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建狂魔与巨额债务—东亚模式的宿命

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中国不敢写，只好讲讲日本，自己联想。

官僚机构是一台一旦政策引擎被启动，就注定会成为一往无前、永不停止的巨型战车——《犬与鬼》

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日本对建设事业的投入占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18.2%，同期英国为 12.4%，美国为 8.5%。2001 年，日本的仍超过了 13%，美国不到 5%。公共事业部分的投入差别则更大。90年代初，日本将约 8%的 GDP 用于公共事业，美国不到 2%，日本约为美国的 4 倍多。2000 年，日本对公共事业的投入上升为 9%，而美国下降为不足 1%。

日本似乎创造一个完全人造的自然界。至1993年，55%的海岸线被混凝土覆盖，巨大的四角水泥砌块“护卫”着美丽的海岸。从上世纪60年代至今，日本修建了超过2800座水坝，年平均投入2000亿日元。单是1995年至2007年的基础建设预算就高达650兆日元超过美国同期3至5倍。早在1998年，公共建设的产业工人就占据了总劳动力的10%，达690万人。

撇开制造业，农业早已不是日本经济的制动点，实际上，日本农业人口日益减少，当大多数的农民无法立足于东京大阪等大城市时，他们都回归故土——然而，不是种田，而是从事公共建设。他们将原始森林逐步砍伐，代替以树种单一的经济林；在足迹罕至的原始森林中修建高级的盘山公路，在天然的峡谷中修建大坝；更“幽默”的是，他们将河流视为敌人，而将大多数河流渠道化——将混凝土铺设在河底和两岸，消灭天然的河流。日本全国130多条主要河流中，只有3条没有被渠道化。

更为严重的是，20世纪50年代，日本致力于基础设施建设，如公路、水坝、防止水土流失工程等，早期，这些建设有利于日本，但是它们失控了。

中央政府的官僚由于就职于毫无公众监管的部门，很快就变成“自动控制仪”。要想预算不变、又能中饱私囊，这些官员就只好上马更多的项目。他们就这么做了。今天，几乎没有一座山腰不是由碍眼的水泥建筑所支撑；大型水坝蓄满了根本就不用的水和电；壮观的大桥连接着荒无人烟的岛屿。这些建筑耗资巨大，其中约50％的预算都是借贷，这使得日本的国家债务在发达国家里跃升为首位。

失控的日本官僚—为什么很多日本人认为自己不是民主国家

一党独大的自民党内，大臣的晋升不与政绩挂钩，而是实行年功序列：当选两回众议院议员可以被任命为省厅的政务官，虽然是大臣的副手但毫无权力，可以说是见习政治家；当选三回可以成为族议员中的部会首长，可以说是见习大臣；当选四回可以成为国会的委员长，而当选五回则便有机会出任大臣。

战后的日本继承了战前的诸多特质，官僚们马力全开，政令指挥棒纷纷落下，凡是被判定为有益发展的则大力扶植，凡是被判定为延宕发展的则尽力设限。官僚们用考试制度、内部磋商与省厅本位创造了复杂的门阀系统，并将国家的目标交由这个庞然大物来执行。

各省厅官僚之间只能各自为政，形成了纵向的割据，而省厅又会以自己为中心，不断培养配合政策的经济界与学术界力量，不然何以让人家听命于你？以大学、研究所、财阀为外围，每个省厅都培植了自己的系统和白手套企业。而内幕交易与贪腐，更像是官僚机构家庭内部的恩惠与润滑；无视人命的决策，则亦是为了更好地实现目标。高效意味着无视，高效意味着配合，高效背后的阴暗都是在自民党一党独大倒台后才被认识到的。

日本国会：傀儡大臣，实权次官

而日本部会大臣对于专业知识的匮乏，并不会影响到日常整体政治的运作，因为他们的决策判断，全都来自于底下的事务官员，甚至部会大臣到国会的答询稿，也都是这些官僚负责操刀拟稿，大臣们只要按表操课、照稿逐念即可，由此可见，官僚在日本政府决策上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日本的公务人员待遇是远低于大商社、大银行的役员，而东京大学毕业生愿意投身公务人员，主要是因为日本官僚的权力相当大，同时对于各个企业拥有行政指导的特权

日本官僚通常会把当上部会的事务次官（仅次于大臣），当成是公务人员生涯的最高荣耀，但是每个部会的事务次官毕竟只有一位，而日本为了要维持升迁管道的和谐性，便发展出一套不成文规定，也就是同年考进公务人员的同期生当中，若有人当上事务次官，其他同期的人便要退休，因为日本人不习惯晚辈当其上司，因此当上事务次官的人，就必须要为退休的同期生安排后路，后者通常会被安排到政府所属的事业法人担任主管，或是由政党安排竞选国会议员，进入国会担任“族议员”（日本国会议员当中，有将近四分之一是前官僚退休出身的）。

