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兹•卡夫卡作品中的希望与荒谬（阿尔贝•加缪）

弗兰兹•卡夫卡作品中的希望与荒谬 阿尔贝•加缪 卡夫卡的整个艺术就是迫使读者再读一遍。他的作品，结尾，或结尾的缺失，都包含了某些缘由。但这些缘由并不是以明晰的语言写在书中，读者需要从另一个视角重读故事方可体会这些看似合理的东西。有时，同样的文本还可能有两种不同的阐释，进而需要读者阅读再三。这是作者想看到的。然而，如果有人竭力咀嚼卡夫卡作品中的种种细微之处，那就走上了歧途。象征总是泛泛而言，无论它的字面翻译多么精确，艺术家也只能还原出它的动感而已：逐字逐句的释义是不存在的。而且，最难理解的某过于一部象征作品。一个象征往往超越了使用者，并且事实上让他在无意识中表达了更多内容。这一点上，要抓住象征意义，最确定无疑的办法就是不要去触发意象，不要带着先入为主的态度阅读作品，更不要试图寻找文中隐藏的暗流。卡夫卡的作品尤为如此，因此不如接受他的种种规则，一如由形式理解戏剧，从表面理解他的小说。 对于较为随意的读者而言，这些戏剧小说乍一看，似乎描述了种种令人不安的游历，那些浑身战栗却不知疲倦的人物随着故事的发展，试图求解一些作品尚无明确阐述的问题。在《审判》中，约瑟夫·K获了罪，但却不知罪名如何。毋庸置疑，他希望为自己辩护，但却不知从何说起。律师们也觉得他的案子棘手难办。在此期间，他没有漏过任何一次恋爱、吃饭或是读报纸的机会。然后，他便站在了被告席上，但是法庭非常黑暗。他一点也不理解。他只是推测，他被认定了有罪，但是几乎想不起具体的罪名。他也时常也在怀疑，并带着这种疑惑继续生活。一年以后，两位衣冠楚楚的绅士找到了他并很有礼貌地邀请他一起散步。他们更是殷勤地把他带往了一个废弃的郊外，并抓住他的脑袋往石头上磕去，割开了他的喉咙。临死之时，这位有罪的人仅仅只是说了一句，“像条狗。” 你会发现，这很难称得上是故事中的象征，象征最显见的特征恰恰就是自然性（naturalness）。但是，自然性是一个难以理解的范畴。有些作品，故事情节读者看似很自然。也有些作品（确切的说，是极少的作品），其人物认为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是极为自然地。一个古怪而又显而易见的对立矛盾就是，故事人物的经历越异乎寻常，这个故事的自然性就越容易为我们所发现：它与我们所感到的离异成正比，这种离异是一个人对生活的陌生和他接受这种生活的率直程度之间的矛盾。似乎，这种自然性是卡夫卡式的。准确地说，有人十分清楚地认识到了《审判》的意义。我确信，有人提到过人类境遇的意象。然而，这种概念既简单又复杂。我指的是，对卡夫卡来说，这本小说别具深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是那个一直在说话的人，即使他倾诉的对象是自身。他活着，他犯了罪。在小说的前几页，他就了解到了这一点。这个世界中，他也一直在追寻这一点。然而，一旦他力求适应，他丝毫不惊奇自己能够做到。对自己缺乏惊奇之感，他从来也没有表现过足够的诧异。正是通过这种矛盾，我们捕捉到了这部荒谬作品最初的种种迹象。心智投射在实体世界中的是它的精神悲剧。它之所以可以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一个永恒的悖论，后者赋予了色彩表达虚无的能力，给予了日常行为转化不灭壮志的力量。 同样，或许《城堡》一书就是某种信仰的实践产物，但它首先是一个灵魂追求它的优雅而走过的历史，也是一个人向世界万物追问他们高贵的秘密，向女性们诘问沉睡在她们心中诸神的记录。