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万里：清代学术与高邮二王的古籍校勘

主持人：虞老师曾经整理过孙诒让、马一浮、姜亮夫先生的全集、著作集等等。可以说虞老师在我们传统古籍以及语音学方面非常有研究，卓有建树。今天他为我们带来高邮王氏的古籍校勘。

说到高邮王氏，在座各位并不陌生，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不仅当时的学者像段玉裁、阮元等对他们有非常高的评价，即使到了现在，我们当代学者、学生也经常把他作为榜样来学习。说到这里，很多读者已经非常期待了，我就到此为止，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我们今天的嘉宾虞老师。

虞万里：各位，我可以说是同道吧？如果大家要听这样一个内容，我当然很高兴。人生都是有缘的，今天我在这里讲这个内容，我就想到30多年前，我在上海《汉语大词典》编撰处，当时为了做同义复词的研究，虽然这本书没有写出来，但我确实是把《读书杂志》和《经义述闻》基本上全部翻了一遍，摘录了里面同义复词，确实没有想到，三十年以后我会和我的学生一起整理《高邮王氏四种》，并且就它的来龙去脉做了一番梳理，所以今天在这里跟大家谈谈我的感想。

现在不管是博士论文、硕士论文，以及其它单篇的论文，成千上百的很多很多，有一大部分是用现代语言学的眼光去看待二王当时的研究。我觉得有一部分，甚至于比较多的一部分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当时还不是现代语言学，而是古籍的校勘和考证。

所以我今天要谈的就是怎样看待“王氏四种”的成书过程。当中可能会涉及到《经义述闻》是不是王引之写的书的问题？关于这点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但我绕开了直接回答这个问题的问题，我从他们自身著作发展的角度把它展现出来，最后应该怎样看待这四部书和两个人著作权的问题，大家自然会有自己的看法。

曾国藩在日记里说他看到《经义述闻》里面“大过过涉小过过其祖弗过防之弗过遇之弗遇过之过以相与也臣不可过也”有很长的一段考证：“余于本朝经学小学诸家，独服膺王怀祖先生父子之精核。”我为什么要说这个？在清代，义理、考据和辞章三者并重，桐城派的古文和汉学家们注重小学考证语言文字音韵有不同的趋向和不同的理路。到了曾国藩，他应该说是整个清代在古文辞上面绝对的大家，但他还是服膺二王的。他又说：“余自愧学问无成，有愧王文肃公远甚。”王文肃公名安国，也就是王念孙的父亲。曾国藩又说：“怀祖先生所著《广雅疏证》、《读书杂志》，家中无之”，“伯申氏所著《经义述闻》、《经传释词》，《皇清经解》中有之。”其实《广雅疏证》也在《皇清经解》里面。

先秦时期已经有“三豕渡河”这样的校勘了。但不管怎么样，刘向和刘歆的校勘我们直到现在为止仍然应该重视，《太平御览》引用《风俗通》说，一个人读，一个人持本，就像怨家的校雠一样。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的时候，据说校对工作是这样的，一个人就像我现在在上面读，下面有60个人拿了60份校样，读了以后每个人就这么对过去，然后就把这60种校样再合起来看。可以这么说，毛泽东的选集是没有错的，尤其是第五卷，它居然发行了2亿册，这绝对是记录。

两千多年前最原始的校对方式其实是很管用的。出版社的人都知道，初校无误，一般情况下是不可能的，因为你这样对过去，肯定有错误。所以《风俗通》里记载的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两千年前就是如此。

《经义述闻》最后刻成在道光七年，可以称为“三刻本”，就是现在通行的版本，已经就被誉为“以声音贯穿训诂”的典范之作。这部书是谁发明的？就是王念孙发明的。《述闻》到底是王引之写的？还是王念孙写了给儿子题名的？罗振玉在天津买到几箱子王氏手稿，当时王国维已经到了北京清华大学，为了写《古韵谱》，特地去天津翻检。翻检的时候就发现其中有的手稿上，有“念孙案”划掉了以后改成了“家大人曰”，就觉得好像是王引之把他父亲的东西改为己有。其实这里有一个概念的错误，既然是“家大人曰”，当然仍然是他父亲的东西。作为老师可能随便说，王的学生刘盼遂听了以后就在二王的年谱里面写上了。这之后台湾的张文彬，博士论文就说刘盼遂是不对的。