日本的官僚地位，在“二战”以后有了更进一步的提高，其契机就是“东京奥运景气及所得倍增计划”的推出。日本战后经济高度成长不能否认专业官僚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而“政官关系”之密切，就是这其中的秘密。整个国家就像一家效率非常高的公司在运营着，所以外界甚至有了“日本株式会社”这样的叫法。

战后日本政治中，舞台都是属于官僚和一些政治家的，首相扮演的角色可以说就是个傀儡。而从90年代开始，桥本龙太郎作为民选首相，在经济危机的巨大压力之下才第一次有能量去动官僚机构的蛋糕。

民众在平成一系列的官僚舞弊之事之后，才痛切地意识到，虽然日本宪法规定主权在民，但民众不仅没有监督“能力”的办法，亦没有指点“权力”的渠道。自民党所依托的官僚体系，是一个内向封闭的系统。经济绝好时，这种特征可以提供有能与优质的管理配合；可一旦经济下行时，官僚系统就会变成把持与垄断的中心——更何况，官僚在泡沫经济与金融风暴中的差劲表现已经破除了公众对官僚的精英崇拜，而私德与贪腐的揭露更是让民众不再遵从官僚的命令

平成之前，日本政府几乎没有信息公开的意识。一旦被媒体公开，反而会先找泄密人的麻烦。长时间以来，官僚用众所不知的流程与神秘感制定出了一个又一个政策叫国民去遵从。在国家安康的目标下，官僚为每个人的生活、每个企业的生产都制定了详尽可依的指南，个人如果希望反抗，首先面对的就会是复杂的行政程序与庞杂的专业优势。

停不下来的基建狂魔——《犬与鬼》

举目日本的大地，可能会愕然发现扑面而来的竟是这样一个恐怕是世界上最丑陋的国土景观。这对于那些仅从印刷着京都寺庙和富士山等美景的精美旅行小册子来了解日本的读者而言，可能会大吃一惊。山坡上丰茂多姿的原始天然林被清伐，代之以衫柏构成的齐整化一的人工经济林，河流被堤坝化，海岸也被混凝土所覆盖，丘陵被夷平，成为填湾筑港大建人工岛的填料，无用的林道蜘蛛网般缠绕盘锁着山地，昔日美丽的乡村与小岛已沉没于工业污染和废弃物的汪洋。这一切，正是当地居民和确实到过日本的旅行者所面对的真实情景。

当然，放眼世界，近代以来，此情此景可能亦曾在其他许多国家出现。但无论怎么比较，日本的情况都远远地超过了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可以清楚地感觉到，在这里的确存在着有别于任何其他国家，令人无法至信而又难以捉摸的东西。国家看似正在繁荣发展，山川大地却正处于致命的威胁之中，现状岌岌可危。它们的命运取决于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个迄今为止几乎被所有国外媒体所忽略了的故事。

极度深寒

恐怖小说作家H.P.Lovercraft在一部以新英格兰一个令人悚然的小村庄为背景的小说的题头写到：“目睹如此毛骨悚然的情景，无人不因极度深寒而颤栗？”对于一个寻求Lovercraft式的极度深寒之恐惧感的现代旅行爱好者而言，最好的选择莫过于日本乡村之旅。

过去的五十多年里，在经济成长的过程中，日本已彻底地改变了其自然环境，这种改变的深刻程度是任何未曾身临其境的人所难以想象和无法置信的。1996年春，应日本学会之邀，原“MacNeil/Lehrer新闻时间”的新闻报道员之一，已退休的RobertMacNeil对日本做了为期一个月的访问。随后，在为纽约日本学会所做的演讲中，MacNeil对自己在日本之所见深表“迷惑”，“从广岛到东京的800多公里，沿途视野范围内，杂乱无章、缺少规划、充满了实用主义色彩、令人难以忍受的混乱景象从眼前向远方蔓延，隧道随时随地肆意地扑面而来，令人猝不及防，无法置信的单调枯燥景象令人心情沮丧……”。

“改天”不易，那就“换地”。举国上下，无论男女，都在大干快上地进行“换地”之“建设”，要让国土“旧貌”彻底“换新颜”。仅一米来宽的山涧溪流也被砌入了混凝土护岸所固守的十多米宽的人工深槽中；为了修筑山地林道，整个山坡都被热火朝天的爆破工程而开膛破肚。土木工程师们不仅改造加固了河岸，更将河床底部也完全用混凝土封闭，将整个河床彻底砌入了U型的混凝土深槽，使天然的河流“人工渠道化”，完全改变并束缚了整条河流。全国的113条主要河流中，仅有3条目前暂时“漏网”。国土交通省河川局已成功地在百余条河川上修筑了大大小小的堤坝，甚或改变了其天然流路。就这方面而言，是与任何其他工业发达国家所截然不同的。

