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出》：穷人的挽歌和富人的崩溃

1936年，曹禺根据自己在天津生活的所见所想，写下了四幕剧《日出》。该剧一经发表，就引起了文艺界的重视和注意，巴金更是毫不吝啬地称赞《日出》是“中国新文学运动中最好的收获。”

如果说曹禺的第一部戏剧《雷雨》的视角局限于封建大家庭的堕落与罪恶，那么《日出》则充分体现了作者视野的扩大。在《日出》中，曹禺通过旅店和妓院这双重空间将上层富人与下层贫民的斗争、冲突展现地淋漓尽致，穷人们与富人们生存境遇的巨大差距也在对比中越发鲜明。可以说，《日出》是一曲写给穷人的挽歌，也是对富人终将崩溃的预言。

一、无业可从——穷人的生活困境

在《日出》中，曹禺将“旅店”作为富人们寻欢作乐的场所，而“妓院”则成为描写穷人们不幸的主要场景，但这两者之间的界限并不绝对，随着身份的转变，有时主要在旅店活动的人也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穷人。总的来说，《日出》中的穷人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两类。一类是主要活动在妓院的以翠西、小东西为代表的妓女，一类则是因为失业而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穷人，如李石清，黄省三等。

《日出》中的穷人为什么贫穷？最直观地看就是因为突如其来的失业直接将他们过往的生活摧毁。李石清和黄省三原本都是大丰银行的职工，行长潘月亭为了节省资金，只好将他们裁掉。

诚然，暂时失去工作并不意味着此后就再也找不到工作。黄省三被裁后曾请求李石清给他一条活路，李石清让他有力气就出力气，没有力气就去偷，就去讨。如果放不下脸面，那么干脆死掉更好。然而黄省三因为体弱多病，身体素质不能支持他靠体力为生。

黄省三的生存境遇，实际上恰恰是当时某些知识分子的真实写照。他们有知识，有文化，有学识，却唯独身体素质不佳，无法从事纯粹的体力劳动。他们可以贩卖脑力，然而社会剥夺了他们以此为生的机会，就像巴金的小说《寒夜》中的汪文宣一样，最终只能贫病交困地倒在凄惨的寒夜中。

那么体力劳动者就一定能活下去吗？曹禺在《日出》对此并没有作详细的描述，我们只能从字里行间为数不多的信息中作出大致的推测。大部分体力劳动者贩卖着廉价的体力，最终获益良多的是黑心的资本家。与此同时，他们的工作条件还非常糟糕，从事有些危险的工作甚至要冒着残疾或死亡的风险。对于他们而言，一旦受伤落得残疾，或者发生更坏的情况，像小东西的父亲那样在工作时因为意外失去了生命，那么无业可从就是他们未来既定的命运。

像翠西、小东西这样的妓女，她们实际上也是因为无业可从，才沦落到靠出卖自己的肉体为生。美国学者罗伊·坦娜希尔曾指出，“19世纪沦为妓女的姑娘们通常是因为需要钱才去卖淫的。一方面某些有自立意识的职业妇女她们知道除了身体以外，没有任何资本……另一方面对年青寡母和未婚母亲而言，……其微薄所得几乎总是使她们家破人亡。”这对于书中的女性而言也同样适用。

小东西因为父母双亡，自己年纪尚小根本无法自食其力，而只能在坏人的胁迫下出卖肉体。翠喜作为“传统的未受过教育”的女性，则是因为丈夫残疾导致家庭失去了唯一的经济来源，而不得不以此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即便如此，她们两个人在这一行也依然不得不承担着“无业可从”的风险。在戏剧的第三幕里，曹禺多次写到小东西因为客人嫌她年纪太小而挂不上客；而翠喜刚出场时也曾感叹着年华已逝，岁月易老，自己人老珠黄，风采不再。对于这一老一小而言，连是否能抓住这最后的出路都是一个问题。

从根本上来讲，女性的境遇是艰难的。新文化运动揭开了女性自我解放的序幕，然而女性解放又岂是一朝一夕之事？再加之当时生存条件恶劣，社会动荡不安，大部分人都缺乏基本的生存保障，更不要说被封建主义禁锢了几千年之久的女性。当时的她们必须在家庭中紧紧依靠男性这一经济支柱，而脱离了家庭的女性也因为社会没有提供能让她们独立生存的资源而不得不再去依附其他男性。整部戏剧的核心人物陈白露就是如此。她抛却了爱情，靠出卖自己的灵魂和真心来哄富人们开心，以此维持自己的生活。然而当她昔日的好友方达生找到她，渴望挽救她时，所指出的方向却是让她离开这里，找个好男人结婚。这一幕正如鲁迅先生所下的断言，“不是堕落，就是回来。”然而陈白露不能退回到家庭中，她只能清醒地堕落。这一切的一切归根到底无非就是四个字——无业可从。

