鳜膛弃评《两只空气同时落球》
来自: 袁群(不羁的心)
鳜膛弃∣布莱斯 “布莱斯·帕斯卡,1623年6月19日出生在法国奥弗涅的克莱蒙,比他伟大的同时代人笛卡儿年轻二十七岁,卒年比笛卡儿晚十二年。” 在E·T·Bell所著的《数学精英》(我去年曾有段时间把这本书当短篇小说集来读)第五章,也就是专写帕斯卡的一章里,开篇就这样写道。这正暗示着两代数学天才之间离奇的关系。事实上,生活在这一时代这一国度里的数学天才还有费马——最杰出的业余爱好者。笛卡儿和费马都比帕斯卡大二十好几岁。但帕斯卡更重视笛卡儿,这从他嫉妒笛卡儿这点可以看出,他简直无法忍受这位比他更具智慧的长者。他跟费马关系则好多了,他俩一道在相互通信中发明了概率理论。在数学上,也许帕斯卡正处于尴尬的地位。笛卡儿发明了解析几何,而概率论只是费马比较次要的工作,他更卓越的是在算术中的无与伦比的精致发挥,他留下的最后定理(猜想)让后世忙活了三百多年仍无从证明。我想,帕斯卡并无法轻松起来,特别考虑到他是一个会产生嫉妒心理的人。在海峡的那一边,大不列颠岛上,比他小十来岁的牛顿怎么看都将比他更有成就:微积分的发明,在力学上一系列革命性的发现(而这些对自然界最强大、最普遍规律的揭晓将对世界产生的实用性的深远影响简直是在当时就可以马上预见的)。然而如果可以不作比较,如果一个人只对自己的幸福与快乐负责的话,帕斯卡的一生仍然是完全可以充满骄傲的。在《数学精英》第五章里,Bell写道:“在数学方面,帕斯卡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可能最伟大的人。”也就是说,在那些本有可能(资格)跻身于最伟大的数学家行列而最终没能成为的人里面,他是最伟大的。帕斯卡在十六岁以前,就已经证明出了整个几何领域里面最美妙的定理之一,这个定理只用一把直尺就可以画出来: http://www.heilan.com/periodical/heilan_69/image/psk.jpg L和L’是相交的两条直线,A、B、C和A’、B’、C’分别是两条直线上任意取的三个点。连接AB’、A’B,这两条线会产生一个交点;同样,AC’和A’C相交于另一个点,BC’和B’C相交于第三个点。帕斯卡发现的这条定理是:这三个点必在同一直线上。 对于一个已决定献身于数学的少年来说,这样的发现所带来的幸福应该不亚于一次甜蜜的初恋。 另外,这条定理远不止定理所揭示的诡秘的秘密这么简单。我们可以注意到:整个定理里面根本不涉及到“量度”的问题,唯一的条件就是L和L’相交。它不考虑线段的长短,不考虑内角的度数。事实上,它已经在本质上不同于希腊几何了,它不再是量度的几何。而是画法几何。这个定理本身就可以废除把数学作为“量”的科学的愚蠢定义。在帕斯卡的几何里,没有数量,或刻度。 必须得对帕斯卡所处的历史的坐标有个大致的概念。如果你像我一样对历史环境和历史年份容易搞混淆的话,我只有像对我自己那样,在文学史的坐标里找准这个点。帕斯卡生于1623年,卒于1662年,只活了39岁。他比文艺复兴时期的拉伯雷晚出生1个半世纪,他出生时《巨人传》的第一部已经出版91年了。他比蒙田小90岁。他又比伏尔泰大71岁,考虑到他压根就没活71岁,所以这两条生命的线段并没有在历史上相交过。法国的启蒙思潮大约是他去世近一个世纪之后的事情了。如果你熟悉文学史尤其是法国文学史的话,扑了这两次空之后,自然会想到古典主义那帮老家伙:高乃依、莫里哀。而莫里哀(1622~1673),则是帕斯卡名副其实的同时代人,他只比帕斯卡大一岁,比他多活了12岁。帕斯卡的一生都是与莫里哀重叠的。 帕斯卡的悲剧也许正产生于他对宗教的偏执。《数学精英》的作者是这样写的:“很难让一个现代人在强烈的宗教热情中得到休养。这种热情使整个十七世纪动荡不安,使家庭分裂,使各基督教国家和教派相互攻击。”帕斯卡简直是轻信地加入了冉森派,这个由荷兰人创建的教派,“它的动人的精神首先是,最后是,并且始终是对那些反对其教义偏执性的人们的狂热仇恨。”1646年,帕斯卡一家都加入了这个派。他的悲剧的一个根源(家庭,尤其是妹妹雅克琳)交叉在了另一个根源(冉森派)上。根据这种说法,他当然仇视笛卡儿,因为笛卡儿曾用几何方法动人地证明出上帝(当然是基督教的上帝)的存在。这种仇视(也许更大地还是嫉妒)使得他忽视,简直是带着厌恶忽视了笛卡儿对他提出的不少完全出由友好和爱护的忠告,包括对他身体方面的忠告。 他身体向来欠安,消化道的疾病伴随他多年。除了这个,同时出现在他的二十三岁里的还有麻痹症。1658年,失眠症、牙痛。同一年,“像暴裂似的不断的头痛”。 