熟人共治其国,国安得不弱?盖千百万之人,胜于数人者,自然之数也”,以此点明了政体的变化和宪政建立的方法。康又亲自拟定了方略和实行的步调,按后来的程序来看,这一方略与清末成就的宪政主张又几乎完全一致。
可惜康有为书生参政,毫不考虑当时的朝野局势,虽然提出改变时弊的变法图强主张,却自以为本着儒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态度即可。在执行中凡事不免激进自傲,最终的道路几乎是注定了的。
而作为主导的光绪皇帝固然深为嘉许,但却无兵权在握,无异于一个有着泥脚的巨人,甚至是一个孤零零的深宫人质,掌握实际权力的慈禧太后恨康梁入骨,这维新变法的路子不过走了百多天,就被强行终止了。
瞬间的变化
康梁出逃海外,谭嗣同等六人死在菜市口,这一次虚拟宪政的失败的相当迅速。
康梁的宪政虽然没有成功,但却不能说毫无作用。百日维新以后,民智大开,加之内忧外患,晚清满族政权就更在风雨飘摇之中了,这种趋势加重了社会要求宪政改革的各项要素。
1900年,慈禧太后因为一个消息的失误,以为洋人要重新扶植光绪帝,盛怒之下借义和团运动攻击东交民巷洋人使馆,造成八国联军突入北京。慈禧太后仓皇携光绪帝穿民服逃至西安。民情于此,瞬间大变。
1898年百日维新时,变法阻力甚大。梁启超后来回击革命派称其守旧时,回顾说,“今日中国闻立宪共和之论却走者尚占大多数,(当时如)不引证先圣最有力之说以为奥援,安能树一壁垒,与两千年劲敌抗耶”。但时隔五年,到1903年,康有为再次上书慈禧,情况已经大不相同。他规劝慈禧太后归政光绪帝,并进而描述说,“近者举国纷纷皆言变法,庚辛累诏,皆以采用西法为言。盖危弱既形,上下恐惧。虽昔者守旧之人,力翻新政者,今亦不得不变计矣。”意思是说,当今之时,改革已众望所归,考虑到国家的局势,连守旧派都不得不变革自己的主意了,那么作为太后的你又当何想呢?
到1905年,江苏的名士张謇致书袁世凯时,说法已更加激进,他隐晦的希望袁世凯携兵进谏,以求立宪改造中国的制度。他说“日俄之胜负,立宪专制之胜负也。今全球完全专制之国谁乎?一专制当众立宪尚可幸乎?”又说,“公今揽天下重兵,肩天下重任,宜与国家有死生休戚之谊。顾亦知国家之危,非夫甲午庚子所得比方乎?不变政体,枝枝节节无补救之益也。”这在当时具有相当的前瞻性质。
正如前文所讲,日俄战争的爆发,最终成为推动宪政改革的最后一根稻草。俄国人战败,从实际中回击了中国保守派日本不能战胜俄国的论调,推行宪政再无藉口,从实质上把宪政改革推到了第一线。
《东方杂志》撰文描述当时的情况,丝毫没有表示出因日俄之战发生在国土之上而应有的悲哀愤怒,甚至欢呼说,“大哉日俄之战,岂非天意所以示其趋向,而启中国宪政之萌芽者乎?彼俄之见衄于日也,乃专制之败于立宪国也,是天犹未厌中国也。”意为日本在十年间接连战败了中俄两个大国,没有其它的理由,就是表明了宪政比专制更为优胜,俄国的败绩实在是老天帮了中国,如果不能在政治制度上打开缺口,中国还有什么希望?
宪政改革的呼声大涨,孙文等人的革命也开始摇动清朝的根基,海内外的暴力事件频频发作,大好河山几乎到处硝烟弥漫。这不由得清政府不惊恐万状,正是由于国内民众斗争的争取,相对于革命,让清廷已然觉得,持保皇态度的立宪改革已经是温和可行的最后一条路。如果真把这些要求立宪的呼声推向革命一边,专制之国无愚民不立,清政府又当如何存在?
推算下来,此时距离距离康有为要求君主立宪改革的维新变法过了仅仅不到七年,要求宪政的尺寸已经远远超过当年康梁所求。社会进步,既非人所能料,也非人所能掌控的,彻底的变动不过只是一瞬间的事。
仇敌定下的方案
宪政既已成各界民意,推无可推。慈禧虽不情愿,却也只好先走出第一步。于是清政府在社会各界的强烈要求下,乃于1905年设立了“考察政治馆”,并先期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以比较中西方的不同,同时提出具体的立宪方案,准备立宪改革。
但是也并非所有人属意宪政,原定出洋的五大臣中本有徐世昌和绍英在内,不料还未出行就在北京正阳门车站遇到了炸弹袭击,二人由此心惊胆颤,死活不肯再走。清政府最后不得已把名单修改为载沣、戴鸿慈、端方、尚其亨与李圣铎。
五大臣都是清政府内比较优秀的官员,但中西文化有很大不同,政治又是精深的技术,区区一年是无论如何也学不完全的。当时随行的熊希龄头脑灵活,又是改革派的人物,就想出由人代笔的方案。他提了梁启超和杨度两个人,他以为因为政治禁锢的原因,对各国宪法研究通透的中国人没有几个,不倾向革命的就更少了。
但问题出在,梁启超被清政府追捕多年,在海外仍然攻击清廷的作为,慈禧在1901年仍下旨痛斥其为逆党,视为清政府的大敌,有谁敢公开提出呢?
最后只好找到当时的奇才杨度,希望他来写一篇《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作为奏请清政府立宪改革的材料,以交付政府委托的任务。杨度听闻之后又欣然同意,这件事也就做成了。
杨度最后写了三篇文章交给熊希龄,两篇是《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施宪政之程序》,为其亲自所写。而熊希龄所提出的题目《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却仍是清政府的仇敌梁启超执笔完成。
此事后来众说纷纭。但无论怎样,这不能说这不是一个绝大的喜剧。
可惜慈禧太后根本就没有立宪改革的意思,面对这篇充满了革命精神要求改变政权形式的文章,也许又让她回想到那些不愉快的日子。她假惺惺的做戏,仍无确实的表示。当时法国某报记者写文章一语道破,“清慈禧之欲立宪,实清太后愚民之术”。而载泽说的就更加直白,他上奏就说,“立宪的好处,乃能排除革命党所宣扬之中国为半文明的专制制度耳”。在清政府统治层面,根本毫无没有立宪的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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