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邵循正：明朝诸帝有蒙古血统这一奇异理论的历史意义

邵循正撰，曹金成译，苏德毕力格、宝音德力根主编：《蒙古史研究》第13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32-35页。原载《中国社会与政治科学评论》（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37年第20卷第4期，第492—498页。

近来，谁是明成祖的生母这一问题，已重新引起了我们历史学家的注意。遗憾的是，有关这一主题的现存史料是稀缺的；而出于此，各路学者在认真检讨后又得出了一些迥然不同的结论。在本文中，我将尝试简略概述这一饶有趣味的讨论的过程，然后解决（smooth away）一些仅仅在表面上令人费解的疑点，最后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审视这个问题——将此与明朝君主具有蒙古血统这一在当时盛行的理论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这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确定明朝初叶中国与内亚王室的关系。

数年前，傅斯年先生非常明智地重新发起了这一历史之谜的讨论。他攻击成祖为太祖皇后即第一位夫人高后所生这一古老的官方说法，坚定地认为这一君主应是他父亲其他一位叫作碽妃的妻子或妃子的孩子，碽妃在等级上低于皇后，具有外来血统（foreign origin），最可能是高丽人。这一假说从此成为一个激烈的学术论战的缘起。争论团体自然而然地将他们本身划分到两个对抗的阵营内：一个支持由来已久的官方历史（dynasty history）的说法，另一个主要与傅先生的研究保持同步，收集新的材料来佐证其说（man his guns）。一般而言，尽管碽妃具有高丽血统的理论很难说得过去（hardly justifiable），但现有证据是支持这一全新假说的。傅先生的言语中有：

成祖生母实为碽妃，不为高后，此事之已证明者也。碽妃为高丽女否，有其可能，而不必果然。

此言概括出这一难题现在本身所呈现出来的情形；而且，这一保留似乎表明傅先生意识到他的假说中的弱点（the vulnerable point）。遗憾的是，他的论断并未被李晋华先生所接受，后者力求从历史和语言上证明碽妃就是而且只能是高丽人。没有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会承认他的结论是令人满意的。李先生首先写道：

成祖生母共有五说：生母为高皇后者《实录》、《玉牒》、《弇山堂别集·帝统篇》、《鲁府玉牒》、《皇明世系》诸书同此说也；何乔远、李清、谈迁、张岱、沈玄华、朱彝尊、潘柽章诸人则言成祖为碽妃生也；《革除遗事》以成祖为达妃子；《广阳杂记》以成祖为甕妃子；《蒙古源流》又以为洪吉喇氏；后三说皆孤立无证，而《蒙古源流》尤谎谬不足凭，其成为问题者，则成祖是否出于高后，抑出于碽妃也。

上述提供给我们的是对不同史料的仔细分析，我们应该感谢李先生的艰辛劳动，但他的过于迅速的结论（too prompt conclusion）表明他并不熟悉蒙古的历史和语言。这最后三种说法并非陌生、自成一体的（sui generis）的表述；而是与第二种说法一起，构成了一个紧密结合而又不可分割的整体，相互解释、彼此支持。尤其令人熟知的是，在本国中古文人（Medieaval writers）的笔下，“达达”（tatar）一词始终是Mongol一词的汉语对应词，正如《明史》和《元朝秘史》的汉文本所证明的那样。再者，“碽”、“甕”、“汪”之名，仅仅是最初的蒙古名Khungirat（Qongirat或Ongirat）第一音节汉字音写时的变体而已。除了《元史》中给出的各种形式和其他当时的材料外，还要引起我们读者注意的是“王纪剌”（Ongirat）这一更早的形式，此名出现在后来驻跸于别失八里的哈剌契丹古儿汗耶律大石所召集的十八部落名称的列表中。显而易见的是，“甕”、“王”（汪）和“翁”都是Ong-的变形；而“宏”（洪）、“碽”和“广”则是Khong-（Qong-）的变体。因此，语言学上的情形承认蒙古血统（Mongolian original）是无可取代的；盛行的高丽理论无论如何都不能与这一独特的语言现象保持一致。

的确，从历史学的角度，碽妃不可能是《蒙古源流》所宣称的妥懽帖木儿汗的第三皇后（the third fuchin）；但随着中伤之言的逐渐盛行（with the thornes grows the rose），没有我们适当的分析（due consideration），这一布满疑云的故事就无法被驱散。对于这一奇异的蒙古说法，我的观点如下：首先，虽然披着一件具有传说色彩的长袍，但它却蕴含着一些史实；其次，这一叙事的传说部分，并非其作者创作的一件新奇之事，而实际上曾在蒙古甚至明代中国的初叶盛行一时；最后，这一传说已经非常完善地改进了自己，一方面折射出当时蒙古人的心理，另一方面对中国与蒙古汗国的关系施加了重大影响。我希望这一具有一半传说（semi-legendary）的叙事，其意义会得到我们学者的充分认识。