30年后，年轻人纷纷逃离了深山中的祖谷，涌向繁华的大城市，当地的传统农业因缺少必要的劳动力而衰退了。雄伟的山脉和秀丽的峡谷所构成的壮美的自然景观，以及可以追溯至十二世纪国内战争的浪漫历史，凭借这些有形的和无形的丰富的资源，80年代，祖谷曾有过以发展旅游休闲业重新复苏当地经济的绝佳的黄金时机。然而，正如日本全国各地不断上演着的情景一样，祖谷错失了利用自身优势，开发潜在资源的机会。由于政策导向，为活跃和推动地方经济，政府出资支持地方大兴土木，大搞基本建设。一夜之间，钞票潮水般涌向了这个小山村，用于支持水坝的修筑和道路的建设。自60年代开始，就政策导向性文件上的这么轻轻的一笔，便抹去了任何其他的产业。一批批的基本建设资金涌入了祖谷。

不只是外国人，许多日本人也同样非常憧憬浪漫而迷人的传统的日本乡村生活。驾车穿过一片片古朴的乡村居舍，用镜头不断捕捉美丽而生机勃勃的稻田景色，充满大脑的是想象中的悠长闲适的乡村田园生活景象。从播种开始，到收获结束，一步一环，紧紧追随着季节的变化，既有紧张的春播秋收，也有闲适的夏伏冬寒，或张或驰，年复一年，周而复始，再没有任何其他方式能够如此深切地体会季节变换之脉搏。然而，走进今日的日本乡村，很快就会发现，头戴斗笠身披蓑衣手持铁锄的传统日本农家形象今已不再，取而代之的是硬梆梆的安全帽和搅拌水泥的铁锹所武装起来的“建筑工人”。

目前进入祖谷的资金中，90%以上来自于国土交通和农林水产两大政府部门所支持的道路和水坝建设项目。这也就意味着环境问题还根本得不到考虑和重视，祖谷已经陷入了道路和水坝建设的“中毒症”。如果停止这些项目的建设，许多已成为“建筑工人”的村民们就会失业。如果混凝土不再日以继夜地不断流向大地，整个乡村就会彻底地步入死亡。

建设中毒

正如AlanBooth在其《国家支持下的暴力主义》中所写到的，日本乡村的荒芜不是偶然的结果，或仅仅因为一时的疏忽所至，而正是“国家支持下的暴力主义”与狂热的土木建设相互结合，所导致的不可避免的机制性附属症—建设中毒症。这是日本独立于此世，有别于地球上的任何其他国家，而拥有的特殊症状之一。

65兆日元的投资规模，使日本的基础建设市场成为世界之最。近几十年来，海外先后出版了几十本有关日本经济的论著，令人不解的是，在这众多的书籍中，很难找到哪怕是一段关于日本经济对建设业的依赖性的相关论述。更是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样一个非常有趣的奇怪现象：从经济学观点而言，大部分的土木建设项目，根本没有实际需要。那些堤坝和桥梁，系政府所建，为政府而建，由公众买单。外国的专家们迷惑和惊讶于索尼和三菱公司所创造的奇迹，对他们而言，泥土味过重的土木建设业，完全不是一个令人兴奋的话题，因此理所当然地被他们所忽视。他们步调一致地注目于在世界市场上极具竞争力的自动化控制下的日本制造业工厂，而对那些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正在实践着政府的政策，头戴安全帽的几百万建设大军的身影视而不见。然而，只要稍稍睁开眼，这些举国上下无处不在的身影就必然会跃入眼睑。

让我们来看一组简单的统计数字：上个世纪90年代初，已经是发达国家的日本对建设事业的投入占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8.2%，同期英国为12.4%，美国为8.5%。2001年，日本的仍超过了13%，美国不到5%。公共事业部分的投入差别则更大。90年代初，日本将约8%的GDP用于公共事业，美国不到2%，日本约为美国的4倍多。2000年，日本对公共事业的投入上升为9%，而美国下降为不足1%。不到十年间，日本的投入上升为美国的近10倍。这些数字表明，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日本的土木建筑业市场已经完全脱离了正常轨道，被人为地扩大化。不是为了满足基础建设事业的实际需要，而是一味地为了扩大来自于政府的投资（事实上成了维持低技术产业的补助金），建设事业不断地被鼓吹膨胀，到了如此庞大的规模。

日本在土木建设事业上的斥资额，已超过了美国庞大的军事耗资。既同军备竞赛一样，存在着浪费严重和破坏环境等诸多弊病，却又与军需产业完全不同，不能推动尖端技术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可谓使国家深受其害，而未泽其惠。建设业在日本规模庞大，势力雄厚，因此，不少日本评论家称其国家为一个“土建国家”。巨额的政府投资补助金般流入了建设事业，日本政府每年的财政预算中，与公共事业相关的高达40%，而美国仅为8-10%，英国和法国只有4-6%，投入和差别之大足以令人震惊。

