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鲁大维：大元帝国的影子和明初边疆政策

中国史研究动态，2016年第5期，32-36页

明代边疆政策这一研究课题涉及范围比较广泛，内容多样，相关研究成果极为丰富。可以从中央政府的立场和利益出发，也可以从边疆的视角谈起。同样，分析明朝边疆政策时，不可偏重汉族而偏废少数民族所扮演的角色。下面笔者简单谈三个问题，即明初疆域概念和边疆政策，中央与地方关系，以及明代边疆政策的全球化。

一、明初疆域概念和边疆政策。明代初期，国家封疆所在变化多端。1368年正月初四，当朱元璋在应天府称帝的时候，他所控制的区域实远不如后来明朝版图之辽阔。换句话说，朱元璋最早的边疆政策就是在他奠定中原内地的过程中摸索出来的。关于朱氏政权如何吸收邻近的人户和土地，如何建立有效的政治、经济、思想控制体系，相关研究丰硕，不需多讲。但值得一提的是，当明军进发到东北、西南、西北等边陲地区的时候，朱氏政权已经累积了比较丰富的边疆经验，对如何处理新占领土地、新归附人口等问题绝不陌生。

早在朱元璋称吴王的时候，他已经开始思考如何对付大元政府的军事、政治以及文化权威，从而让新征服地区的臣民和尚未被征服地区的民众认识到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放弃大元而归顺大明，并不碍于忠臣观念。朱元璋和他的大臣多次强调“元运将终”、“胡运既终”，来概括新时代的政治环境。大元帝国已经完全没有复兴的希望，所以汉族、蒙古族、色目人等不必守节于大元。为了证明天命有所归，朱氏政权已经取代了元朝为正统王朝，朱元璋想方设法说服大元的各民族官员、士大夫以及老百姓，他们不但可以而且应该归顺于明朝。换句话说，朱元璋最早的边疆政策之一就是这种宣传工作，主要目的有二：第一是赢得当地基层支持，第二是尽可能减少新占领地区的反抗。出兵北伐前夕，朱氏政权颁布的所谓《谕中原檄》就是一个例子。它断定大元已丧失天命，也因此失去了统治中原的资格。接着它说明朱元璋乃是天命所归的新主，必将削平群雄、扫荡胡尘，一统华夏，因而在檄文中提出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口号。在此一刻，所谓边疆不是由汉族和少数民族组成的，而是汉族和汉族群雄之间的边区。由此观之，说《谕中原檄》是朱元璋的早期边疆扩张运动的宣传工具似不为过。

14世纪70至80年代，朱元璋延续20年之久对蒙古征伐，同时明朝中央政府对这一场宣传站始终常抓不懈。《明实录》《明太祖御制文集》《华夷译语》大量记载了中央政府发给边区各势家望族的诏谕，主要目的就是让他们接受明朝统治。对明朝政府而言，户口的升降不仅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实力，而且被看作是国势盛衰的象征和标志。除此之外，将故元臣民纳入明朝国家机构。也会起到彰显大元帝国已经彻底崩溃的作用。事实上，没有国民就没有国朝，在辽东，朱元璋尽可能让旧元的蒙古、女真、高丽、汉族等编入明朝的户籍，这毫无疑问和控制人口、控制领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当时大元、大明政权并存，各地还有很多割据势力的历史背景之下，对朱元璋而言，人口比领土更为重要，只有控制旧元臣民，让他们接受明朝的正统地位，才有助于巩固新生的政权。换句话说。控制辽东地区不仅是军事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当时据守辽东的是大元猛将纳哈出（木华黎裔孙）、高家奴等，他们控制开元路（今开原）。屯兵20万于金山，（今昌图金山堡以北至辽河南岸的吉林双辽东北一带），多次侵犯明朝，甚至于对北平、通州等地展开攻势，在牛家庄曾大败明军，成为不可忽视的军事威胁。但想要证明元朝已经丧失统治能力，让大家接受明朝继承了大元的正统地位，非将旧元臣民纳入明朝户籍加以控制不可，故此明朝初期编户问题比边疆具体位置更加紧迫。自古辽东地区民族结构非常复杂，经过150余年的蒙古帝国统治更是如此。因为地理位置如此重要，民族结构如此复杂，所以明朝决定建立辽东都司，利用这种军事政治机构管辖边疆。河内良弘、川越泰博、徐仁范、李鸿彬、奇文瑛、孙日春等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表明，东宁卫、三万卫与自在、安乐两州比在内地设立的一般府州县的统治体系更加灵活，更有利于容纳多民族人口。

