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与被读》序言（节选）

十多年前，我以富布赖特学者身份在耶鲁大学访学，一次偶然在耶鲁学生主办的报纸《耶鲁每日新闻》（Yale Daily News）上看到一个醒目的短句：“Read or be read!”翻译成中文就是：“读与被读！”这句话的对象大约是新入学的学生，或像我这样首次看到这份报纸的读者，它既是广告词，也是约稿信：请你阅读我们的报纸！或者请你给我们投稿，让你的文章被大家阅读！

这句话让我心头一震：读与被读，这其实就是我们读书人每天要做的事情，这原本就是我们存在方式的全部！

读与被读是相关联的，是相辅相成的。读是被读的前提，被读往往是读的结果。世上或许有绝对的、纯粹的读者，即他始终在不懈地阅读，读到老，读到死，却从未写下一个字；但世上恐怕没有绝对的、纯粹的作者，即他一直在拼命地写作，写到老，写到死，却从来不读任何一本书。

读书的人自然就是“读书人”，但汉语里的“读书人”显然不仅指阅读者，也指写作者，甚至泛指一切与文字有关的人。“读书人”之称谓在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都是带有褒义的，无论是指正在埋头读书的人即学生时带有的温情，还是指已经读书成功的人即文人时带有的敬意。当然，在中国社会某些特定语境下，读书人及其称谓也可能遭遇麻烦，比如战乱时的“秀才遇见兵”，比如十年动乱时的“臭老九”，但特殊时代或特殊场景下文化人的窘境，其实又恰好凸显了文化人的特殊性，即劳心者与劳力者的分野。西方也有“书人”之称谓，如英文中的bookman和俄文中的книжник。《圣经·马太福音》第二章第四节提及的“文士”，俄文版中用的就是“книжник”，直译就是“书人”，而英文版中用的却是“scribe”，直译就是“抄书吏”。但关于读书人的一个形象比喻在中、英、俄文中都是一致的，即“书虫”（bookworm/книгоед）。一个读书人埋头于书的海洋，终日咬文嚼字，吞噬书页，读得久了，也难免变得迂腐、木讷，于是又有了“书呆子”之谓。这一意象表明，读与被读都是与书分不开的。

然而，作为读与被读之主要媒介的书本自身却一直在发生巨大变化，从甲骨、泥板、树皮和羊皮，到莎草纸、线装书和印刷书，再到手机和电子书阅读器，“书”的形式千变万化，读书的方式也随之改变，但读书这一行为本身却一如既往。阅读媒介、阅读方式的变化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一个人的阅读和写作，这还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但读与被读作为人类的情感和思想表达行为恐怕永远不会消失，因为这是人类文明存续的唯一前提和一切后果。

读是一种汲取，被读是一种表达。但有的时候，读也是一种表达，因为你读什么书，如何读，这已经构成一种生活方式；有的时候，被读也是一种汲取，因为对有心的作者而言，你被什么样的人所阅读，你被如何阅读，这绝对是一些需要接受的信息，也是一个个不断的收获。

一个人读不读书，一个人喜欢不喜欢阅读，是可以从他的言谈举止中看出来的。有经验的读书人，甚至能判断出他的某位同行是读诗的人还是读小说的读者，是现实主义的读者还是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读者，是偏爱古籍还是偏爱外国文学作品的读者。似乎，一个人所读到的东西就像他每日三餐吸收的营养，会以各种复杂的生物学、生理学、营养学、消化学的方式作用于他的肌体，最终通过某些微妙的路径体现出来。俄国有一个说法：“文字是文化的衣裳。”如果说文字也是一位写作者的衣裳，那么被读就是他的外衣，读就是他的内衣。

读与被读都是一种对话方式，一种交流手段，同时又是一种高度个性化的行为，是一种独处。政治学习时大家围坐在一起读报纸，这不是阅读，至少不是有效的阅读；儿童会聚在一起看小人书，但这种方式很少持续到他成年之后；钢琴演奏时会出现两人四手联奏，但两位读者脑袋贴着脑袋始终同步地把一本大部头书从头读到尾，却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即便这两位读者是夫妻或情人；现在的学术论文有多人合作，有的论文甚至会署上长长一串十几个姓名，但文学史上的经典名著却鲜有多人合写的，除了《诗经》这样的合集。