公共事业在日本之所以迅速发展不断膨胀，是因为众多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因此而获得实惠，极其有利可图。数亿日元以常用的貌似公平合理、透明合法的招投标方式，顺利地流入相关政治团体。与此同时，非常诱人的好处费，通常占每个公共事业项目预算的1-3%，以酬谢金方式进入了具体负责项目招投标工作的政客个人的腰包。1993年，建设部负责人、国会议员，金丸Shin因一系列受贿丑闻而锒铛入狱，检察官发现他从建设集团所得受贿金额累积近5000万日元。

政客，一般而言，在大众心目中的总体形象不佳。事实上，令人遗憾的是，一级一级的政府职能部门内众多的“人民公仆”们，也在不断地利用各自手中的“实权”，采用种种方式，谋求各种利益。建设部的官僚们在任职前后的不同阶段，不断地分享着各种好处。在职期间，他们将利润肥厚的合同下达给自己的直属机构，甚至可以不通过任何招标方式，作为回报，理所当然地接受来自直属机构的贿赂；退休后，他们在私营企业或公益法人部门任闲职，心安理得地获取丰厚的酬金。依靠这样的体系，一个退职官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所获得的总收入，有时高达几亿日元。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国土交通省河川局修筑了一个水坝，然后将水坝的运营委托给一个叫做“水资源开发公团（WRPC）”的机构来管理，而WRPC内的人员大多为河川局的退职官僚。随后，WRPC通过非公开招标方式，将运营管理权再次委托给一个叫做“水之友”的公司。这对于WRPC的人员来说，是非常有利可图的，因为正是他们持有“水之友”公司90%的股权。不难想见，河川局因此积极地修筑一个又一个水坝，建设欲不断膨胀，热情愈燃愈旺，胃口越来越大。

就道路建设而言，四个与高速公路建设有关的开发公团，每年将80%的合同都委托给了少数的一小组公司，因为这些公司，与“水之友”公司一样，主要由曾在以上开发公团内任职的退休官僚所管理。类似的情况，在任何其他省部同样地不断上演。

有了政治家和政府官僚的背后撑腰与有力的财政支持，建设业不断地生长壮大。到1998年，全行业从业人员达690万，占日本劳动力总数的10.1%，相当于美国或欧盟相关数字的2倍。如果将由公共事业所派生的间接就业机会也计算在内，专家估计日本每五个就业机会中就有一个与建设业有关。

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萎靡不振的秘密，就隐藏在这些简单的数字之中。那些由建设业所支持的数百万个就业机会，并非来自于真正的经济增长，而只是人为“制造出的就业机会”，系由政府出资所制造和维持的。这一庞大的“就业机会”的存在，亦大大削弱并延缓了服务业、软件业及其他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不只是我的那些祖谷的邻居们已完全依赖于不断发展的建设业为生，整个日本经济已摆脱不了这一怪圈。一旦停止土建项目等基础工程建设，就会有无数的人失业。从这层意义而言，日本是真正的患了建设中毒症，正象是染上了毒瘾，除了持续不断地加大药量，中毒症患者的生活将无法继续。于是，近几年来，政府一次又一次地为公共事业“注射”，以此，力图将日本的经济维持在现有的水平。

自动控制

最初对“建设资金”这一“毒品”的渴望之芽之所以会萌生，是因为政治家和“人民公仆”们品到了它的甘甜之味，尝到了甜头。然而，在这一渴望不断强化，完全发展成“瘾”，最终导致中毒症之前，是什么原因使其未能在早期阶段被停止？换而言之，一定存在着什么不足，使机体丧失了自控能力，根本无法有效地进行自我控制。对于日本来说，中毒症的出现，是因为存在着一个始终处于自动控制状态下，机械地运行着的官僚制度。

所向无敌的官僚制度正是日本最大的问题，这一点在以后会看得更清楚。对任何国家而言，官僚制度从其本质来看，都具有保持惯性运动的自然趋势，如果放任自流，官僚制度将保证数十年如一日，一年又一年地不断重复前一年的行为。在日本，政府各个行政部门几乎根本不受国民的监督，这样，必然造成缺乏任何能够停止官僚制度所固有的保持惯性运动趋势的有效力量。由政府行政管理所控制的世界里，这一部可怕的机器轰轰地运转着，没有任何人知道该如何停止它。就好象其控制面板上，只有“启动”按钮，根本没有“停止”按钮。

由于根本无需对公众进行任何说明和解释，更谈不上什么对公众负责，日本各省部厅的官僚们的头脑里和眼睛中，只知道有一个更高的“权力机构”，就是能够对国家的财政预算执牛刀，拥有生杀大权的财务省（相当于财政厅）。不管其最初的意图怎样，经年累月，各行政部门的直接目标已发展成为一个极其简单的“硬道理”—保住预算。健康福利部（MHW）前役官员MiyamotoMasao博士在其《束缚了的社会》一书中，记述了一段和MHW的一位高级官员的对话：

Miyamoto（以下简称为M）：“您提到一旦有什么事已被列入预算，您将无法停止其执行。这是为什么呢？

MHW官员（以下简称O）：“在政府内，只要为一定的目的所做的相关计划被批准列入了财政预算，就必须将相关的预算全部使用完。”