同样，明廷征伐云南主要出于政治考虑，军事需要是次要的。云南的梁王把匝剌瓦尔密为元世祖忽必烈第五子云南王忽哥赤的后裔。梁王仍坚守云南，奉北方的元朝为正朔，并且每年遣使去漠北觐见北元皇帝，执臣节如故。除此之外，梁王管辖之下包括汉族、蒙古族、藏族、回回、彝族、白族、壮族等。总之，对刚建立不久的明朝而言，梁王构成一种政治势力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威胁，因此明太祖数次派遣使臣劝降。同时朱元璋也知道1365年梁王冤杀大理总管段功。梁王和大理段氏从此之后势同水火，所以对段氏和其他土著势家展开思想工作，千方百计让他们抛弃元朝投靠大明。1381年9月，太祖命傅友德为征南将军，统帅30万大军进攻云南，半年之内，明军大胜，梁王和臣下或自杀身亡，或兵败被捉。但打败梁王只不过是云南建设的第一步，而当务之急则是设立有效的行政、军事控制以抚辑土著。因此，在云南等地明朝承袭元朝的统治制度，设立了土司进行管理。

按照上述逻辑，我们也许会下一个结论，即明朝廷就应该把元帝国所有的臣民都变为新天子的子民，但是朱元璋并非如此。元朝领土远远辽阔于明朝，辖下各族臣民比明朝多得多。所以我们也要知道明朝是如何决定国家疆域具体位置所在，它决定究竟哪些民族一定要纳入明朝行政机构，哪些可以任其自然。要解答这一问题，恐怕就要看元朝官员和知识分子把蒙古帝国的哪一些地方和臣民编入了大元了，元朝后半期，汉族、色目人等士大夫多次颂赞蒙古帝国疆土之大、人口之众远迈汉唐，当时的地理书、地图等对中亚、中东、非洲，甚至西欧都有所提及。但汉籍资料表明，在汉族知识分子意识中，辽东、云南、宁夏与远离中原的区域有本质的区别，所以《大元大一统志》、《经世大典》、《大元混一方舆胜览》等歌颂：生民以来，集大成而盛者，莫盛于孔子；有天下之广者，莫加于有元。纪疆理之大、彰王化之远、猗欤大哉。皇元混一声教，无远弗届，区宇之广，旷古所未闻。当时连辽东、云南、宁夏等边区也建立儒学。朱元璋、朱棣等在许多方面都向元帝国看齐，所以既然想要在国内国外塑造正统王朝形象，赢得普遍认可，那么至少要达到元朝所建立的统治标准。倘若抛弃元朝所控制的，并且为汉族知识分子所认可的疆域等于承认新生明朝还不如朱元璋辱骂为丑虏的“胡元”。

二、中央与地方关系。明朝中央政府利用卫所、土司等制度以巩固边疆控制的同时，它也力图让皇帝的恩宠与扶持，即韦伯所说的魅力型权威，从京师渗透到边区。这一政治策略包罗万象，在此只举一两个例子。明初不少边疆望族归附明朝后，亲自去京师觐见天子，将元朝所封赐的印章、诰敕等献给皇帝，然后接受明朝君主赐予的新印章、诰敕以及礼物。假如只靠明朝官方资料，采用朝贡制度这一概念去理解，这种仪式容易流于表象，显得空洞无物。但在当时历史背景之下，即改朝换代之际，朱元璋试图用这一仪式建立君臣关系，让边区望族视明朝为正统王朝，让他们认朱元璋为自己的君主而非抽象象征性的君主，就是说构建个人君主关系，这与每次蒙古可汗去世，新可汗当权后，各地部属长官都要去京师亲自向新君主发誓要尽忠尽诚的仪式，具有同样的意义。无疑，明朝中央政府通过向边疆地区势家提供物质援助、经济资源，从而建立起“小君主”与“大君主”的关系，这也成为对双方有利的政治资源。另外，边疆地区的领袖去世时，明朝皇帝也要表示哀悼，譬如洪武十五年皇帝遣行人贾勉谕祭于指挥同知锁南之灵时说“惟尔世居西土，慕义来归。朕知尔诚，俾任军职。边陲辑睦，予惟汝嘉”（《河州志》卷三）。当然这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例子，但也能说明边疆势家与明朝君主的关系。当然，久而久之，皇帝，魅力权威自然而然会转变为韦伯所说的常规的权威形式，边疆望族与君主关系便制度化了。

