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绪尔生平事迹及其学术道路
索绪尔生平事迹及其学术道路
Contributor: Binphon | Updated: 2009-4-7
瑞士学者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是杰出的语言学家和思想家。他的思想及理论在世界文化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本人则因此而被推崇为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和结构主义哲学的先驱者之一。索绪尔在语言理论方面的创见深深地影响了现代语言学的发展历程，构成了现代语言学的基本内容，构筑了此后语言科学的基本框架。正如英国语言学家罗宾斯(R.Robins)所说：“索绪尔对20世纪语言学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可以说，是他开创了20世纪的语言学。”[1] 另一位英国学者莱昂斯(J.Lyons)也曾就此论道：“如果有谁称得上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的话，那么他就是伟大的瑞士学者索绪尔……现时可分出许多不同的语言学流派，这些流派都直接或间接地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以下简称《教程》)的影响。”[2]
2013年将是索绪尔逝世一百周年纪念，2016年则是《教程》出版一百周年纪念。随着有关研究资料的丰富和相关纪念活动的开展，索绪尔研究有望成为21世纪国际语言学界的热点和亮点之一。了解索绪尔，有助于追溯现代语言学发展的百年历程和把握作为一门科学的语言学的历史脉搏。
1857年10月26日，索绪尔出生在瑞士日内瓦一个殷实的法裔家庭里。这个家族颇具科学传统，曾出过生物学家、博物学家、物理学家和地质学家。索绪尔自幼便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科学思想的熏陶，表现出良好的语言天赋，学会了法语、德语、英语、拉丁语和希腊语。在祖父的朋友、古生物语言学家皮克戴特(A.Pictet)的影响下，少年索绪尔对语言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在不满15岁时就写出了第一篇语言学论文《论诸语言》[3] (Essai Sur Les Langues)，试图证明所有语言中的词都起源于由3个辅音组成的一些词根。文中的假设虽然显得有些幼稚，但却说明索绪尔很早就已具备了对语言现象的极强的抽像思维能力，而这正是来自于家族思维方式的影响。索绪尔研究专家毛罗(T. de Mauro)曾说过：“他(指索绪尔)对家庭传统的背叛只涉及研究的内容。至于科学的思想形式，那是他家经由他父亲的直接教育继承下来的，这构成了索绪尔一生治学和著述的最典型的特征。”[4]
1870年，索绪尔进入马迪纳专科学校(l'institut Martine)。在学习希腊语时，他发现“响鼻音”在希腊语音位系统的演变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一定条件下(主要指在词中的位置)，两个辅音之间的n 可以变成a。他的这一发现比后来人们所公认的布鲁格曼(K.Brugmann)的发现早了整整3年。
1873-1875年，索绪尔在日内瓦公立高中学习，仍对语言学兴趣盎然。在皮克戴特的建议下，他开始自学梵语，阅读了葆朴的《梵语语法》(Grammaire du sanscrit)和库尔替乌斯(G.Curtius)的《希腊语词源学基础》(Grundzuge der griechischen Etymologie)，这不仅为他日后的语言学研究打下了良好的语言基础，还使他发现了两位学者在思想方法上的分歧。
1875年，18岁的索绪尔进入日内瓦大学学习。由于受家族传统的影响，他主修化学和物理学，但他同时还选修了哲学、历史、艺术和语言学等方面的课程。经过近1年的学习，索绪尔更加坚定了从事语言学研究的决心。他致信伯尔盖纳(A.Bergaine)申请加入刚刚成立不久的巴黎语言学会(la Societe de Linguistique de Paris)，同时寄上了论文《论后缀-T》(Le Suffixe -T)。1876年5月13日，索绪尔正式成为该学会的一员。