O：“当然，最终留有极少数余额，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O：“退回未使用的经费是犯禁忌的，这么做，并不那么容易。” M：“为什么呢？”

O：“资金节余将会给财务省留下这样的印象：相关的工程可能并不那么重要。由此所导致的直接后果，是第二年的相关预算会被减缩，甚或被砍掉。即便每次只是失去一个工程，对于整个部门来说，将意味着财政预算的不断缩小。为此，相关负责人难免目光暗淡，心情沮丧，因为这将直接影响其政治生涯。”

仔细观察，慎重行事，恪守着各部门今年的相对配额应与前一年度相当的原则，日本的各类各级政府部门在不断扩大自己的财政预算这一方面做得非常漂亮，各自的蛋糕越做越大，充分体现了其效益之声望绝非浪得虚名。1999年度的财政预算中，建设预算总额已达到其在1965年度的相关预算的13倍。1965年是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召开之际，那时，很小的黑白电视机还很普遍，绝大部分乡村的道路还崎岖不平。近四十年过去了，日本的面貌和生活方式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然而，时至今日，各部门与建设部一样，在财政预算上仍然保持着几乎雷打不动的相对比例，变化不超过一个百分点。“官僚们在用尽资金预算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和高超的技巧，这事实上是一种极度的浪费，却以一种非常系统化的方式持续进行着，永远也不会停止。”国会议员佐藤谦一郎如此评论道

为了维持部门与部门间微妙的平衡，预算资金必需全部花光，计划规模必需不断扩大。正是在这种相互间不断角逐的背景下，日本上演了令人不可思议的怪诞景象：持续无限制地用人工混凝土地毯不断地覆盖其国土，这是在任何其他国家都无法看到的极端状况。漫画的魅力正是将这个世界不存在的怪异风景、以及世界末日论所宣扬的乱七八糟颠三倒四的荒涎的未来图景展示在人们的面前。日本的景象恰似令人进入了一个极其恐怖的漫画世界。国土交通省不正在现实世界中不遗余力地构筑这样一个漫画世界？在冲绳根本无人居住的小岛上修架桥梁，让哪里也通达不了几乎无人利用的林道在山地上四处延伸，最终将山地肢解成一个个残破的蜂巢，在乡村修筑巨大的如八爪鱼般的立体交通枢纽，使原本只需几分钟就能通过的乡间小径变得更加便利……这是怎样一个光怪陆离的漫画世界。

终结者

事实上，水坝的修筑和河堤的建设，已成为日本这个土建国家的一个最大的产业。籍防洪之名，日本已经名副其实地成了一个英国专家FrederickPearce所说的“水坝建设狂”。这个建设狂每年为此耗资2000亿日元，在过去的四十年里坚持不懈，热情不减，近半个世纪如一日，已先后修筑了2800多座大大小小的水坝。到1997年，大型水坝已成功地盘踞到日本97%的主要河流之上。这一数字中，还未将与水坝相配套的河流两岸的混凝土护岸和放水路等有关工程计算在内。现在，几乎日本所有的河川乃至山间溪流的两岸都已被混凝土墙壁所覆盖和直线化，加之无数的分水路工程，河川工程的总数不下几万项。高举着解决水资源短缺的大旗，建设省将水坝和分水路的建设简单地理所当然化。众所周知，在日本，这并不能充分反映真实情况，缺水事件并未发生。河川局实施这些项目的依据，来自于50年代进行的，在对未来人口和产业发展动态进行预测的基础上，简单计算得到的相关数据。几十年过去了，水资源的消费结构和利用方式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然而，那些预测数据仍然一成不变地被河川局简单地使用着。毫无疑问，时移世异，预测已与现实相去甚远。据《产经新闻报》报道，河川局追加立项的众多相关项目，其所能提供和维护的水资源量，已高出1995年日本全国用水量的80%。

这一体系到底是如何具体运作的呢？从有名的长良川河口大坝这一典型事例，可以略见一斑。覆盖三重、岐阜和爱知三个县的三大河流流域水系共同汇入长良川，使得计划中的长良川河口大坝成为一个规模巨大的土建设施。工程相关建设预算高达1兆5千亿日元，使之成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巨额土木建设工程之一。这一大坝的“构想”早在60年代已基本成形，风风雨雨几十年，其后的经历，现在已被称作90年代日本的不振和萎迷的象征。

自计划成形的60年代开始，随后的几十年间，对水资源的实际需求状况已完全改变，然而最初的计划却始终未能做出相应的调整和改变，只是因为有太多的官僚和政治家们虎视眈眈，纷纷要从如此肥厚的建设资金中获益。到1979年，新的水资源利用规划表明，相关三个县所拥有的水资源量足以保证其未来至少13年乃至20年的需水量，也可能是永远的需水量。三重县政府清楚地意识到了水资源的富余情况，同时，也非常担心因为这一大型水坝建设项目的开工，会导致县财政将不得不背伏极其沉重的包袱。但另一方面，却又不敢擅自申请取消这一已经获得通产省（现在的经济产业省，简称MITI）批准和支持的庞大计划。因为一旦停止建设这一水坝工程，MITI会立即取消对其的进一步拨款。