最后顺便提到将皇帝的魅力权威渗透到边疆的另外比较有特色的方法，即用皇帝的恩宠与扶持来支持当地的宗教信仰。杜凯鹤，金田，杜常顺等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表明，明朝中央政府通过影响瞿坛寺（坐落于今青海省乐都县），大崇教寺（坐落于今甘肃省定西市岷县梅川镇）的建筑风格、汉藏文献、寺内佛像等多种方法，将皇帝权威展现在甘青地区，希望借此加强明朝皇室与边疆势力关系，最终目的不外乎巩固明朝对西川、甘肃地区，青藏高原的控制。在建筑设计、室内装饰、资金筹措等具体事务中，明朝的宦官与诸如班丹扎释（净觉慈济大国师）等西藏的高僧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成为京师与地方、明朝皇室与边疆势家的桥梁，他们自己也从中获得了经济、政治、文化资源。明朝利用藏传佛教来推行边疆政策，无疑是深受元帝国影响的另外一个具体体现。

以上讨论的重点在于中央政府的立场，如朝廷如何利用卫所制度等拉拢控制地方，如何将皇帝魅力权威扩张到边疆等问题，但与此同时，土著望族也积极利用他们与明朝的特殊关系以达到自己的各种目的。如甘肃省永登连城鲁氏土司、河州何氏、岷州后氏、云南段氏等，之所以能长期维持权利，与明廷的经济支援、朝贡贸易、文化（包括宗教）交流以及军事援助密不可分。由于班丹扎释的贡献，大崇教寺得到了朝廷的恩宠和扶持，其势力在河陇一带炙手可热。其上层僧人更频繁往来于岷州与京城之间，成为明代朝廷联系岷州藏区诸番部的纽带。而“净觉慈济大国师”的封号则由其家族出身的高僧世代承袭。可以说这些望族拥有一种双重地位，他们既属于明帝国的精英阶层，同时又是土著势家。他们既熟习明朝朝廷仪式、政治文化，以及汉族行政规定，又因为家族、文化、宗教、政治、经济、军事等关系，所以势力深深植根于当地。不言而喻，这种双重地位让明廷对边疆望族的看法也很复杂，因为他们有时是一种政治资源，有时也是政治劲敌。

三、明代边疆政策的全球化。最近一二十年以来，西方学界日益意识到中国史是全球史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说中国史是全球史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较简单，相关研究已经很多，即探讨中国与东亚、欧亚大陆，甚至南亚、东南亚、非洲，还包括与新大陆的互动关系，强调中国未曾孤立或封闭于世界。大英博物馆2014年秋天所举办的明代文物展“明代：改变中国的五十年”，便是这种新学术趋势的具体结果和体现。第二层含义则是在建构历史概念社会科学理论之际，要充分考虑到中国经验。众所周知，从20世纪初以来不少历史社会学和政治学大家如韦伯、沃勒斯坦、艾森思塔特等探讨近代国家、官僚制度、世界体系理论等问题时，都注意到了中国历史经验的重要性。他们学术成果非常丰硕，影响深远，但他们对中国的了解毕竟有限。近年随着全球史、世界比较史的再盛行，相关的学术讨论会也剧增，举办帝国史、移民史、军事史、经济史等跨国或多国课题的研讨会时，多半都会邀请一两个人谈中国的历史经验。虽然如此，但中国历史往往不被当作重点讨论，学者先从古代罗马、中世西欧的发展趋势得出一些理论或规律，然后看奥斯曼帝国或清朝的具体情况加以点缀。

现在在西方学界，边疆政策、疆域概念、主权形式等成为热门课题。不言而喻，学者将注意力集中在此类问题，直接或间接地都跟北美洲和欧洲今日所面临的各种政治、经济、社会问题息息相关。同样，在这一研究领域，有影响力的学说多半都渊源于北美洲或西欧的历史经验。疆域概念、多重主权（即在同一个区域多种主权并存，如西班牙、法国、英国等帝国在新大陆同一个地方号称持有主权或欧洲帝国与土著政权同时拥有主权）等成为重要研究课题，引起了极为激烈的辩论。当然把这些观点公式化地套用于明代历史极不妥当，但同样也没有必要因为这些概念只根据北美洲历史经验产生的而置之不理。笔者认为我们应该采取开放、灵活的态度对待新观点。假如它们能提供一些新启发，让我们重新认识明代的历史面貌，便可以做选择性的吸收；如果发现它们起不了这一作用，也就作罢。

更重要的是拿明代历史经验重新评价全球史、世界比较史等领域中的核心解释和前提，这就是上述中国史是全球史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的第二层含义。也许中国学者不十分关心外国学界如何理解中国史，但也不妨对这个问题稍微留心。西方学界对中国历史的解释或多或少与小学、中学、大学所用的教科书都有关，对下一代中国观的形成会产生影响。“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中国复兴”等口号都与历史意识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西方不少人就下了一个结论，想要了解中国将来在国际舞台上会怎么样，最好的办法就是了解中国过去怎么样。在讨论、编写新全球史过程中，中国同仁具有优越条件，可以扮演重要角色，但愿他们积极参与并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