当然，《变形记》进而代表了清醒的某种准则所具有的恐怖意象。而当人意识到他可以轻易变成野兽时，他所产生的这种难以预料的错愕和震惊也成就了这本书。在这种本质的模糊之下就隐藏了卡夫卡的秘密。在自然和超然之间、个人与宇宙之间、悲剧与日常生活之间以及荒谬与逻辑之间，人在其中的犹豫和摇摆贯穿于这部作品之中，并回应和赋予了这部小说以意义。为了理解这部荒谬的作品，我们必须一一历数这些似是而非的悖论，强化其中的对立矛盾。 诚然，象征具备了两面，形成了两个由观念和情感组成的世界以及一本联系双方的字典。这字典纷繁复杂，不便查找。然而，觉悟到这两个世界对峙的存在就相当于走上了揭开他们秘密关系的道路。在卡夫卡的书中，这两个世界，一方就是平日的生活，而另一方就是超自然的焦虑。[1]这里，我们又看见了尼采之语的无休止重现：“伟大的问题总是出现在街上。” 这里，人类的境遇之中彰显了一种本质的荒谬和与之难以共处的高贵（所有的文学都是如此）。它们不期而遇，则谓之自然而然地发生。我要再次强调，这二者包含在了我们精神上的放纵和肉体上短暂愉悦间的荒唐背离之中。这荒谬就在于身体必须超越灵魂。任何想表征这种荒谬的人都必须给与荒谬以生命，让它历经一系列相似的对比。于是卡夫卡用日常生活诠释悲剧，用逻辑比照荒谬。 一个演员灌注在悲剧角色的努力越多，他越是谨慎小心，不去夸大它。他的举止越是克制，那么他所激发出的情绪就越难以克制。在这一方面，希腊悲剧富于教训。在悲剧作品中，命运总是伪装在逻辑和自然性之中并自我感觉良好。我们预先就得知了俄狄浦斯的命运。他将犯下杀人和乱伦之罪，这在冥冥之中就已经决定了。而戏剧则努力展现了其内在的逻辑架构，即它是如何一步一步引诱主人公走上灾难之路的。仅是告诉我们他的命运异乎寻常，这也不吓人，因为我们知道故事是不合常理的。然而，如果在每日生活、社会城邦以及熟悉的情感框架中表现出了故事的必然，那么这种恐惧就值得我们顶礼膜拜了。在那反抗命运的斗争之中，人们会被震撼并高呼：“那是不可能的。”而绝望的一丝必然就深藏在“那”里。 这就是希腊悲剧的全部精髓，至少反映了它诸遭面貌的其中一种。因为，它还存在另一种与之相反的风貌，这种风貌会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卡夫卡。人的内心中还有一种讨厌的倾向，即只把所有压倒命运的东西标识为命运。幸福同样是莫名的，因为它不可避免。然而，现代人无法意识到这一点，于是便对幸福大加赞赏。反过来，希腊悲剧中那些高贵的命运和那些传说故事中的宠儿是他们无以复加的焦点。如尤利西斯，无论环境有多么的险恶，他总能化险为夷。只是归返伊萨卡岛[2]却不是那么一帆风顺。 我们都必须牢记，每一个故事都是逻辑推理、日常生活与悲剧的秘密合谋。这是为什么《变形记》的主人公萨穆沙（Samsa）是一个推销员的原因，为什么在他的奇异之旅中让他惶惶不安的是他老板对他的愤怒而不是变化成虫。他长出了许多小腿和触角，他的脊椎高高拱起，肚子上浮现了白色的斑点——我不敢说这不让他感到诧异，因为这样的话就冲淡了艺术性——但这只是让他“稍稍有些烦恼”。卡夫卡的艺术作品在此与其他小说有了区别。他的核心之作《城堡》中，每日的生活细致入微，让人眼前一亮，而是这本怪异的小说却没有给出任何结论，一切又周而复始，回到了起点。这本小说本质上展现了高尚灵魂因为有所追求而必然的冒险。将问题转化为行动，特殊与一般的巧合，这些小把戏也出现在了每位大家之作中。《审判》的主人公或许曾被称为施密特或弗兰兹• 卡夫卡，但现在他是约瑟夫•K。