帕斯卡住进波罗雅尔修道院完全是妹妹雅克琳努力说服的结果,正如当初雅克琳进入波罗雅尔修道院当修女是帕斯卡不断鼓励的结果。Bell评论道,帕斯卡在1654年避开尘世,住进波罗雅尔修道院,是“从此把他的天才完全埋葬在了‘关于人的伟大与不幸’的沉思中。”不过,至此,三十一岁的他已经完成了他对数学的最大贡献,即和费马一道创造了概率的数学理论。在这个修道院里,他研究摆线问题;他写著名的《致外省人书》,为冉森派的某著名人物开脱异端的罪指。他在摆线问题上的一些发现,是他在修道院期间对科学的唯一贡献,也是他一生中数学能力的最后一次闪现。《致外省人书》则与他的《思想录》一道,成为人们在文学史上记住他的两条理由。 我没读过《思想录》,但《数学精英》的作者重点指出这部著作里面的一句话,是一个“彻底不可知论的疑问”。帕斯卡问道:“可能性是可能的吗?”而他在另一个地方则写道:“一味地干这样的琐事是令人生厌的,但是有时候就得做琐事。”对于帕斯卡自己透露出来的这条宝贵的、带有不太严肃的总结性的话,《数学精英》的作者评论道:“帕斯卡的困难在于,他并不总是看得很清楚,什么时候(就像他在跟上帝打赌中那样)他在做无意义的琐事,或者什么时候(就像在解决谢瓦利埃·德·梅雷的赌博难题*那样)他正在做意义深远的事情。” *注:正是在解决梅雷的赌博难题时,他发现了数学中的概率理论。 我这就来聊聊陈卫的这篇精彩的小说。令人吃惊的是,Bell的这句中肯的评语几乎是直接地、以另一种更简洁有效的形式出现了这篇小说中,并通过帕斯卡自己的口中说了出来: “……我没法分出主次和轻重。一旦感到有个问题是我需要去解决的,那我就会过于潜心。这难道不会成为一生中最主要的问题吗?” 这正成了他一生中最主要的问题。对不起,我还是在谈历史中的帕斯卡,而不是在谈小说人物帕斯卡。其实根本没有把这两者等同起来的必要,但是也没有把这两者区分得那么清楚的必要。如果历史上没有出现过帕斯卡,这篇小说不可能以将“帕斯卡”的名字换成另一个人名而存在。 小说中所描述的事件发生在1657年的4月,这时他已经住进波罗雅尔修道院三年了,一年前他写了《致外省人书》,一年后他失眠和牙痛开始研究摆线,5年后,他在一次惊厥中死去。 这篇小说的虚拟作者是修道院的神父森格兰先生。他以记日记的形式写下了这篇文字。有一个问题:帕斯卡说森格兰是一个“连笔录都不记的人”,有述而不著的作派,这样一个人,他有记日记的习惯吗?这是个有趣的问题,是建设性的,而不是破坏性的。我觉得,一篇小说如果能多隐藏几个这样的问题,这篇小说不但魅力丝毫不减,反而会更加迷人。 又一个隐藏的疑问:小说开头时,他们在干嘛?关于这个疑问的信息十分稀少。所以在重读时,我就非常珍惜这个句子所透露出来的信息:“相反,我不希望停止刚才的工作”。但我还是不知道他们到底在干嘛。这工作指的是什么性质的工作?是森格兰单方面来讲的工作(比如说,他工作的对象就是帕斯卡),还是两人齐心合力来完成的某项研究?这样的猜测,我相信即使在我们内心中进行一百次,也不会得到一个令自己完全满意的答案。 (有一次我曾在快睡着了的时候问自己:你为什么如此痴情于小说?没想到,我得到的一个迷迷糊糊的答案竟然是:因为小说是一种可怕的东西。我没去想为什么,但我心里立即肯定了这个出人意料的回答,我觉得它比我以往任何回答都更准确。我很快安心地睡着了。) 希望我没跑题。你想知道的,并不是小说有义务要告诉你的——你必须要理解这一点(写到这里,我又开始感到了那种恐怖),否则你最好只读十九世纪以前的名著。难道现代小说就应该作弄玄虚吗?想到竟然有机会来回答这个问题,我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对于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来说,这样的事情(指偏不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情)并不是作者自己绞尽脑汁找出来的。他并没有设置机关。这种不告诉之所以能成为小说中的亮点,正是因为它们一开始总是给作者带来无穷无尽的苦恼。我相信,帕斯帕和神父一出场时在干什么这个问题,在作者还没下笔的时候,便已经存在了,而且是一个简直没办法绕过去的阻碍。假若要一开始就交代清楚这个问题,这个作者还需要一定的鲁莽。而且,更要命的还是:你一旦告诉你的读者们,森格兰或者森格兰和帕斯卡当时工作的性质甚至工作的具体情况,他们想要知道的就不再是这个了。而且他们自始至终还不会觉得他们想要知道这个(你还多嘴了)。