1876年10月，索绪尔转学至德国莱比锡大学的文学系学习历史语言学。莱比锡大学是当时的印欧语言研究中心，也是新语法学家们的学术中心。当时的语言学界十分活跃，语言学家们就语言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以雷斯金(S.A.Leskien)、布鲁格曼、奥斯特霍夫(H.Osthoff)等人为首的新语法学派明确提出了语音变化无例外。这样的环境对立志从事语言研究的人来说无疑是非常有利的，但索绪尔却回忆说，他去那里主要是因为其它的原因。在莱比锡大学，索绪尔学习的课程主要包括：雷斯金的斯拉夫语和立陶宛语、胡布施曼(H.Hubschmann)的古波斯语、温蒂希(E.Windisch)的凯尔特语、奥斯特霍夫的梵语导论、布劳纳(W.Braune)的德语史和库尔替乌斯(G.Curtius)的历史比较语法。索绪尔因此得以全面深入地了解了历史比较语言学。值得一提的是，在莱比锡大学任教的布鲁格曼是德国杰出的语言学家，他在《论印度-日耳曼始源语中的响鼻音》一文中提出了鼻音共振规律，与索绪尔几年前的发现不谋而合。这件事既增加了索绪尔研究语言的信心，也可能使他从此对首创权问题有了了心结。
1878年12月，年仅21岁的索绪尔发表了使他享誉语言学界的论文《论印欧语元音的原始系统》(Les Memoire sur le systeme primitif des voyelles dans les langues indo-europeenes)，文中成功地构拟了一个在印欧语元音的原始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音，把印欧语系语言的元音和响音之间极为复杂的相互关系归结为一些比较简单的交替公式，推翻了19世纪上半叶欧洲许多语言学家所借鉴的古印度语法学家的“增长理论”，为印欧语系语言元音系统新学说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该文还体现了索绪尔对语言学本身的探索。他一反当时的潮流，提出了寻求语言学科基础的问题，他认为：“没有这个基础，任何研究都是没有依据的，是武断的，是不能确定的。”[5]
此后，索绪尔转入柏林大学，次年返回莱比锡大学提交了博士学位论文《论梵语绝对属格的用法》(De l'emploi du genitif absolu en sanscrit)，并顺利通过了答辩。这篇论文过去一直没有引起重视，因为这和他此前的名作《论印欧语元音的原始系统》和身后发表的传世之作《普通语言学教程》相比似乎显得微不足道。随着索绪尔研究的深入，这篇博士学位论文的价值也逐渐为世人所认识，得到了肯定的评价。这首先是因为它探讨了当时为人们所忽视的句法问题，其次则如毛罗所说：“索绪尔提出了新的观点，语言单位的价值是相关又相对的。”[6]
1880年秋，索绪尔离开德国前往法国巴黎。据说他之所以离开是因为其观点受到了不少德国语言学家的抨击。1881-1891年，索绪尔在巴黎高等研究学院(L'Eacutecole des Hautes & Eacutetudes de Paris)任教，先后讲授过哥特语、古高地德语、希腊语、拉丁语比较语法、立陶宛语、梵语、印欧语文学概况等课程，深受学生的欢迎。在这10年间，索绪尔没有发表过什么重要的著作，但他积极参加了巴黎语言学会的活动，同时受到了当时法国的社会学学说及欧洲学术界格式塔心理学[7] (Gestalt psychologie)的影响。大概就在这一时期，他关于普通语言学的思想开始形成。他还为法兰西学派培养了梅耶(A.Meillet)、格拉蒙(M.Grammont)、帕西(P.Passy)等一批优秀的语言学家。鉴于他的影响，巴黎的法国研究院准备授予他教授职位，他还以外国人的身份获得了法国的荣誉勋位。但这些巨大的荣誉没能使索绪尔继续留在法国，他最终还是接受了日内瓦大学提供的教授职位，于1891年离开了巴黎。有人推测，他之所以离开法国是出于一片爱国之心；也有人认为是因为他始终无法忘记自己的异国学者身份。[8] 其中的真正原因至今仍是个谜。
同年10月，索绪尔开始在日内瓦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系讲授梵语和印欧语系历史语言学概况，后来又讲授了日耳曼历史语言学。他担任了日内瓦大学印欧历史比较语言学系主任。授课之余，索绪尔将主要精力用于研究立陶宛语、中世纪德国传说和拉丁诗人的专有名词字谜。他在日内瓦成了家，妻子据说是位善于沙龙交际的女子，他们生了两个儿子。此时的索绪尔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他关起门来从事研究工作，只是间或向他的朋友传递片言只语；但是在国际学术接口前，他几乎是守口如瓶。”[9] 这使得人们对他本人的情况知之甚少，给后来的研究带来了不少困难。
在1894年的一封信中，索绪尔谈到了他在语言研究方面的苦恼：“……可是我对这一切都厌倦了。关于语言学的问题，甚至正正经经写上十行也感到困难。长期以来，我一直专注于语言现象的逻辑分类以及我们研究语言现象时采用的观点的分类。我越来越认识到，要阐明语言学界所研究的是什么，需要的工作量是极大的……当前使用的术语极不妥当，需要改进；为了改进术语，为了说明语言是什么，使我对语文学的兴趣越来越小，尽管我非常希望不要让我去概括语言的本质。”[10] 这种苦恼正来自于他对当时语言学现状的深刻反思。