史语所的李宗焜在整理高邮王氏父子的手稿时也说：“并不以刘说为然。”但陈鸿森先生就在《经义杂志》和《经义述闻》里面做了很多调查，他就说刘盼遂是对的。最近香港中文大学的张锦少，又看到很多王念孙的校本，包括史语所的藏本，台湾图书馆的藏本等很多东西，他就又反过来认为王国维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关于校勘的广罗异本、比较异同这个问题，我想张舜徽大家都熟悉，他在《郑氏校雠学》中已经揭示出来了。我们现在看《郑玄三礼注》，尤其是《仪礼》和《礼记》里面广罗了很多的异本。像这种最基本的广罗众本的校勘学原理，在两千多年前已经运用得很娴熟了。比如说他校正错简、补脱订讹，审定字音，当然是郑玄《三礼注》里面比较重要的。

我为什么把颜子推的《家训》提出来呢？其实《家训》的《书证》篇里面，有很多关于校勘的说法值得我们现在借鉴。我不是希望用现代的概念去套古人研究的方法。如果从陈垣校勘的角度来说，理校、本校、他校等等，这其实在颜子《家训》的《书证》篇里面，已经有很娴熟的应用了。同时或者它之后像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唐代的《五经正义》《干禄字书》《九经字样》，还有我们现在看到西安碑林的唐石经，包括颜师古的《匡谬正俗》和李涪的《刊误》里面，这些也都已经全部应用了，只是没有后面有系统、有条理。尤其是宋代一些学术性的笔记，考证型、考订型的都有很多。只不过我们要想，像宋元明清这些东西，有的它很粗糙，凭一己之见就谈了，但是好像很不理想，或者有错，错得很多，都会出现。

正规的校勘来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宋代馆阁的校勘，从景德年间开始，978年以后，到1000年前后编纂《太平御览》的时候，校勘才完全有一个系统了。现在我们看到有些人不理解，叫“看详”，是在宋代佛教之类的术语。

这里我要提出来《文苑英华辩证》彭叔夏的一个序。他里面谈到，年轻的时候手抄太师《皇帝实录》，里面“兴衰治□之源”，他想，“兴衰治”，那肯定是“治乱”，结果后来看到善本是“治忽”。所以这是在校勘学上都会引用到的，你不能凭想象。“治乱”很通行，但是其实是“治忽”，意思是对某一个政策和策略忽略了就引起了什么事情，所以信书不可以轻改。一直到清代，像卢文弨、顾千里等人，他们就不会这么做，所以要重宋本，也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

再说元代的胡三省和吴师道，以及后来陈垣作《通鉴胡注表微》。他为什么要作《胡注表微》？因为胡三省在元代初年就隐居起来注《通鉴》，所以陈垣就在国乱的时候，30年代写了《表微》。他这里面就发现了很多他校、本校等校勘学的原理上的东西。还有吴师道的《战国策注》也提出了不轻改，要博采众说等等，个别的涉及到了音韵和训诂这些东西。

到了清代顾炎武的《日知录》，我们大家都将其奉为一部考据学的著作。其实顾炎武真正的用意，蕴含在《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等著作中，不仅仅在《日知录》。只是《日知录》被清代的考据学家奉为典范，所以现在当然很多的人都知道。从《日知录》中的研究方法来说，它其实已经有因声求义、以义推义、勾稽旧注、利用辞书、印证方言等等了，乾嘉以后的考证方法，基本全部都应用了。

有人归纳顾炎武的校勘学条例，有未谙史实致误、未谙地理致误、未谙人名致误，这些都是被三部史学名著，就是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赵翼《廿二史劄记》所继承的。当然《日知录》里面还有其他的校勘学条例。相对来说，形近致误、义近致误、音近致误、误读上下文例、正文注文混同，这些都为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等人所继承。当然这里面有交叉，不是全部。关于校脱文、衍文、错简，很多人都很自觉。

以上我把校勘学的渊源简单介绍一下。如果我要上课的话，我会把宋元明清时期的例子都拿出来分析，就可以看出校勘学发展的过程了。

就从王念孙的《读书杂志》来说，他里面总共引用《日知录》12次，有的是同意，有的是不同意，有的就是引述一下他的观点而已。就可以想见，《日知录》在乾嘉学派心目中的地位。