在这篇小说里,作者的处理方法是正确的,虽然有瞒而不报的克制之嫌,但如果考虑到艺术的真实性的需要,客观地考虑了事件本身,你不但不会产生这种怪罪,反而会认为小说这样一来更加可信,也更接近事件的核心。 因为,这时说话的已经不是小说作者,也不是虚拟作者森格兰了,而是事件在说话。这个事件先对几分钟前的情况稍作回顾(小说的第一个句子),接着便按正常的时间顺序一分钟一分钟地往后推移。当然,你也许会认为把大段的景物描写和大段的对白(这些对白本身并不推动情节发展)看作一个事件,是不是太唬人了。我对事件有着特别的理解,我认为事件就是指(能感觉到)时间在场地中穿过所引起的变化和带来的结果。在这篇小说中,森格兰眼中的景物最让人强烈感受到的就是:时间在流逝,多么伤感。而且,不知道为什么,我在读这些精彩的对白时,心里总惦记着时间。就好像在跟一位知心的朋友兴奋地交谈时,又总未免担心会聊得太晚。我总在想:他们聊了这么久,外面天应该早已大亮了吧。这个事件按着自己的步伐在时间的河流里走过,想要回头都已经晚了。两个人在不停地交谈,这种交谈并不算十分地尽兴(可能在森格兰这方面来讲,是尽兴的),也不算非常情投意合。我对第二人称非常敏感,当森格兰说:“从你们物理的角度来讲……”“你们”一词让我察觉到一丝敌意,也许这种敌意连森格兰自己也没有意识到。总会有一些奇怪的羁绊出现在对话里(有时你会感觉到帕斯卡敷衍了事),像是在阻挠一种感情过于亲密。但不管怎么样,这事件很有可能一直正常地、不出意外地发展下去,他们的对话(本来就天马行空,跳跃很大)也可能最终会回到他们工作的话题上来。他们会言归正传:总结一下熬夜工作的进展,并计划一下下一步将要如何安排。然而,帕斯卡昏倒了。事件本身拒绝了你的好奇心,当然也就不会再有第二个人(作者)出来告诉你事件没法告诉你的东西。因为他无权这样做。 陈卫的这篇小说,是一篇带着恰到好处的野心的作品,而且它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作者准确地预感到了艺术这一次特别想要干什么。所以他才能像镜子一样地映出这些精彩纷呈的画面来。这面镜子,不管是在十七世纪,还是摆到今天来,它仍然是那面忠实的镜子。 对于一个我本人非常感兴趣的伟人,这篇小说为我提供了更多更独特的信息,这些信息是对历史资料更生动细腻的延伸和拓展。我像喜爱我所知道的帕斯卡一样地喜爱小说中的帕斯卡。森格兰作为生活在伟人身边的一个特殊角色,他同时也是连接伟人和普通及不普通的百姓的桥梁。这就是为什么小说的第二个部分会引起我们更大的赞赏的原因。他从伟人的房间里走出来,看到了、回想到了一些更为普通但仍然生动的(或者说同伟人一样也在生活着的)人们,他们有他们的幸福、烦恼、愚蠢的过错,或麻木的期待。这种强烈对比所带来的真实,几乎可以立即拂去那些不时萦绕在我们脑际的关于大人物的所有不着边际的传说,把我们带到一个不用相信诸多传说而更可靠的真实世界中。森格兰刚从一个头上带着光环(这个光环应该有点黯淡)的人物身边离开,看到了带着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才没有光环呢)玩彩色皮球的珀勒夫人,以及更多的人。同样,小说已经给了我们这样的推想空间:珀勒夫人这会儿正活动在天才数学家帕斯卡的密友森格兰先生的视野范围,而也许她过一会儿在她去另一个地方散步的时候,将遇到她的一位命运悲惨的姐妹(那人离帕斯卡的影响更远)……以此类推,就能揭示出一幅十七世纪或者任何时代的人类生活全貎图。而生活就是这样的,伟大人物注定要住在卑微百姓的隔壁或天边,那像宇宙一样无限和无法全部抱在怀中的,是人与人之间所有有形与无形的连线。而人类那杰出的心灵所能带来的影响与感染,却在这种逐级的传递中渐渐消减。可以想象,森格兰从帕斯卡房间出来时,他像是捧着帕斯卡的一颗心回到家里的,或者他已经成了帕斯卡的化身,因为这时他也“脑壳胀得要命,非常痛苦”。他用的是帕斯卡的目光在观看刚修剪过的冬青树。这目光像火炬一样传递着:珀勒夫人(不感兴趣,避免寒暄)——讲课的牧师(颇有厌恶)——博罗缪、阿尔迪(不可原谅)。这种火炬的传递最终在奥拉尔夫妇那里遇到了致命的阻碍,这奥拉尔夫妇给我感觉就像是一种不可燃烧的物质(眼疾是一个多么好的象征),无论怎样的烈火蔓延到他们身上,都会熄灭。于是紧接着,他用这杰出的、受了冷遇的目光温柔地触摸起一只动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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