1906年，索绪尔继任普通语言学主讲教授的职位，开始隔年讲授普通语言学课程。1906-1907年，1908-1909年，1910-1911年，索绪尔先后三度讲授了普通语言学，开始系统阐发自己独特的语言学理论。索绪尔对自己的要求十分严格，他绝不简单地照搬现成的讲稿，而是力图使讲课能够体现自己独特的思想。在历史比较语言学鼎盛的时期里，索绪尔思考的是语言学的本质问题。他的学生回忆说：“我们时常听到他抱怨语言学的原理和方法中存在着许多缺陷。”[11] 索绪尔一直在不断地更新讲稿，甚至讲课过后就毁掉这些教案。他究竟为什么这样做？至今仍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可以想像，只要条件允许，索绪尔在语言学领域内的探索将会继续下去。然而在第三度普通语言学的课程计划尚未全部完成的时候，索绪尔就病倒了。1912年夏，索绪尔不幸得了肺癌，疾病的折磨使他无法继续讲课。1913年2月22日，索绪尔与世长辞，享年56岁。
索绪尔去世后，他的学生巴厘(C.Bally)和薛施蔼(A.Sechehaye)根据部分学生的课堂笔记和残存的索绪尔手稿编辑出版了《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 de Linguistique Generale)，于1916年在巴黎出版。这项工作使索绪尔富于创见的思想得以为世人所认识，并在经历了最初的沉寂之后终于引发了语言学内部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12] 索绪尔以如此特别的方式奉献给人们一部世界级的学术名著，同时又给后人造成了如此巨大的影响，这在科学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索绪尔的生平和治学经历给后人留下了不少谜团。他勤于思考，但生前只发表了两篇论文；他在巴黎受到了极高的礼遇，但还是回到了故乡日内瓦。他在日内瓦深居简出，所思所做都极少为人了解。人们最为困惑的问题就是：索绪尔为什么不把自己对普通语言学独特的思考写成一部完整的著作？不少学者曾探讨过这些问题。目前主要有三种看法：一是沉重的教学负担使他难以集中精力思考，二是对学问的精益求精使他不愿轻易动笔；三是他对其他问题的研究牵扯了过多的经历。还有人把索绪尔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来看待，力图通过对“心理索绪尔”的精神分析，揭开“索绪尔之谜”。于是，世人眼中的索绪尔其实有四个不同的侧面：“学术索绪尔”是一个淡泊名利，对学生关爱有加的师长；“《教程》索绪尔”是享有现代语言学之父盛名的文化名人；“手稿索绪尔”是一个思想活跃、富有洞察力的、不断进取的学者；“心理索绪尔”是一个内心焦虑不安的孤独者。[13] 李葆嘉先生认为：“只有分析了心理索绪尔，才最终打开了索绪尔的‘黑匣子’；只有了解了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四位一体的索绪尔，才真正读懂了作为人的索绪尔及其《教程》。”[14] 这种独特的分析角度为我们全方位地研究索绪尔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注 释：
[1] Robins, R.H.《语言学简史》(许德宝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第105页。
[2] 戚雨村《索绪尔研究的新发现》，外国语，1995. 第6期。
[3] 该文后来以《试论希腊语、拉丁语和德语的词可归结为数量不多的词根》为题刊登在《索绪尔研究集刊》第32期(1978年)上。
[4] Mauro.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评注本序言》(陈振尧译)，国外语言学，1983.第4期。
[5] 裴文《〈普通语言学教程〉译者前言》，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第4页。
[6] 同[5]
[7] 又译“完形心理学”。
[8] 徐海铭《作为普遍的科学理论的语言理论--从现象学视角看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外语学刊，1998.第4期。
[9] 同[4]
[10] Culler, J.《索绪尔》(张景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12-23页
[11] Bally & Sechehaye《〈普通语言学教程〉第一版序》，商务印书馆，1996.第3页。
[12] Holdcroft, D. , Saussure: signs, systems and arbitrariness, CUP. 1991.