1979年，三重县政府派遣县计划办公室主任TakeuchiGen’ichi向MITI汇报新的相关数据，并请求延缓这一项目的建设。遭到了MITI产业水资源利用办公室负责人的严正驳斥，“你不能到现在才告诉我们，什么水资源过剩。”

MITI不能允许1979年水资源过剩的现实状况来侵犯早在60年代就已坚定地被确定下来的宏伟“构想”。保持河流水系的自然状况，不要再阻拦日本残存的最后的大河，环境保护团体为此进行了强烈的抗议活动。不过，没有人在意他们的声音。这一工程于80年代开始建设，随后，中央大坝已全部完工。与水坝相配套的大规模的水路网和一系列辅助性防洪设施的建设，在三个流域范围内轰轰烈烈地进行着。

官僚机构的构想一旦形成，就成了金科玉律，永远不得改变。

正如谏早湾湿地围垦事件一样，随时间的推移，虽然遭受了越来越激烈的反对，尽管外部实际情况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构想始终不能被改变。在研究探讨日本的官僚体制时，首先必须充分理解这一简单的原则。官僚政府的一个构想，正好象一个终结者机器人，一旦命令程序被启动，无人再能解除或是改变。那怕是跌倒，甚或是失去一条腿或一支胳膊，但终结者会爬起来，继续前进永不后退，直到最终执行完预定程序，完成自己的使命。在这一过程中，人类的力量已根本无法使其停止。

有一首古老的诗这样写道：“虽然磨坊之神磨得很慢，但他磨得极细；尽管他常常只是耐心地驻立等待，不过他磨得非常准确。”日本的政府机构正是这样的一个磨坊之神。1998年8月，鉴于市民的强烈反对，京都市政府取消了一项在先斗町建造一座与周围古老街巷完全不相协调的立交桥的土建计划。不过，一旦喧闹的尘埃稍稍落定，事情的真相就变得愈加明朗起来。市政府这次取消的只是目前桥梁的设计方案，还保留着日后在同一地点设计建造新的立交桥的权力。不管设想是如何的错误百出，也不论遭受怎样的激烈批评，再过五年，再过十年，或是再过二十年后，可以想见，这座立交桥终究会在先斗町安家落户。

改革

对日本来说，21 世纪初的课题是日本是否会变。日本并非没有希望。在这一个半世纪里发生了 2 次 180 度的大转变，日本完全改变了。同样的事或许还会发生。但是，万一改变不了又会如何？为寻找这个答案，我们再看一下官僚体制吧。

官僚是政府的核心组织，其作用在于顺利分配国家资源（资金、人力资源、策划力、科学知识）。是否有效地发挥这个作用，成为官僚制度成败的基准。从这点来看，日本的官僚搞腐败，玩忽职守，几乎在所有领域里对资源分配都有重大失误，这项检测不及格。

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日本的金融专业知识、环境保护、道路建设、工业废弃物管理、林业、渔业、农业、分区制和城市规划、高等教育水准、药品检测，都已落后，但日本依旧我行我素

《华尔街日报》这样评价这本书：任何一位对日本战后经济复苏及持续萧条感兴趣的人士，都应该读一读《犬与鬼》。与其他的日本观察家不同……科尔并没有指责日本在经济与文化上“追赶西方”的谬误。相反，作者以精彩的文笔及独到的眼光来评述日本之所以举步维艰，是由于它没有更好地从“技术上”、“社会上”来适应这个“现代世界”的需要。

对于这个奇怪的书名，作者这样解释——“犬与鬼”来自于《韩非子》的一个典故。皇帝问画师，什么易画？什么难画？画师回答：犬马难描，鬼魅易画。他用这个典故来影射日本面临的问题——解决现存问题的灵丹妙药难求，但斥巨资于示范工程却是易如反掌。例如日本政府宁愿耗资给电线杆镀上青铜色的装饰，也不愿意把电线埋入地下，这使得日本成为唯一一个不把电话线和电线埋设在地下的发达国家。

正如书中写到的那样，世界上存在着两个日本：一个是我们很熟悉的日本，拥有“先进的技术”和“优良的发展模式”，但是还存在另一个真实的日本。这个日本的技术和文化已经落后，在建造城市和为公民提供公共服务方面乏善可陈。政府管理不善造成的金融体制崩溃，使得日本在长达15年的时间里于溃败中挣扎，造成了世界历史上最大的财富流失。