他只是个普通的欧洲人。他和大家别无二异。但是他也是实体的K，是这个肉体等式的未知数x。 同理，如果卡夫卡要想表现荒谬，他就会利用前后一致性。你一定知道疯子在浴缸里钓鱼的故事。一个精通心理治疗的医生曾问他，“是否有鱼儿在咬钩呢？”，结果却得到了一句刺耳的回答：“当然不会了，你这个笨蛋，这是浴缸！”这故事有点巴洛克式[3]的风格。但是这个故事中，你可以清楚地发现荒谬的渲染与过度逻辑之间的联系。卡夫卡的世界是一个难以表述的真实宇宙，在此之中，人可以在享受到明知无所得、却依然在浴缸里垂钓的痛苦。 因此这里，我认识到作品其荒谬也体现在了它的创立原则上。比如，就《审判》而言，我确实要承认这是一大成功之作，因此肉体胜出了。 书中不缺乏任何荒谬的元素，有无法表露的反抗（这显现在文字之中），有清醒的神志和无言的绝望（这表述在内容之中）。但更令人惊讶的是，小说中的人物均展示了各种自由的风尚，他们把这些风尚一直保持到了终极的死亡来临之时。 *** 然而，这个看似封闭的世界并不是滴水不漏的。卡夫卡正打算向这个停滞不前的宇宙中引入另类的希望。这一点上，《审判》和《城堡》的方向不尽相同，它们互为补充。这两本书，从一本到另一本之间希望的转变几乎是察觉不到的，这一点代表了人们在逃避领域上取得的巨大成功。从某种意义上说，《审判》提出了问题，而《城堡》欲与了解决。前者以一种半科学的方式进行描述但未能给出结论。而后者则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前者。《审判》进行诊断，而《城堡》则设想了一种治疗方法。但是它所提出的补救措施却无法治愈前者的疾痛。它仅仅是将这种疾病送还给了正常的生活，从而帮助人们接受它的存在。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可以想想克尔凯郭尔），它使得人们把这疾痛视为珍宝。土地测量员K想象不出此外其它的任何焦虑能让他如此痛苦。他周围的人对这种虚无和无名的痛楚情有独钟，仿佛这里苦难是享有特权的人才有的。弗丽达（Frieda）对K说， “自从认识你以来，我感到多么需要你。没有你的日子，我非常的孤单。”这种难以描述的疗法把爱情当成了凌驾于我们之上的东西，并在平和的世界中让希望一跃而起，使这种突如其来的“飞跃”改变了万物的原貌，于是这既成为了存在主义革命的秘密，也成为了《城堡》本身的核心所在。 就小说的建构而言，很少有小说比《城堡》更为严谨的了。K是以土地测量员的名义来到了村庄，准备丈量那个不知名的城堡。但是村庄和城堡之间并无沟通。在数百页的小说中，K不屈不挠追寻着他的方式，不断地向着目标前进。他机关算尽，依然微笑如常。他有些不安，但是保持着善意，并极力完成他人托付的责任。每一个章节既是一个新的挫折也是一个新的开始。小说的逻辑欠佳但写作手法却一致连贯。坚持不懈构成了作品的悲剧性。当K向城堡里打电话时，他听到的是疑惑且混杂的人声、模糊不清的笑声以及远处的挑逗声。这足以挑起了他的希望，就如同夏日天空中些许迹象或夜空种种憧憬给了我们以生的理由一样。这里，我们会发现卡夫卡特有的秘密忧郁。事实上，普鲁斯特的作品或普罗提诺的风景画中也均有相同的发现——对失落天堂的留恋之情。“当巴纳巴斯（Barnabas）今天早上告诉我他将去城堡的时候，”奥尔加（Olga）说到。“我非常地沮丧：这可能是趟徒劳的旅行，可能又浪费了一天，可能希望又要落空。” 在“可能”——在这一个词上，卡夫卡赌上了他的所有作品。然而，奇迹并没有出现：追寻永恒的旅程依然一丝不苟地进行着。