二、天人之道的交战

曹禺在戏剧的开篇引用了老子《道德经》中的一句话，“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纵观整部戏剧，不难发现，最终落得走投无路的穷人常常是“损有余而补不足”，而整日莺歌燕舞的富人们则将“损不足以奉有余”作为生存的真谛。

黄省三被裁后找李石清求情，李石清和他有了下面这样一段对话：

“李石清：从薪水里，自然是挤不出油水来。可是——在别的地方，你难道没有得到一点的好处？黄省三：天地良心，我没有，您可以问庶务刘去。李石清：哼，你这个傻子，这个时候你还讲良心！怪不得你现在这么可怜了。”

生活困难的黄省三明知有油水可捞，然而却不愿做“损不足以奉有余”这样损人利己的事情，结果他每个月拼命地工作，靠那仅有的十三块钱薪水来养活一大家子，根本留不下任何积蓄。最终等到被裁掉，迎接他的必然是悲惨的命运。

而劝黄省三捞油水的李石清虽然心里清楚这样的勾当，却也并没有以身作则。当他当上大丰银行的襄理后，不仅没有捞油水，反而用自己预支的薪金去帮行长潘月亭打听信息。这么一个聪明人却笨拙地试图去靠自己的能力来折服自己的上司，然而他尽心尽力的结果不过是被潘月亭毫不留情地裁掉。

曹禺笔下的底层人物虽然在生活上走投无路，然而在他们身上却难得的能让读者感受到人性深处的震动，唯有在他们身上，生命才是真实的。他们听从良心的规劝，接受道德的指引，是因为他们没有选择无视他人的痛苦。李石清虽然厌恶黄省三的软弱，然而也可怜他的处境。在动荡的时代，保持最基本的良知是对自己的残忍，然而他们还是在情感上做出了让步，哪怕他们知道有更加现实的选择。这种抉择和碰撞，实在是一个人成为一个人所必需的路程。他们失去了所有，唯独没有失去人性，这是莫大的讽刺，是莫大的悲哀，然而对文本之外的读者而言，却又是难得的慰藉。

而围绕在陈白露身旁的那一群上层人士，却几乎让人感受不到任何真情可言。潘月亭对陈白露可以说无微不至，然而当陈白露让潘月亭救救小东西时，他因为怕触怒金八损失自己的利益而选择了袖手旁观。至于顾八奶奶、张乔治等人，嘴上“露露、露露”的叫得很亲热，却根本不理解也不愿意理解陈白露心中的哀痛，她们所渴望的是在陈白露身上榨取到的情绪价值，她们所喜欢的是陈白露自掏腰包给她们提供的玩乐。然而真当陈白露债台高筑，无力偿还时，他们却纷纷消失不见，无踪可寻。他们就像一群永不满足的野兽，吸食着陈白露的血肉，直到她成为一堆枯骨。

从戏剧的结尾来看，似乎每一个秉持良心道德的人都落得了无路可走的境遇，“损有余以补不足”的天之道在“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人之道面前一败涂地，然而在曹禺看来，人之道的得势只是一时，天之道的胜利才是最终的结果。

尽管曹禺在《日出》中没有论述具体的原因，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理解。

第一，“损不足以奉有余”带来的结果必然是内部的崩溃、吸收和兼并。潘月亭作为戏剧中明面上的大亨，最后却落得了个银行破产，资不抵债的艰难处境。而造成这一切的幕后推手却是同为资本家的“金八”，尽管金八在戏剧中从未露面，但这两个字眼却带给读者一种支配一切的无力感。无论是弱小如小东西，还是强大如潘月亭，最终都倒在了金八的脚下。

损不足以奉有余，这就导致人性中扭曲的一面被放得更大，人变成了追逐金钱的野兽，完全被贪欲支配。像潘月亭这样的人，也许能够从李石清、黄省三身上榨取到利益，然而榨取来榨取去，他自己也难免落得一个被榨取的结局。在这样的状态下，信奉“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人必然将自己置身于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利益纠纷之中，最终留下来的赢家永远只能是极少数人。