身处中国现实的经济环境中阅读这本书，感觉非常奇怪——你仿佛在经历一段奇妙的时光旅行，里面描述的诸多场景都正在或者已经在我们身边发生。例如1997年1月2日，载有13.3万桶原油的俄罗斯“纳霍德卡”号油轮在东京以西的石川县岸外搁浅，造成一半原油泄漏。日本没有采用先进的生物补救技术，或采用飞机向油污层喷洒表面活性剂，而主要依靠当地家庭主妇使用长柄木勺、毛毯和塑料桶，最终将海岸清除出来。

在日本，因为官员与社会现实接触越来越少，他们慢慢失去了对根本问题的判断和解决能力。正如书名所表达的含义一样——不管从哪个领域来看，官僚都未能致力于解决“犬”——长期而根本性的问题，而只是一个劲地想着“鬼”——标志性建筑。在日本旅行，多功能文化馆、博物馆随处可见。据说每天都要建3座耗资几十亿、几百亿日元的会馆或文化中心。在北海道·旭川的雪之美术馆，零度以下的展厅中保存着雪花的标本；而在千叶县甚至坐落着一座阿拉伯宫殿风格的“月球沙漠纪念馆”。

为此，日本还专门出台了一部《标志性建筑法》。从上世纪80年代，当时的首相竹下登拨付给各地方自治体各1亿日元作为一次性的补助，用途不限。最后这笔钱绝大部分都用在了标志性建筑上。也使得日本一度成为“天才设计师”的天堂，各种奇形怪状的建筑纷纷出炉。典型当属东京的“江户东京博物馆”，巨大的柱子高高地托着两端突出的金属主体。

1964年东京奥运会之前，为了证明京都是“现代化”的，日本政府决定在京都车站前建立红白两色的京都塔。尽管数十万市民抗议情愿，但是项目依旧实施。随后的几十年里，市政府一直在努力把历史从京都街头扫荡干净——除了一些标志性的历史建筑得以保障外，许多古老的木结构房屋被拆毁，变成了由混凝土和铝合金建成的建筑。

与建筑相对应的，是另一种“鬼”的流行。日本国内充斥着各种宣传，无论是标志性建筑还是城市规划。在日本最贫穷的冲绳县，邮政省曾经提出“将冲绳塑造成亚太地区信息通信网络中心基地”的口号。1997年3月，京都市发布了“第5次京都21会议”的报告书，喊出“文明转换期的先锋都市”的口号，催人奋进。在作者看来，日本注重这种“冠冕堂皇的话”，而不是“真心话”，并不会有人认为是在说谎。

同样，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早期有利于拉动经济增长，但后来就变成毫无公众监管的官僚们中饱私囊的手段。今天的日本，几乎没有一座山腰不被水泥支撑，97%的主要河流都有大坝盘踞，日本几乎所有的河流乃至山间的溪流两岸都被混凝土所覆盖和直线化。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资金和收入，刺激了政府、企业和公众的胃口，使得整个国家都产生了对建筑的严重依赖性，从而忽略了很多真正应该做的事情——例如投资学校和医院。

迫于舆论压力，日本政府推出了一些微小的、常常只是象征意义的对策；而另一方面，则在全力保持现状。改革是为了维持既定体制的向后观望，而不是把目光转向新世界。

一些研究者指出，从国家角度来看，日本社会充满效率，但是缺乏必要的制动机制。一旦政策引擎被启动，就注定会成为一往无前、永不停止的巨型战车。这种极端的无制动性也正是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根源，现在也同样是其经济困境的主要因素---

实际上，由于日本的地方上并没有产生强大的产业经济，许多州县从事规模如此巨大的基础建设导致了财政上入不敷出。然而，这一种国家支持下的“建设中毒症”，却持续而粗暴地进行下去，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遏止。个中缘故，除了恐惧“一旦停止则会导致无数人失业”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日本官僚与产业经济的勾结，产生了世界上独有的一条法则：构想法则——构想一旦形成，则必须坚决执行下去。如同“终结者”，一旦命令被植入，则纵使毁灭自身也要完成使命。

与西方一直盛赞大相迥异的是，日本的官僚与其说是一个“品格高尚和效率惊人”的阶层，毋宁说是一条蚕食国民利益的生物链。大藏省（财务省）处于链条的顶端，所有的财政都从这里拨出，其他同级的“省”提交年度预算，得到批准后将建设项目摊派给特殊法人，特殊法人再将项目转手给公团，最后企业成为承包工程的包工头。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官员最重要的身份不是官员，而是未来的退休企业家，因为大部分的官员退休之后都会进入特殊法人、公团和企业，作为顾问或者担任正职。企业给现任的官员提供巨大的利益以获取项目的建设权，而现任的官员也会给退休后的未来东家提供庇护。这样的一种官商勾结的利益关系是如此泛滥，以至于日本社会不得不将其当成一种制度或者惯例来使之正当化。这样就导致，一旦预算申请得到批准，无论项目有没有完成，钱都一定要花完，否则主事的官员非但会被认为没有政绩，更会因为影响到链条中其他利益体而受到排斥和谴责。