读要自己去读，一个人独自地读，写也要自己去写，一个人独自地写，读与被读于是成了世界上最孤独的事情，就像寺庙中的修行，教堂密室里的祈祷。与此同时，读与被读又是一种最渴望交流的举动，都充满对各种可能的奇遇之期待，都是跨越时间和空间的远握。世界上不存在对作者一无所求的读者，恐怕也很少有对读者无动于衷的作者。苏联时期曾有“抽屉文学”之说，一些作家深知自己的作品内容有“异端”倾向，一时难以发表，但他们依然继续写作，为抽屉而写作，激励、支撑他们写下去的动力又恰恰是这样一种信念，即他们的作品有朝一日终将面世。后来，在20世纪下半期苏联社会的宽松时期，如解冻时期、改革时期，这些作品果然纷纷浮出水面，有些还成了20世纪俄语文学中的杰作，如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格罗斯曼的《生活与命运》、阿赫马托娃的《安魂曲》、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等。俄国诗人曼德尔施塔姆曾将写作行为等同于向茫茫大海投掷漂流瓶，因为，“理想的读者只存在于后代”。读者和作者之间的非对称关系，非共时性关系，构成了读与被读之间一种强大的张力。

……

读与被读都是一个自我塑造过程。对一本书的阅读可能会决定一个人的一生，读者爱上的每一本书，往往就是他人生路上的一座路标。读什么样的书，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与之相似，写什么样的书，就会暴露出作者是什么样的人。文如其人，书如其人，你写出了一本书，你也就完整地把自己展示给了所有人。读与被读在这一点上是相似的，即两者都是在寻求自我，形成自我。

阅读是一件奢侈的事情。俄国作家罗扎诺夫在他的《落叶集》中写道：“书应该是昂贵的。”相比物质食粮，我们的精神食粮无疑是便宜的，一个人一生买书的钱肯定少于他用于维持物质生活的开销。索尔仁尼琴曾在一篇散文中写道：很多人都会在清晨花上半小时或更长的时间健身，却很少有人每天花几分钟的时间健脑，也就是阅读和思考。读与被读都是时间的产物，也是时间的消耗，生命的消耗。人的生命有长有短，人们用于读与被读的时间则差异更大，读与被读在人的生命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往往就决定着一个人生命的品质，至少决定着他精神生活的品质。

语言能力和使用工具的能力，曾被作为区分人类和其他动物的主要依据，可是生物学家后来发现，许多灵长类动物都有使用甚至制造工具的能力，也有它们独特的语言。如此一来，读与被读，至少是文学意义上的读与被读，可能就是人类有别于其他动物的主要特征了。

俄国诗人叶夫图申科在20世纪80年代访华，他听说了一个个关于中国翻译家在最艰难的时刻依然坚持翻译的故事后十分感动，写下《中国翻译家》一诗，他在诗的结尾写道：“要为无名的翻译家/建立起一座纪念碑，/那最为可敬的基座/就由无数的译著垒成！”

一个读者身后墓碑的高度，应该就是他读过的书摞起来所形成的高度；一个作者身后墓碑的高度，应该就是他写出的书摞起来所形成的高度；一个文人身后墓碑的高度，应该就是他读过的、写出的书加在一起所垒成的高度。我们经常称赞某人“著作等身”，却很少称赞某人“读过的书等身”，“读万卷书”似乎才是一件可以夸耀的事情。需要读多少书才能写出一本被读的书来呢？读过的书和被读的书之间会构成怎样的比例呢？这肯定是因人而异的，但这两摞书之间的高低差异也肯定是巨大的，这两者间的比例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一位文人的读写习惯和存在方式。

读与被读是一件与生俱来的事情，你吸入的第一口气就是读，你呼出的第一口气就是被读；读与被读是一桩相伴终身的事业，你吸入的最后一口气就是读，你呼出的最后一口气就是被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