卡夫卡笔下的这些人物们，形如机器，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幅逼真的图画。如果我们失去了娱乐消遣[4]，完全被置于神明的羞辱之下，我们也会和它们别无二致。 《城堡》，屈服于每日的生活成了一种道德准则。K的最大心愿就是希望城堡能够接受他。由于无法独自完成这一心愿，他便极力迎合上，努力成为了村庄的一员并失去了陌生人的地位，这原本是他从每一人身上感觉到的东西。他想得到的是一份工作、一间房和一个健康的寻常之人所拥有的生活。他无法忍受自己的疯狂。他想变得通情达理些。他想打破那个专门为他所施的咒语，不想成为村中的陌生看客。在这一点上，他和弗丽达的故事就显得意义非凡。这个女人认识城堡中的一位官员，因此如果他把她纳为情妇，那么这完全是因为她的过去。这使得我们想起了克尔凯郭尔对雷吉娜·奥尔森(Regina Olsen)的秘密爱恋。对某些人来说，耗尽他们生命的永恒之火足以灼伤那些他最亲近的人。这致命的错误就在于他们给了上帝一些不属于上帝的东西，而这个主题同样包含在了弗丽达的故事之中。但是在卡夫卡看来，这似乎并非是一个错误，而是一种学说和一个“飞跃”：没有什么是不属于上帝的。 更为重要的是，这位土地测量员为了接近巴纳巴斯姐妹而与弗丽达分了手。因为，巴纳巴斯一家是村里唯一一个同时被城堡和村庄彻底冷落的人家。大姐阿玛丽娅（Amalia），回绝了城堡里一位官员的猥亵请求，随之便被一种不道德的诅咒缠身，失去了上帝的宠爱。因为人无法将人的尊严完全依托给上帝，所以这就意味着他与他的高贵优雅不相称。这里，你会发现一个存在主义哲学熟悉的主题，即真实与道德的对立。从这一点上看，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因为，无论是弗丽达卡还是阿玛丽娅、这些卡夫卡笔下的主人公所追寻的道路正是那条从相信爱情到把荒谬奉若神灵的道路。卡夫卡的思想于是再次与克尔凯郭尔的交汇到了一起。所以作者把“巴纳巴斯的故事”置于了书的最后，这一点毫不奇怪。土地测量员最后一次尝试就是想通过否定上帝的方式来发现上帝、取信于他。他没有通过我们概念中的美德和善行打动上帝，而是以发掘上帝空洞而鲜为人知的一面，如他的冷漠、偏袒、愤恨，以此来认识上帝。此时的他已被疯狂的希望支配，为了竭力进入那神性优雅的荒漠，对自己不再忠诚如一，并放弃了道德、逻辑和知性。那个曾要求城堡接受他的陌生人在他旅程的尽头反而离他的目标更加疏远了。[5] *** “希望”一词用在这里并非荒诞不经。相反，卡夫卡把人的境遇描述得越富有悲剧色彩，希望也就变得越坚定越具积极性。《审判》愈是真实荒谬，《城堡》的激情“飞跃”就愈是看似让我们动容并感到不可思议。然而，这里我们又发现了存在主义思想悖论的纯粹体。例如，克尔凯郭尔对此曾有所表述：“尘世间的希望必须湮灭；而那时，人们才会被真正的希望所救赎。”[6]在这里，这种观点又转化成了：“他必须先写下《审判》来承担《城堡》。” 诚然，那些提到卡夫卡的人，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把他的作品定义为“人类走投无路时所发出的绝望呼喊”，但是这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其实，他的作品中存在无数的希望。在我看来，亨利·波尔多[7]的乐天派作品看起来独有一种沮丧。这是因为他的作品对万物皆无所区别。而马尔罗的思想则相反，它一扫阴霾之气。但他们二人作品所争论的希望（或绝望）却不尽相同。我只是发现荒谬作品本身可能导致我极力避免的不忠。