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汁记(一)
来自: Foxy Grace(God directs my way)
一 莫姜被父母领进家门的时候,我正趴在桌上做作业。 这个细节之所以记忆深刻,是因为刚上小学,我被那些莫名其妙的注音字母“ㄅㄆㄇㄈㄉㄊㄋㄞ”搞得一头雾水,几乎要把书扔上房顶。可能学过注音字母的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一个混沌未开的小孩子,刚上学便接触这些抽象符号,其难度不亚于读天书。这些符号让我对学习的兴致大减,其实那时我已经能读懂《格林童话》,也念过《三字经》《千字文》一类童稚必读,知道了些“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的规矩,自认大可不必回头再学这挤眉弄眼的“ㄅㄆㄇㄈ”,就日日盼着教国文的马老师发高烧起不来炕。也许是这个原因,马老师的确老生病,常常上课铃声响过,教室里仍旧嘈杂一片,如吵蛤蟆坑。闹声中进来了张老师、王老师,都是代课老师,她们教得有一搭没一搭,我们便学得十分的糊涂,十分的勉强。老师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多留作业,以免我们放了学去野逛。于是,我课余的很长时间得跟这些“臭蚂蚁”(我一贯将注音字母称做“臭蚂蚁”)打交道,把人的心情弄得很糟糕。现在,注音字母被汉语拼音替代,小孩子们同样面临着一个思维模式的转变,现在的孩子都聪明,没把它太当回事就过去了。那时候的我却过不了这一关,对那些面目狰狞,跟日本片假名长相相近的符号至今深恶痛绝。 莫姜来的那天下了雪,是入冬的第一场雪,雪不大,下得羞羞怯怯,但是很冷。母亲让看门老张给各屋挂上了棉门帘子,以挡住北京肆虐的西北风,挽留住房内的些许温暖。因为战事,西山的煤运不进来,取暖成了大问题,家里除了父母的卧室和堂屋生了炉子,其余各屋都冷如冰窖。我的手背、耳朵和脚都生了冻疮,手尤其严重,肿得发面馒头一般,还流着黄汤,看着甚是悲惨。那时候,小孩子都生冻疮,没有谁特殊,我特别怕屋里热,一旦暖和过来,手上、脚上的疮就开始痒,痒得无法抓挠,痛苦不堪。 父亲将女人引到前边来,告诉母亲女人叫莫姜,是他在颐和园北宫门捡的,父亲特别强调了,他不把莫姜捡回来,莫姜今天就得冻死在北宫门,因为她无家可归了。父亲说得很轻松,就像他在外头捡了块石头,捡了块砖,自然极了。被叫做莫姜的女人头发花白,看上去有五十多岁了,即便脸上没有疤痕,也说不上好看,一双单眼皮的眼睛细细的,薄嘴唇,尖下颏儿,两个耳朵往前扇还透亮,巨大的伤疤使她的脸变得狰狞恐怖,像是东岳庙里的泥塑小鬼儿。出于礼貌,莫姜抬起眼睛,轻轻地叫了声“四太太”,便收回目光再不言语。“四太太”是外人对我母亲的称谓,我父亲排行老四,人们都叫他“四爷”,母亲自然就是四太太了。母亲看莫姜头顶梳着发髻,没有缠裹过的脚上穿着一双烂旧的骆驼鞍儿毛窝说,你是旗人? 莫姜说是。说老家在易县常各庄,祖父是皇帝陵前负责点灯的包衣,祖姓他他拉,莫姜是她的名。母亲问她怎的没了住处,莫姜说原本在北宫门西边的西上村租了间房,今天到期了,房东把房收回去了。问她家里还有谁,莫姜说她娘家没人了,婆家男人叫刘成贵,是厨子,前些年死了,她就一人人生活。母亲还想问她脸上的疤,张了张嘴,终没好意思说出来。莫姜窥出母亲的意思,淡淡地说这道疤痕是她已故的男人给她留下的,她男人脾气不好,那天正好在剁饺子馅,两口子拌嘴……其实就划了层皮,划在脸上就长不好了。 该问的都问了,该说的也都说了,经历简单得不能再简单,母亲不再说什么,她没有理由也没有权利拒绝这个突如其来的莫姜,就像她没有理由拒绝那些羊和树。母亲在父亲面前从来是唯唯诺诺,这在于她朝阳门外南营房的低微出身和作为第三房填房的特殊身份。 父亲说晚饭他在老三那儿吃过了,只这个莫姜从中午就没有吃饭,让母亲给做点儿什么。母亲说厨房的火已经熄了,柜橱里还有一碗豆汁稀饭,凑合一下吧。父亲说也好,莫姜却感到很不好意思,但也没有拒绝,看来是饿得狠了。母亲端来了豆汁,就着房内的铁皮炉子热。那时候绝没有微波炉和电磁灶一类,想温点儿汤水什么的极难,母亲不可能为了一碗豆汁在厨房重新生炉子,那是一件太麻烦的事情。自从厨子老王回老家以后,我们家便是母亲下厨。母亲没有山东人老王的托,穷门小户的出身注定了她的烹饪范围离不开炸酱面、疙瘩汤、炒白菜、炖萝卜一类的大众吃食。这是我和父亲都不满意的,大家都格外想念回家探亲的厨子老王,盼着他早点儿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