[13] 索绪尔的学生和朋友都曾提到他孑然一身的形象，他在学术界长期的沉默，他在私生活上的某些特点，以及他同自己的学生在最后几次会见和通信时所掩盖着的忧愁，无一不是他孤独形象的证明。(Mauro，1983)
[14] 李葆嘉《理论语言学－－人文与科学的双重精神》，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第162-1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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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http://www.english-e-corner.com/linguistics/Article_Print.asp?ArticleID=104
Contributor: Binphon | Updated: 2009-4-7
瑞士学者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是杰出的语言学家和思想家。他的思想及理论在世界文化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本人则因此而被推崇为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和结构主义哲学的先驱者之一。索绪尔在语言理论方面的创见深深地影响了现代语言学的发展历程，构成了现代语言学的基本内容，构筑了此后语言科学的基本框架。正如英国语言学家罗宾斯(R.Robins)所说：“索绪尔对20世纪语言学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可以说，是他开创了20世纪的语言学。”[1] 另一位英国学者莱昂斯(J.Lyons)也曾就此论道：“如果有谁称得上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的话，那么他就是伟大的瑞士学者索绪尔……现时可分出许多不同的语言学流派，这些流派都直接或间接地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以下简称《教程》)的影响。”[2]
2013年将是索绪尔逝世一百周年纪念，2016年则是《教程》出版一百周年纪念。随着有关研究资料的丰富和相关纪念活动的开展，索绪尔研究有望成为21世纪国际语言学界的热点和亮点之一。了解索绪尔，有助于追溯现代语言学发展的百年历程和把握作为一门科学的语言学的历史脉搏。
1857年10月26日，索绪尔出生在瑞士日内瓦一个殷实的法裔家庭里。这个家族颇具科学传统，曾出过生物学家、博物学家、物理学家和地质学家。索绪尔自幼便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科学思想的熏陶，表现出良好的语言天赋，学会了法语、德语、英语、拉丁语和希腊语。在祖父的朋友、古生物语言学家皮克戴特(A.Pictet)的影响下，少年索绪尔对语言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在不满15岁时就写出了第一篇语言学论文《论诸语言》[3] (Essai Sur Les Langues)，试图证明所有语言中的词都起源于由3个辅音组成的一些词根。文中的假设虽然显得有些幼稚，但却说明索绪尔很早就已具备了对语言现象的极强的抽像思维能力，而这正是来自于家族思维方式的影响。索绪尔研究专家毛罗(T. de Mauro)曾说过：“他(指索绪尔)对家庭传统的背叛只涉及研究的内容。至于科学的思想形式，那是他家经由他父亲的直接教育继承下来的，这构成了索绪尔一生治学和著述的最典型的特征。”[4]
1870年，索绪尔进入马迪纳专科学校(l'institut Martine)。在学习希腊语时，他发现“响鼻音”在希腊语音位系统的演变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一定条件下(主要指在词中的位置)，两个辅音之间的n 可以变成a。他的这一发现比后来人们所公认的布鲁格曼(K.Brugmann)的发现早了整整3年。
1873-1875年，索绪尔在日内瓦公立高中学习，仍对语言学兴趣盎然。在皮克戴特的建议下，他开始自学梵语，阅读了葆朴的《梵语语法》(Grammaire du sanscrit)和库尔替乌斯(G.Curtius)的《希腊语词源学基础》(Grundzuge der griechischen Etymologie)，这不仅为他日后的语言学研究打下了良好的语言基础，还使他发现了两位学者在思想方法上的分歧。
1875年，18岁的索绪尔进入日内瓦大学学习。由于受家族传统的影响，他主修化学和物理学，但他同时还选修了哲学、历史、艺术和语言学等方面的课程。经过近1年的学习，索绪尔更加坚定了从事语言学研究的决心。他致信伯尔盖纳(A.Bergaine)申请加入刚刚成立不久的巴黎语言学会(la Societe de Linguistique de Paris)，同时寄上了论文《论后缀-T》(Le Suffixe -T)。1876年5月13日，索绪尔正式成为该学会的一员。