我们讲到清代的校勘学，至少卢文弨是我们绕不过去的校勘高峰。他说古书的流传当然很多的错误，如果有依据的话，当然应该改正，但毕竟来说应该审慎，疑者宁阙，以俟后人或有能通其意者，他就当然会改正。若遽凭己意改定，可能就错了。因为那时候的校勘不像我们现在中华善本写的校勘记这样程式化，把所有版本都写在后面。以前清人所谓的精校本，很多都是直接改掉，所以就会出现这样的言论。如果你改掉，就不知道你是根据什么书改的，你改的对还是不对。所以他就觉得不应该随意改正。他有很多有关这方面的言论，影响了乾嘉以后学者的，因为他是乾隆六十年过世的，一直影响着嘉庆一直到道光的校勘学。

顾广圻被日本人誉为校勘第一人，他在校勘上功力也确实可以。他的思适斋就是用邢子才的典故，所以他的书斋名就是一个校勘的典故。邢子才是北朝三杰之一，他认为看书不需要很多的校对，不需要校对的话我读下去可以不断地思考对还是不对，要不然就没意思。

顾千里就觉得校勘有两种，一种性庸识闇，很平常。见识很平庸。强预此事，硬要来做校对，好像很容易，校校就可以了，这样是不对的。还有一种才高意广，易言此事，这大概就是“治乱”，结果是“治忽”。这种情况下，两个都有问题。我们下面会引到他和段玉裁的方法，其实两个人在争论之后都是有所指的。所以顾千里提出了“以不校校之。”你不要校，所以他的抚州本《礼记》都是写在旁边的校勘记。到现在比较多的就是刘师培的曾祖和祖父，当时为浙江书局校勘的王象之的《舆地纪胜》，后来中华书局出版，一共八册，后面两册是校勘记，就全部另写的，正文不改。所以“以不校校之”，是有它的道理的。

所以顾千里在其他很多书的序跋里面，都谈到他校勘学原理。比如《韩非子》的赵用贤刻本，是明代的，这个东西，王念孙用它作校本，现在就藏在上海图书馆，可以去借过来看一下。这里面顾千里就说，赵用贤就师心自用了，把很多东西改掉了。宋本对的地方他没有感悟出来，没有改，宋本错的地方他也留在那边，所以他就说这个本子不好。所以王念孙在《管子》就用这个本子，都是有一定道理的。

段玉裁和顾千里争吵着。段玉裁在校勘理论上，他其实继承了戴震校勘的理念。他说校书之难，你照本改字是不难的，不讹不漏之难也。最大的问题就是在定其是非，到底这个是对还是不对？你要定其是非，难就难在这里。《与诸同志书论校书之难》，这是我们在校勘学课上一定要读的一篇文章，大家回去都可以看一下。

他就觉得读书有本子的是非，有作者的是非。本子是非，通过不同本子可以对。但作者的是非你就没有办法定了，他说“慎修先生、东原师皆曰从事经学盖有三难，淹博难、识断难、审定难”。这“三难”被延续下来的乾嘉学派定为最高境界。其实隐含了一个什么道理呢？关于定是非之难，看你淹博与否和识断的高下，如果有把握的话就改掉。这也就是和卢文弨、顾千里他们有所不同的地方。他们不断地在自己各种序跋里面提出来，后来他和顾千里有所争论，学术上有很多篇文章都写这之间的关系，主要就是这个问题。

归根结底来说，因为唐以前的文献都是手抄的，我们现在看到敦煌的卷子，误字讹字太多，字形也不准确，积误很多，宋本亦多沿旧本，无以胜今本。其实并不一定，宋本在景德年间校勘也是，校书是这样的，一边是校勘改正了，一边新的错误又出来了，这都不管它。主要的就是我要说明的，段玉裁它重异文，承自戴震；顾千里是重版本，承自卢文弨。其实他们两家都知道两者都不可缺，都应该并重。但是由于引起了争论以后，段玉裁自恃识断很高，可以改掉。你们可以看，段玉裁的全集如果出来，《毛诗定本》里面就已经看出他自己的自负。我就是要写一个定本给你看看，当时的《毛传》就是这样的，其实根本不可能是这样的，他就是一个意念的问题。