在这种规则的影响下，日本举国上下修建了无数没有乘客的铁路、没有集装箱的码头、没有汽车的高速公路、没有租户的租赁市场、没有美术品的美术馆……不一而足；更有甚者，作为公共事业预算支出的大户农林水产省，当修建了盘山公路、渔港和种植了无数单一的经济林而存余预算之后，就实施了富有创意的计划：在州县之间修建了9个蔬菜机场，而机场与机场之间的地面距离仅几十公里。

由于日本的官僚体系是如此严密而全面地控制着日本社会，国内的媒体和民众无法对其进行监督，教育也无法产生任何的抵制作用，因此，官员的腐败不被深究，国家资金被引入歧途。

自明治维新教育改革以外，“和魂洋才”理念最大的作用就是对人自由发展的阉割。从幼儿园到高中，日本的学生受到绝对的控制，服从和遵守规则成每一个人的信条。而大学的教育更加糟糕，大学生完全与社会脱节，放任自由，没有奉献精神和社会责任感——为什么需要呢？反正进入企业之后，所有的生活才真正开始。

日本是一个"幼儿园国家”

对日本来说，21 世纪初的课题是日本是否会变。日本并非没有希望。在这一个半世纪里发生了 2 次 180 度的大转变，日本完全改变了。同样的事或许还会发生。但是，万一改变不了又会如何？为寻找这个答案，我们再看一下官僚体制吧。

官僚是政府的核心组织，其作用在于顺利分配国家资源（资金、人力资源、策划力、科学知识）。是否有效地发挥这个作用，成为官僚制度成败的基准。从这点来看，日本的官僚搞腐败，玩忽职守，几乎在所有领域里对资源分配都有重大失误，这项检测不及格。

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日本的金融专业知识、环境保护、道路建设、工业废弃物管理、林业、渔业、农业、分区制和城市规划、高等教育水准、药品检测，都已落后，但日本依旧我行我素。

尽管这样，从外国专家那里经常可以听到这种声音——“日本公务员享受着一个无比宝贵的好处：伦理标准极高”（EamonnFingleton）；日本的“精英官僚”“世界上无出其。”（EzraF.Vogel）傅高义。

日本人自己不会像傅高义、芬格莱顿那样喜爱本国的官僚。可以作为明确事实加以阐述的是，僵化的官僚制度是 20世纪 90 年代将日本逼到差一步就要破灭的元凶。借用大前研一的话，破产的住专“是大藏省搞的，是派领导去那里进行简单经营的例子”。

尽管有那次大失败，但大藏省只不过是许多官厅中的一个，与用混凝土将国土覆盖掉的建设省、持续破坏国家森林的林业厅、给长良川建造没用的河口堤坝的通产省相比，大藏省给日本带来的损失可以说望尘莫及。

内藤洋介给《日本时报》撰文写道：“看家狗是不是真的在看家？这是对现在环境厅提出的严厉质问”。这是一个是很好的质问——为什么环境厅唯唯喏喏地同意谏早湾、博多湾那样的潮浸区遭受破坏？这些质问又会产生另一个疑：:为什么厚生省对使用非加热血液制剂造成 1400 人感染艾滋病毒袖手旁观？各个省厅都有各自的腐败，但其理由是相似的。追求私利和固守过时的想法是公务员的大染缸。

第三次革命

最初的一次革命是1853年培理司令率“黑船”迫使日本开放之后发生的。此后仅20年间，日本就抛弃了将近800年的封建制度，转变为由军队和强大的资本家集团来统治的近代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生了第二次革命。这次是在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元帅率领的驻日盟军指导下进行的。麦克阿瑟使日本军队解体，削弱了战前大资本家的权利，对日本军事结构改革，但是他并没有改变日本的经济官僚体制。

许多人认为，第三次革命应该现在发生。前两次不是日本人自发产生的革命，而第三次革命有个重要的不同：不存在黑船和元帅的指令。

外国的人谁都不在意日本人的命运，也不会有人派军舰前来要求：拍摄更好的电影，救助破产的养老基金，开展培养孩子们创造性的教育，让国民住上更舒适的住宅。这次革命必须是来自内部的革命。其可能性并非没有。从本书引用的许多愤怒和焦虑不安的声音中就可以想像到这样的革命。

福田喜一郎将日本称作“幼儿园国家”，电影导演黑泽明说日本电影公司没指望了，关门更好。经济记者浅井隆给自己的著作起了一个《该死的，官僚！》书名，大前研一评论道，住专的失败大藏省负有直接责任。宫本政于将日本教育称作“阉割”。

科尔说，未来属于多数派，而非天才。尽管日本的民众沉默地抵抗日本的体系，但最终没有形成改变社会的力量，恐怕原因就在于未来的一代已经无法改变已经被灌输的思想，从教育和官僚体系里滋生出来的阴郁的规则，以及缺乏安逸、不自由的社会结构重重地压在了他们的灵魂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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