1876年10月，索绪尔转学至德国莱比锡大学的文学系学习历史语言学。莱比锡大学是当时的印欧语言研究中心，也是新语法学家们的学术中心。当时的语言学界十分活跃，语言学家们就语言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以雷斯金(S.A.Leskien)、布鲁格曼、奥斯特霍夫(H.Osthoff)等人为首的新语法学派明确提出了语音变化无例外。这样的环境对立志从事语言研究的人来说无疑是非常有利的，但索绪尔却回忆说，他去那里主要是因为其它的原因。在莱比锡大学，索绪尔学习的课程主要包括：雷斯金的斯拉夫语和立陶宛语、胡布施曼(H.Hubschmann)的古波斯语、温蒂希(E.Windisch)的凯尔特语、奥斯特霍夫的梵语导论、布劳纳(W.Braune)的德语史和库尔替乌斯(G.Curtius)的历史比较语法。索绪尔因此得以全面深入地了解了历史比较语言学。值得一提的是，在莱比锡大学任教的布鲁格曼是德国杰出的语言学家，他在《论印度-日耳曼始源语中的响鼻音》一文中提出了鼻音共振规律，与索绪尔几年前的发现不谋而合。这件事既增加了索绪尔研究语言的信心，也可能使他从此对首创权问题有了了心结。
1878年12月，年仅21岁的索绪尔发表了使他享誉语言学界的论文《论印欧语元音的原始系统》(Les Memoire sur le systeme primitif des voyelles dans les langues indo-europeenes)，文中成功地构拟了一个在印欧语元音的原始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音，把印欧语系语言的元音和响音之间极为复杂的相互关系归结为一些比较简单的交替公式，推翻了19世纪上半叶欧洲许多语言学家所借鉴的古印度语法学家的“增长理论”，为印欧语系语言元音系统新学说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该文还体现了索绪尔对语言学本身的探索。他一反当时的潮流，提出了寻求语言学科基础的问题，他认为：“没有这个基础，任何研究都是没有依据的，是武断的，是不能确定的。”[5]
此后，索绪尔转入柏林大学，次年返回莱比锡大学提交了博士学位论文《论梵语绝对属格的用法》(De l'emploi du genitif absolu en sanscrit)，并顺利通过了答辩。这篇论文过去一直没有引起重视，因为这和他此前的名作《论印欧语元音的原始系统》和身后发表的传世之作《普通语言学教程》相比似乎显得微不足道。随着索绪尔研究的深入，这篇博士学位论文的价值也逐渐为世人所认识，得到了肯定的评价。这首先是因为它探讨了当时为人们所忽视的句法问题，其次则如毛罗所说：“索绪尔提出了新的观点，语言单位的价值是相关又相对的。”[6]
1880年秋，索绪尔离开德国前往法国巴黎。据说他之所以离开是因为其观点受到了不少德国语言学家的抨击。1881-1891年，索绪尔在巴黎高等研究学院(L'Eacutecole des Hautes & Eacutetudes de Paris)任教，先后讲授过哥特语、古高地德语、希腊语、拉丁语比较语法、立陶宛语、梵语、印欧语文学概况等课程，深受学生的欢迎。在这10年间，索绪尔没有发表过什么重要的著作，但他积极参加了巴黎语言学会的活动，同时受到了当时法国的社会学学说及欧洲学术界格式塔心理学[7] (Gestalt psychologie)的影响。大概就在这一时期，他关于普通语言学的思想开始形成。他还为法兰西学派培养了梅耶(A.Meillet)、格拉蒙(M.Grammont)、帕西(P.Passy)等一批优秀的语言学家。鉴于他的影响，巴黎的法国研究院准备授予他教授职位，他还以外国人的身份获得了法国的荣誉勋位。但这些巨大的荣誉没能使索绪尔继续留在法国，他最终还是接受了日内瓦大学提供的教授职位，于1891年离开了巴黎。有人推测，他之所以离开法国是出于一片爱国之心；也有人认为是因为他始终无法忘记自己的异国学者身份。[8] 其中的真正原因至今仍是个谜。
同年10月，索绪尔开始在日内瓦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系讲授梵语和印欧语系历史语言学概况，后来又讲授了日耳曼历史语言学。他担任了日内瓦大学印欧历史比较语言学系主任。授课之余，索绪尔将主要精力用于研究立陶宛语、中世纪德国传说和拉丁诗人的专有名词字谜。他在日内瓦成了家，妻子据说是位善于沙龙交际的女子，他们生了两个儿子。此时的索绪尔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他关起门来从事研究工作，只是间或向他的朋友传递片言只语；但是在国际学术接口前，他几乎是守口如瓶。”[9] 这使得人们对他本人的情况知之甚少，给后来的研究带来了不少困难。
在1894年的一封信中，索绪尔谈到了他在语言研究方面的苦恼：“……可是我对这一切都厌倦了。关于语言学的问题，甚至正正经经写上十行也感到困难。长期以来，我一直专注于语言现象的逻辑分类以及我们研究语言现象时采用的观点的分类。我越来越认识到，要阐明语言学界所研究的是什么，需要的工作量是极大的……当前使用的术语极不妥当，需要改进；为了改进术语，为了说明语言是什么，使我对语文学的兴趣越来越小，尽管我非常希望不要让我去概括语言的本质。”[10] 这种苦恼正来自于他对当时语言学现状的深刻反思。