段玉裁认为宋本有误，其实也是对的。顾千里认为宋本和旧本很可贵，也是对的。其实就是看重心和偏向，以及最后识断如何，改得对还是不对，提出一个什么样最正确的字形，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段玉裁还说，自汉以下，多述汉人。因为清代很多人就推崇郑玄，压抑王肃，这是和《古文尚书》与伪书有关系，我们今天不能多讲。他就说“汉人求诸义而当改则改之，不必有其左证”。其实郑玄在《三礼注》里面，有他对的地方，也有他不对的地方。郑玄有的是平视的，各种版本怎么样，然后他就说我从什么版本，有的地方他就直接改掉了。所以段玉裁这样一边倒，也不完全像郑玄。包括《公羊注》等等，也不完全是这样。

段玉裁说自汉而下，多述汉人，不敢立说擅改，故博稽古本及他引经之文可以正流俗经本之字者则改之。但颜之推就完全改了，《书证》篇里就说，江南旧本怎么样，江北本子怎么样，应该是什么样，这个是因为音韵的问题，那个是因为字形的问题。并不是像段玉裁所说的汉以下都不敢改，没有这回事。

所以段玉裁说，凡校书者，主要就是定其一是，明贤圣之义理于天下万世，非如今之俗子夸博赡、夸能考核也。他就是针对顾千里这些人，你有很多本子，这个没有用的，你说的对，才是最重要的。

这些我们都不管它，我们把从汉代到清代校勘学源流，很简单地梳理了一下，我把所有例子全部删掉，因为这个例子太费神了，理解起来比较困难，只是把这个意思告诉大家，我要所说的是什么？

一，清人所说的校勘学方法，其实在这一千多年来，我们的先人都一直在运用，这是一点。只不过没有清人说的那么系统，而且引起争论以后，大家都比较有系统地去阐述自己的理论，这样就比较明确，这是一点。关于它的方法前面都有，但确实是到了清人手里，很多东西就显得更加得成熟，这是一点。

二，要谈到顾千里、卢文弨这一派，和段玉裁、戴震，一直到王念孙这一脉，其实他们都是聪明人，都知道对方的理论在我们自己运用中的重要性，但由于比较偏颇，偏颇主要发生在段玉裁和顾千里身上。如果看《读书杂志》和《经义述闻》，相对来说“王氏四种”的考订，就比较得平和，也不那么很激烈。

这里我要提出来，其实乾嘉学派的代表，在这方面气量最大，最温和的，应该是钱大昕，他基本上不大骂人。骂人的是段玉裁，戴震也要骂，很多都要争吵，现在我们看来不是圣就是贤，至少是贤，因为做出了很多学术成就，都是高峰，当时大家也是吵来吵去，吵了很多。

把源流弄清楚以后，回到我们今天要说的，王念孙的校勘学是怎么产生的？它倾向于，或偏向于哪一种？其实就可以知道。

《广雅疏证》今天因为还没有印出来，只是拿来一本样书。《广雅疏证》刊行两百年来，已经被我们经学和语言学界奉为圭臬。《尔雅》有邵晋涵、郝懿行的两本书比较重要，如果我们看湖北人民出版社的《尔雅诂林》，有六大本，不管怎么样，如果从精深的角度来说，仍然比不过《广雅疏证》。所以做学问固然严肃、认真很重要，但就像段玉裁所说，识断的高下仍然非常重要。王念孙在这方面肯定要比其他人来得高，到现在为止，虽然徐复老编的《广雅诂林》后面有很多很多人对王念孙进行补证，当然也有不同意他的。只不过在王念孙没有《疏证》的情况下，他觉得我不懂得它什么意思，所以他就空缺，然后后来看到其他的书，也确实给它做了很多的补证。

我今天要讲到，为什么会从《广雅疏证》发展到后来变成我们现在看到的王氏父子的“高邮王氏四种”，它们是怎么来的？我就是从认识原理阐发出来，到我们现在认识的四本书。

王念孙在疏证《广雅》的过程中间，发现了周秦两汉经典文献中声音贯穿训诂的奥秘，这一点很重要。有了这个奥秘以后，才有和他儿子王引之做的《读书杂志》和《经义述闻》，包括《经传释词》。以前成千上百篇文章，基本没有谈这个问题。如果我这样谈好以后，知道他们怎么会发生以后，今后再研究“高邮王氏四种”的话，就会有另外一种思路。