第二，曹禺当时受到了左翼文学的影响，对广大劳动人民的力量给予了肯定。

在《日出》中，打夯子的劳动人民的号子声贯穿始终，曹禺在文中直言不讳地指出，资本家们的高楼大厦，金钱财富，完全是由劳动人民打造出来。他们不仅一手铸就了财富的宝座，同时还有着隐忍不发的强大力量。正如文中的小东西所说，像那样的恶人，她的父亲一拳就能打倒。实际上，这些打夯子的工人才是绝对力量的代表。而《日出》的目的之一也就是要唤醒劳动人民，让他们克服身上的软弱性，敢于站起来反抗这命运的不公。

第三，就像本剧的名字《日出》一样，曹禺相信漫长的黑暗后总会有白昼降临这一亘古不变的规律。他也同样相信人之道这一违背天理的存在终究只能是一时，真正符合自然运转规律的天之道终究会到来。

三、超越死亡，然后再存在

在《日出》在，自杀像一个迷人的魔咒，俘获了众多人物的芳心。小东西在漆黑的夜晚独自上吊；黄省三先用红糖拌着鸦片毒死了自己的孩子，但因为阴差阳错自己却没能死成，从此以后他就变成了一个疯疯癫癫的人，嘴里一直默念着“让我死，让我死”；陈白露呢，则是服用了过量的安眠药，最终在太阳升起之前永远地睡去。

加缪曾对自杀做出过这样的解释：“自杀，就是认可，就是承认被生活超越或是承认人们并不理解生活。”曹禺对于剧中人物最后的命运也给出了同样的解释，“对国家的前途看不清，对社会的前途看不清，只有毁灭了”。这样看来，曹禺笔下的人物似乎是因为对生活的理解程度不够，才导致了最终的命运。的确，曹禺曾经指出过陈白露身上的缺陷：“陈白露不是健全的女性，她聪明，是所谓的‘有心人’，她痛心疾首那腐恶的环境，想有所反抗。然而她气馁了，一个久经风尘的女人，断然地跟着黑夜走了。”曹禺在悲叹笔下这些人物可怜命运的同时，似乎也在责备她们的软弱，责备她们为何不肯抱着那一点点对生活的希望，站起来反抗这荒谬的生活。但哪怕曹禺身为这些人物的创造者，他这般的解读也并不具有绝对的说服力。

实际上，无论是黄省三还是陈白露，他们的死并不是因为他们承认被生活所超越，恰恰相反，他们是在用死亡来证明自己永远不可能被生活所征服。

如前文所述，黄省三这样一个典型的体弱无力的知识分子代表，摆在他面前的还有什么路可走呢？无非就是李石清所说的，要么偷，要么讨，要么死。偷窃，这并不是什么难事，难的是能不能过自己良心那一关。讨饭，那更是轻而易举，难的是能不能彻底放下自己的尊严。可一个人若是既不能丢掉良心，又不肯舍弃尊严，那就只能一死了之。所以黄省三在旁人看来的确显得过分软弱，可他在面对自己的尊严和良心时却是如此的强硬。他宁可结束这潦草的一生，也不愿像老舍笔下的祥子那样，彻底地堕落成一个恶人。苟延残喘地活着和静默无声地死去，究竟哪一个才是被生活所征服？当社会不让一个人有尊严的活着，我们怎么还能苛求他们，不让他们心甘情愿地死去？

陈白露身为女性，又是孤身一人，似乎比要养活一大家子的黄省三拥有更多的选择。她既可以像方达生所说的那样，找一个好男人嫁了，也可以如戏剧中没有说出但却隐晦指出的那样，成为下一个“翠喜”，彻底堕落成靠出卖肉体来维持生计的妓女。或者她还有最简单的方法，那就是打破自己精心维持的人设，拉下脸来去讨钱。这个方法陈白露不是没试过，然而面对她的请求，昔日亲切无比的张乔治却落荒而逃。

如果只是为了活下去，我们的选择看起来总是那么多，但做出每一个选择的同时就必然需要舍弃掉一些其他的东西。那些人们不愿舍弃的东西，或许才是这部戏剧中最值得读者注意的。为了生，我们可以出卖灵魂，出卖肉体。可是我们同样也可以为了保全自己的灵魂，选择一死了之。

陈白露曾在日出时分推开窗户，面对着清晨高声大喊：“我喜欢太阳，我喜欢春天，我喜欢年轻，我喜欢我自己。”可是她的命运正如她最后所念的那首诗，“但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

哪怕在生命的最终时刻，陈白露也没有放弃她对人性中光明的希冀。她仍旧捧着那本《日出》，相信哪怕自己要沉入黑暗，也总会有别人被太阳照亮。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陈白露和黄省三只是不愿意将自己堕落成黑暗，他们舍弃了生命，但却保全了一个人应有的良知和尊严，这才是这部悲剧最为高贵，也最为动人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