从这一整体上似乎莫须有的叙事中，可以推论出四点作为我们这里尝试讨论的基础：（1）所谓成祖的蒙古母亲；（2）所谓这一蒙古王妃与妥懽帖木儿汗的关系；（3）后来的感恩之词表明，所谓太祖蒙恩于大汗；（4）最令人震惊的言论为成祖甚至是被削弱的（diminished）蒙古大汗的儿子。关于第一点，我们可以明确地说，它与最近研究的结果完全一致；第二点基于一条错误的信息，可能被太祖曾从蒙古宫廷（Mongol ordo）中带走一些女子这一事实所误导。蒙古说法中的这两点与刘献廷的陈述出现了奇异的巧合，表明这一传说流行于蒙古和北部中国。与第一点相联系，恳请我再补充王文禄在他的《龙兴慈记》中所给出的仍然具有传说性质的叙事，为这一问题抛洒一些余光（throws some side-lights）。这一神秘的预言诗韵（prophetic verse），据说是太祖所写，不久被解释为“王吉妇生子为王”，似乎是后来为了嘲讽成祖而以慎重隐晦的方式进行的一项创制。其实，“王吉妇”不是王吉的妻子，而是弘吉剌部的一位妇人（a woman of the Khungirat），成祖的蒙古母亲在此被牵涉其中，这是非常清晰的。这位作者小心翼翼地避免给出这位儿子的姓名，但来自其他途径的一个类似的叙事，暴露出将这一孩子等同于太子另一子代王的秘密。我们知道，可以肯定的是，这位王子的母亲叫作郭妃，与这一传说中的妇人毫无关联；这里，“代”一词无疑影射（contates）的是其临近之地和成祖的封地“燕”。

至于所谓太祖和妥懽帖木儿的关系，太祖说：“大汗确实曾经施我以很大恩惠（favor），这点我绝不会忘却。”其实，在历史学家听来，这是可疑的。但如果我们将此与成祖时代一位波斯佚名作家献给Shan Rokh的历史著作《历史选集》（Muntakhab at-tavarikh）作一比较，就容易发现这里存在着曾一度普遍流行的蒙古传说的某些痕迹，关于明朝血统的这一传说或许被蓄意改编。由这部著作可知，太祖具有蒙古血统，被作者称作在突厥语中意为猪（pig）的Dönggöz；他被任命为统领大汗侍卫的将军之一，对君主表现出特别的拥戴（special favor）。后来，他密谋反对蒙古统治者，登上皇位并建立了大明王朝。他做的如此巧妙（so well）以致中国百姓完全忽略了他的血统（extraction），他的出生地以及他此前的生活。关于这则波斯叙事的荒谬之处，我们不必多费口舌。在此，我想指出的是：这一传说是纯粹的蒙古起源而非波斯起源，因为在《蒙古源流》中并不完美地提及的汗的“恩惠”（favor），据此得到了充分解释。此外，Dönggöz似乎是太祖之姓的一项翻译，汉语中的“朱”与“猪”同音；这表明此传说的编造者一定对中国的语言和政事略知一二；最可能的是，他一定是在中国的一位蒙古居民。至少，我们可以相当稳妥地说，波斯和蒙古的说法可相互补充，以一种并不完美地方式分别再现了它们的共同起源。

成祖是妥懽帖木儿之子的言论，是在其母为蒙古人这一现已确定的根据以及她此前是妥懽帖木儿一位妻子的所谓基础上，伪造出来的；如果我们想要了解这一蒙古传说旨在改变明朝君主族裔性方面的范围和影响的话，即使是这一点我们也要充分考虑。可能是无法使太祖成为他们的亲属，蒙古人发现将成祖的姓名列入他们敬重的汗系中则是合理的。但这么做，他们却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他们艺术性的伪造是与编年无法协调的。

根据傅斯年先生明智的观察，这一传说代表着中国百姓因反对成祖非法篡位和血腥屠杀而在主观情感上的反映。然而，这仅仅解释了此传说在本国普遍流行以及为民众普遍接受的原因。另一方面，真正的起源还应在蒙古人中寻找，因为这一传说本身无法与当时中国百姓在民族方面所高度激发的精神相协调，更不用说他们对新的、残忍的君主是多么深恶痛绝了，而且，正如所显示的那样，“王吉妇”的传说中似乎早已找到了一个出口，直接的意图是使成祖成为刻薄而没有价值的母亲的儿子，譬如说是妓女之子。

我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已经暗示这一传说力图反复将蒙古血统引入明代诸帝之意义的国际背景（international aspect）。以同样的方式，蒙古汗国早已承认中国的诸汗为成吉思汗的直系子孙，并将汗八里（Khanbaliq）不仅视作蒙古中国的首都，而且也是同一时期整个蒙古帝国象征统一和君权的政治中心，因此帖木儿王朝通过类比认为北京的明代诸帝是他们法统上的（de jure）最高统治者，他们继承了所谓的大汗之位，并在蒙古和中亚行使传统上的宗主权。这在逻辑上制造了一种法律关系，为后来虚拟地编造的血缘关系作了铺垫，对于蒙古人来说，在为他们形式主义的推论给出一个真实的正当理由上，血缘关系或许是必不可少的一大因素。这一传说在其最早的形式中，被赶出中原的蒙古人无疑只是力图羞辱“朱家”，但随后当朱家成功地巩固了他们在中国的地位，甚至将他们的统治扩展至蒙古，把他们的宗主权延伸到河中和波斯后，它在决定成吉思汗后代、帖木儿王朝和中国的关系中，开始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一意义似乎早已被我们历史学家所忽略了。

传说和历史当然是迥然不同的事物，但在改变事件进程甚或国家命运方面，传说有时可能比真相更为重要（carry a greater weight）。无论成祖的母亲是碽妃还是高后，这一问题都必须而且似乎已公正（seems to have rightly been）呼吁对明代内部史中一个重要插曲“永乐政变”进行合理认识；但整个传说的范围和影响，也必须在理解这一独特时期（memorable epoch）的外部史中予以充分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