如果我们追述《广雅疏证》，就知道他和他的老师戴震很有关系。《说文》《方言》《广雅》这几本书的训释是相通的，这很重要。我们都说王念孙是名父之子，名子之父，因为他父亲是宰相，儿子又是宰相，都是尚书，所以王安国当时把戴震请到家里来教王念孙。王念孙十几岁的时候就问老师，我今后做什么好？老师想了以后说，你这个人做什么都可以。其实老师对学生的鼓励是很重要的，当然你鼓励了以后不行还是不行，但王念孙确实是很聪明，做什么都行。当然他做水利原来行，后来亏了，就可能不太行。

按照段玉裁编的《戴震年谱》，我们就可以看到当时戴震在教王念孙的时候，正好自己在校勘《方言》。所以我们做老师的，你当时在做什么工作，一般的情况下会和学生谈到是什么方面的东西。由此我要告诉大家，十几岁的时候，至少王念孙就已经从戴震的口中听到了《方言》有关的东西。尤其是《方言》和《说文》、《方言》和《尔雅》、《尔雅》和《说文》的关系，他肯定很早就知道。

《方言疏证序》里面说：“许慎《说文解字》、张揖《广雅》多本《方言》而自成著作，不加所引用书名。”现在看来好像要剽窃，当时没有这个想法。这是一点。等到他26岁，王念孙会试下第，就是进士没有考中，他就请李文藻收购北宋本的《说文解字》，他自己卖衣服把这个书买了，买了之后就想发明字学，那时候已经有这个想法，他那时候就在校《说文》。

《四库全书》为什么会编？就是跟清代的朱筠有关，他上了一道奏章给乾隆皇帝，要从《永乐大典》里面辑佚，结果后来越做越大，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四库全书》。朱筠当时是大员，所以请王念孙校《说文》。乾隆三十八年，也就是四库全书开馆初年，这个时候王念孙已经在佐助朱筠，后来写了一本叫《说文考异》。等到四十年成进士的时候，他直接回来了，在湖滨精舍专门做《说文》的校勘。这个时候他在做《说文》校勘的时候，段玉裁远在千里之外的四川。他是因为考不中进士，按照清代的惯例，你三次考不中可以挑个地方做知县，所以他到四川富顺县当知县了，就在那里做《说文解字读》长编。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两个人有书信的往来就知道，但至少后来王念孙是知道的。

王念孙在校《说文》，大家肯定传得很热闹，这个时候翁方纲等人肯定都知道。等到后来以后，王念孙和段玉裁在京师相会的时候，王知道段在注《说文》了，他基本上就不做了。根据朱士端《强识编》里面写到，王宽夫先生跟我说起过，王念孙曾经要注《说文》，他确实是在校勘，因为看到段玉裁已经做了，又是同门，就把自己的稿子给他了。后来段玉裁的书出来了，段玉裁在刻书的时候家里穷，没有钱，还由王念孙拿钱给他资助，王念孙给过他钱，结果他又没刻书，他又去打官司了，是很搞笑的一件事情。等到书全部刻成以后，看到他里面妄改许书，不觉甚悔。 这到底对还是不对呢？我觉得这是可能的，因为朱士端考进士的时候，就住在王念孙、王引之的家里。第二，我们现在看到的《光禄观察段氏说文签记》，就是李宗焜在史语所编出来的，这是于省吾的藏本。这里面就已经看到，大多数是对《说文解字》段注的不同意。所以我专门写过一篇三万字，只写了一卷多一点。整个文稿写成又是十几万字，我去探讨他为什么不同意段玉裁的说法。

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发掘下来，确实段玉裁比较偏激，我识见很高我要改掉就改掉，其实未必然。所以在未必然的情况下，就有我们现在看到的《段氏说文签记》，它里面大多数觉得，你不必要这么武断地下结论，就把它改掉。这是留到现在，我们看到的王念孙的东西。