1906年，索绪尔继任普通语言学主讲教授的职位，开始隔年讲授普通语言学课程。1906-1907年，1908-1909年，1910-1911年，索绪尔先后三度讲授了普通语言学，开始系统阐发自己独特的语言学理论。索绪尔对自己的要求十分严格，他绝不简单地照搬现成的讲稿，而是力图使讲课能够体现自己独特的思想。在历史比较语言学鼎盛的时期里，索绪尔思考的是语言学的本质问题。他的学生回忆说：“我们时常听到他抱怨语言学的原理和方法中存在着许多缺陷。”[11] 索绪尔一直在不断地更新讲稿，甚至讲课过后就毁掉这些教案。他究竟为什么这样做？至今仍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可以想像，只要条件允许，索绪尔在语言学领域内的探索将会继续下去。然而在第三度普通语言学的课程计划尚未全部完成的时候，索绪尔就病倒了。1912年夏，索绪尔不幸得了肺癌，疾病的折磨使他无法继续讲课。1913年2月22日，索绪尔与世长辞，享年56岁。
索绪尔去世后，他的学生巴厘(C.Bally)和薛施蔼(A.Sechehaye)根据部分学生的课堂笔记和残存的索绪尔手稿编辑出版了《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 de Linguistique Generale)，于1916年在巴黎出版。这项工作使索绪尔富于创见的思想得以为世人所认识，并在经历了最初的沉寂之后终于引发了语言学内部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12] 索绪尔以如此特别的方式奉献给人们一部世界级的学术名著，同时又给后人造成了如此巨大的影响，这在科学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索绪尔的生平和治学经历给后人留下了不少谜团。他勤于思考，但生前只发表了两篇论文；他在巴黎受到了极高的礼遇，但还是回到了故乡日内瓦。他在日内瓦深居简出，所思所做都极少为人了解。人们最为困惑的问题就是：索绪尔为什么不把自己对普通语言学独特的思考写成一部完整的著作？不少学者曾探讨过这些问题。目前主要有三种看法：一是沉重的教学负担使他难以集中精力思考，二是对学问的精益求精使他不愿轻易动笔；三是他对其他问题的研究牵扯了过多的经历。还有人把索绪尔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来看待，力图通过对“心理索绪尔”的精神分析，揭开“索绪尔之谜”。于是，世人眼中的索绪尔其实有四个不同的侧面：“学术索绪尔”是一个淡泊名利，对学生关爱有加的师长；“《教程》索绪尔”是享有现代语言学之父盛名的文化名人；“手稿索绪尔”是一个思想活跃、富有洞察力的、不断进取的学者；“心理索绪尔”是一个内心焦虑不安的孤独者。[13] 李葆嘉先生认为：“只有分析了心理索绪尔，才最终打开了索绪尔的‘黑匣子’；只有了解了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四位一体的索绪尔，才真正读懂了作为人的索绪尔及其《教程》。”[14] 这种独特的分析角度为我们全方位地研究索绪尔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注 释：
[1] Robins, R.H.《语言学简史》(许德宝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第105页。
[2] 戚雨村《索绪尔研究的新发现》，外国语，1995. 第6期。
[3] 该文后来以《试论希腊语、拉丁语和德语的词可归结为数量不多的词根》为题刊登在《索绪尔研究集刊》第32期(1978年)上。
[4] Mauro.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评注本序言》(陈振尧译)，国外语言学，1983.第4期。
[5] 裴文《〈普通语言学教程〉译者前言》，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第4页。
[6] 同[5]
[7] 又译“完形心理学”。
[8] 徐海铭《作为普遍的科学理论的语言理论--从现象学视角看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外语学刊，1998.第4期。
[9] 同[4]
[10] Culler, J.《索绪尔》(张景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12-23页
[11] Bally & Sechehaye《〈普通语言学教程〉第一版序》，商务印书馆，1996.第3页。
[12] Holdcroft, D. , Saussure: signs, systems and arbitrariness, CUP. 1991.
[13] 索绪尔的学生和朋友都曾提到他孑然一身的形象，他在学术界长期的沉默，他在私生活上的某些特点，以及他同自己的学生在最后几次会见和通信时所掩盖着的忧愁，无一不是他孤独形象的证明。(Mauro，1983)
[14] 李葆嘉《理论语言学－－人文与科学的双重精神》，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第162-1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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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http://www.english-e-corner.com/linguistics/Article_Print.asp?ArticleID=1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