荒谬作品曾为人类无果遭遇的苍白再现，并明确颂扬了短暂之生命，而在这里，它化身为摇篮，孕育了种种幻念。它对此的解释是它赋予了希望以形体。创造者无法将其置之度外。它也并非那个昔日的悲剧游戏。它使卡夫卡的生命具有了意义。 奇怪的是，卡夫卡也好，克尔凯郭尔也好，甚至是舍斯托夫——简言之，这些旨在揭示荒谬之神和它诸遭影响的存在主义小说家和哲学家——他们相关的灵感之作就长远而言，均不约而同地高呼希望的出现。 他们拥抱这位即将吞噬他们的神祗。正是他们的谦卑召唤了希望。因为，这一荒谬的存在向他们多少显现了超自然的现实。倘若这一生命之旅将通往上帝，那么这毕竟也是一种结局。而克尔凯郭尔、舍斯托夫和卡夫卡笔下的人物在他们各自的人生之旅中所展现出的不懈与坚持，便是为提升那种必然提供了担保。[8] 卡夫卡拒绝将道德、实证、美德和连贯托付于他的神，只是为了更好地投入到后者的怀抱之中。认识荒谬、接受荒谬，然后委身于它，然而我们知道，从那一刻起，荒谬就不再是荒谬了。鉴于人类境遇的种种局限，又有何种希望比那允许人们逃出生天的希望来得伟大呢？正如我再次看到的那样，在这方面，存在主义思想宛如浩瀚的希望之海中的一叶孤舟（这和当今的观点恰恰相反）。在早期的宗教时代，正是这希望随着佳信的频传，点亮了古代世界。然而，若以一切存在主义思想所独有的飞跃，以他的不懈与坚持，人在纵览已无遮掩的神性之后，怎么会看不到其中清醒自我否定的标志呢？他仅仅把这称之为是人的高傲，而为了自我救赎走下了王座。这种自我否定应该有所产出，但这却改变不了人高傲的本性。在我看来，仅仅是像一切高傲一样，说清醒的道德价值是无效的，这样是无法使之磨灭。因为，真实，就其定义而言，同样是无结果的。所有的事实也是这样。在一个万物皆已给出而却不加以解释的世界中，价值或形而上学的多产性只是个意义尽失的概念。 无论如何，你在这里都会发现卡夫卡的作品在何种思想传统中具有了一席之地。若是把从《审判》到《城堡》的这一转变看成是不可避免，那么这倒不失为是明智之举。约瑟夫·K和土地测量员K不过是吸引卡夫卡的两个极点而已。[9]我应该模仿他的口气说，他的作品可能并非荒谬之作。但这不应阻碍我们看到它的高贵和普遍性。他成功地表现了日常中人们从希望到悲伤，从绝望的智慧到刻意迷茫的过程，而高贵和普遍性这二者也自此而生。他的作品具有普遍性（真正的荒谬之作并非如此），在于作品描绘了感情丰富、令人动容的场景：他们逃避人性，从诸遭对立矛盾中获得信仰的理由，从内涵丰富的绝望中汲取希冀之光，他们并且带着恐惧高呼，生乃死的过渡。这就是普遍性，因为它的灵感来源于虔诚。正如笃信一切宗教信仰一般，人们摆脱了自身生命的重荷。但即使我知道普遍的存在，即使我可能甚至对它顶礼膜拜，我也很清楚，我之所求并非普遍，而是真实。二者或无法同时出现。 若如我所说，真正无可救药的思想仅是碰巧被与之相反的准则所规制而悲剧作品可能是一部描写人类放逐一切未来希望之后的快乐生活，那么以上这种特别的观点就更好理解了。生活越是激动人心，那失去这种生活的想法就越荒谬。这也许就是我们在尼采作品所感到高傲和无望的秘密之所在。以此看来，尼采似乎是唯一从荒谬之神获取了某种极端美学并加以演绎之人，因为他的最后之语充斥了他的无望却又带着征服者的清醒并以此坚决否定了任何超自然的慰藉。 然而，以上的论述足以说明了卡夫卡在本文架构中的关键地位。这里，他向我们展现了人类思想的局限之处。就其完全的字面意义而言，我们可以说，他作品的一切都是至关重要的。无论如何，它提出了这个荒谬的问题。若是把这些结论与我们起初的论述、内容与形式、《城堡》的隐含意义与使其成型的自然艺术以及K的激情高傲之旅与每日生活的场景，把这些放在一起加以比较的话，那么我们将意识到它可能的伟大之处。