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汁记（一）

一 　　莫姜被父母领进家门的时候，我正趴在桌上做作业。 　　这个细节之所以记忆深刻，是因为刚上小学，我被那些莫名其妙的注音字母“ㄅㄆㄇㄈㄉㄊㄋㄞ”搞得一头雾水，几乎要把书扔上房顶。可能学过注音字母的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一个混沌未开的小孩子，刚上学便接触这些抽象符号，其难度不亚于读天书。这些符号让我对学习的兴致大减，其实那时我已经能读懂《格林童话》，也念过《三字经》《千字文》一类童稚必读，知道了些“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的规矩，自认大可不必回头再学这挤眉弄眼的“ㄅㄆㄇㄈ”，就日日盼着教国文的马老师发高烧起不来炕。也许是这个原因，马老师的确老生病，常常上课铃声响过，教室里仍旧嘈杂一片，如吵蛤蟆坑。闹声中进来了张老师、王老师，都是代课老师，她们教得有一搭没一搭，我们便学得十分的糊涂，十分的勉强。老师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多留作业，以免我们放了学去野逛。于是，我课余的很长时间得跟这些“臭蚂蚁”（我一贯将注音字母称做“臭蚂蚁”）打交道，把人的心情弄得很糟糕。现在，注音字母被汉语拼音替代，小孩子们同样面临着一个思维模式的转变，现在的孩子都聪明，没把它太当回事就过去了。那时候的我却过不了这一关，对那些面目狰狞，跟日本片假名长相相近的符号至今深恶痛绝。 　　莫姜来的那天下了雪，是入冬的第一场雪，雪不大，下得羞羞怯怯，但是很冷。母亲让看门老张给各屋挂上了棉门帘子，以挡住北京肆虐的西北风，挽留住房内的些许温暖。因为战事，西山的煤运不进来，取暖成了大问题，家里除了父母的卧室和堂屋生了炉子，其余各屋都冷如冰窖。我的手背、耳朵和脚都生了冻疮，手尤其严重，肿得发面馒头一般，还流着黄汤，看着甚是悲惨。那时候，小孩子都生冻疮，没有谁特殊，我特别怕屋里热，一旦暖和过来，手上、脚上的疮就开始痒，痒得无法抓挠，痛苦不堪。 父亲将女人引到前边来，告诉母亲女人叫莫姜，是他在颐和园北宫门捡的，父亲特别强调了，他不把莫姜捡回来，莫姜今天就得冻死在北宫门，因为她无家可归了。父亲说得很轻松，就像他在外头捡了块石头，捡了块砖，自然极了。被叫做莫姜的女人头发花白，看上去有五十多岁了，即便脸上没有疤痕，也说不上好看，一双单眼皮的眼睛细细的，薄嘴唇，尖下颏儿，两个耳朵往前扇还透亮，巨大的伤疤使她的脸变得狰狞恐怖，像是东岳庙里的泥塑小鬼儿。出于礼貌，莫姜抬起眼睛，轻轻地叫了声“四太太”，便收回目光再不言语。“四太太”是外人对我母亲的称谓，我父亲排行老四，人们都叫他“四爷”，母亲自然就是四太太了。母亲看莫姜头顶梳着发髻，没有缠裹过的脚上穿着一双烂旧的骆驼鞍儿毛窝说，你是旗人？ 　　莫姜说是。说老家在易县常各庄，祖父是皇帝陵前负责点灯的包衣，祖姓他他拉，莫姜是她的名。母亲问她怎的没了住处，莫姜说原本在北宫门西边的西上村租了间房，今天到期了，房东把房收回去了。问她家里还有谁，莫姜说她娘家没人了，婆家男人叫刘成贵，是厨子，前些年死了，她就一人人生活。母亲还想问她脸上的疤，张了张嘴，终没好意思说出来。莫姜窥出母亲的意思，淡淡地说这道疤痕是她已故的男人给她留下的，她男人脾气不好，那天正好在剁饺子馅，两口子拌嘴……其实就划了层皮，划在脸上就长不好了。 　　该问的都问了，该说的也都说了，经历简单得不能再简单，母亲不再说什么，她没有理由也没有权利拒绝这个突如其来的莫姜，就像她没有理由拒绝那些羊和树。母亲在父亲面前从来是唯唯诺诺，这在于她朝阳门外南营房的低微出身和作为第三房填房的特殊身份。 　　父亲说晚饭他在老三那儿吃过了，只这个莫姜从中午就没有吃饭，让母亲给做点儿什么。母亲说厨房的火已经熄了，柜橱里还有一碗豆汁稀饭，凑合一下吧。父亲说也好，莫姜却感到很不好意思，但也没有拒绝，看来是饿得狠了。母亲端来了豆汁，就着房内的铁皮炉子热。那时候绝没有微波炉和电磁灶一类，想温点儿汤水什么的极难，母亲不可能为了一碗豆汁在厨房重新生炉子，那是一件太麻烦的事情。自从厨子老王回老家以后，我们家便是母亲下厨。母亲没有山东人老王的托，穷门小户的出身注定了她的烹饪范围离不开炸酱面、疙瘩汤、炒白菜、炖萝卜一类的大众吃食。这是我和父亲都不满意的，大家都格外想念回家探亲的厨子老王，盼着他早点儿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