因为，如果对往日的留恋之思是人类的印记，那么或许无人给过这些悔恨的幻影以血肉之身。但与此同时，我们将会感觉到荒谬作品所需要的那种独特的高贵，可能这里也无法找寻到它的身影。如果艺术的本质是一般与特殊的结合，一滴水珠落下的瞬间永恒与其光影之美的依恋，那么以他所展现出的这两个世界的距离来判断这位荒谬作家的伟大，这种方式将更加真实。他的秘密在于他能够捕捉到这两个世界极度不成比例之时所交汇那一点。 老实说，心底纯净之人到处都会发现这种人性与非人性交汇的几何轨迹。如果说浮士德和堂吉诃德是艺术创作的杰出代表，这是因为他们用尘世的双手向我们指出了无限崇高之处。而总有一刻，心智将否认这双手所触及的真实。那一刻起，这一创作就不再被看成是悲剧之作：人们仅仅会严肃地对待它。于是人们思考希望的存在。但这并不是他应该做的。他应该远离欺骗与谎言。然而我在卡夫卡对整个宇宙发出强烈诉求的结尾之处发现的只有这么多。卡夫卡的裁定也难以置信：在这个丑陋而颠倒的世界，即使是鼹鼠也敢去希望。[10] [1]值得一提的是，卡夫卡的作品亦可以从社会的角度予以合理的剖析（如《审判》）。甚至我们可能都没有必要去刻意去选择文本。这两种分析皆可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从荒谬的角度上讲，反抗人类也是针对了上帝：伟大的革命总是形而上的。——原注 [2]伊萨卡岛（Ithaca），希腊西海岸附近爱奥尼亚海中的一个岛屿，为希腊神话中奥德修斯的故乡。——译注 [3]巴罗克风格（baroque），17、18世纪欧洲盛行的一种建筑、音乐和艺术风格，以华丽的细节为著称。——译注 [4]《城堡》中，帕斯卡式的“消遣娱乐”是由K的助手们所展现的。他们想让处于焦躁之中的K“娱乐”一下。如果弗丽达最终成为了其中某个助手的情妇，那么这是因为她想过上每日真实的生活，与人共同分享痛苦。——原注 [5]考虑到卡夫卡在《城堡》中给我们留下了尚未完结的故事，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但让人不解的是，这样做，作者在终章部分就破坏了小说的统一性。——原注 [6]心灵的纯粹。——原注 [7]亨利·波尔多（Henri Bordeaux），1870-1963，法国作家，传统主义流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法兰西学院院士。——译注 [8]阿玛丽娅是《城堡》中唯一不抱希望的人物。她和土地测量员K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原注 [9]就卡夫卡思想的这两个方面而言，比较一下在《南方杂志》(Les Cahiers du Sud)（以及美国《党派评论》——英译者注） 上发表的《在流放地》：“毋庸置疑，（人是）有罪的”和小说《城堡》的片段（莫墨斯的报告）：“土地测量员K的罪行难以成立。”——原注 [10]很明显，上述的内容便是对卡夫卡作品的阐释。但为了不失公允，我们还有需补充一点：在种种其它的阐释之中，也完全可以从纯粹的美学角度分析这部作品。例如，B•格罗图森（B•Groethuysen）要比我们巧妙许多，他给《审判》写了一篇相当出色的序，而文中，他仅仅阐述了他称之为无限憧憬之人种种痛苦的幻想。这本小说描述了一切却没有因此而加以肯定。这是命运或许也是小说的伟大之处。——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