王念孙确实当时把有的东西给段玉裁了，为什么？嘉庆十一年，段玉裁给王念孙写信，他说《说文注》近日可成，请你给我作一个序。近来后进无知，都说我的《说文解字注》里面，窃取了你的一些东西，“非大序不足以著鄙人所得也”，所以你应该要给我写一个序，这样我外面的名声就可以有所荡涤了，所以“引领望之”。

其实很怪，后来《广雅疏证》也请段玉裁写序。由这个序来说，当时确实学术界有这样的风传，因为王念孙确实做过《说文解字》校勘很多方面的工作。等到他不做了，王念孙自己就开始做《方言》，他小时候就听到老师在说《方言》怎么样怎么样，后来戴震也确实校勘了《方言》。但后来老师进京了，在四库全书馆工作了，他们就分开了。当老师在做《方言疏证》的时候，他其实原来并不知道他仍然在做那个，等到后来他中进士回来，已经停止校《说文》，再到北京以后，才看到孔广森给他老师把《方言疏证》刊出来，他才看到。本来王念孙要做《方言疏证》。现在我们看到王国维从罗振玉买到的旧稿里，《方言疏证》的补证只写了一卷二十多条。我从二十多条里面就可以发现这样一个问题。他对《疏证》中戴震的错误，他只说他的意见，没说老师不好，戴震前面的人谁错了，这个就是错了。《疏证》沿用前人的误本，他只有说，各本怎么样怎么样。如果戴震《疏证》的错，他就不说老师的不对，就写自己觉得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为尊者讳意识非常非常强烈。甚至先前有说了戴震不对，后面全部把它抹掉。所以从这方面来说，在为尊者讳的道德上来说，中国有师承的道德。国外说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但他就是避开了。所以在中国传统上有他自己的另外一套传统，但我们现在不一定这样理解。《方言》有十三卷，他发现和戴震的理念和学术观念上不一样的太多，所以他最后毅然放弃了注《说文》和《方言》。

为什么会去疏证《广雅》？所以我一开始就说，任何一个东西，从佛教的角度来说，都有因有缘，有前因和后果。为什么不去做《说文》？《说文》不能做了，这也是因和缘。为什么他不去做《尔雅》呢？因为正好前面有邵晋涵已经做了。邵晋涵虽然眼睛瞎了，但把《旧五代史》一恢复以后名满天下。王念孙在四库全书馆里面做篆书的校勘官，和他是同事，又不好意思。正好乾隆五十几年的时候，邵晋涵的书也刊出来了，所以他也不好意思再去做，万一再碰到戴震那样，我和你都不同，怎么办？所以他也没有去做。

接下来就看到，如果可以做，那在先秦两汉方面也只有《广雅》。尤其还有一个因缘，他的老师屡屡地说过，《方言》《广雅》《说文》，这三部书里面有很多相通的地方。你们知道，《方言》本来就是扬雄坐在城门口，一个一个去找不同地方的人的方言怎么说的，我们现在搞音韵的人都知道，不同的方言有对音的规律，所以用音韵学的角度来说他是可以串联起来的，端母、庄母都是可以串联起来的。所以王念孙觉得方言有这样一个运转规律，他老师又说这三部书又可以串起来，所以他最后就选择了疏证《广雅》。

从王念孙的履历来说，我们来排一下，他作《广雅》的时候正好是乾隆五十三年，从他当时励志要做《广雅》，根据王引之给他写的行状来说，“注释《广雅》，日以三字为率，寒暑无间，十年而成书”，十年，三千六百天，一天三个字，正好是一万字左右，整个《广雅》就是一万多条。但是事与人违，后来他去做治河官的工作，非常非常地忙，他很抱怨，说我十天里面六七天要进馆，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要上班，所以没有办法写。在乾隆五十三年到六十年中间，他在治河的时候，确实影响了他写《广雅疏证》，一天三个字写不到，写不到他当然没有办法，很恨。他曾经跟他的好朋友刘端临写信说，他有点告老还乡的意思了，说你在家乡给我看看有没有房子，如果有房子我不要做官了，因为我这个东西还没写出来。他曾经还流露过这样一个想法，他跟章学诚写过信，说你是不是给我找一个人，可以帮助我写些著作，找来了以后如果帮我写，以后写成了，用他的名字去发表，可以这样。他很大度，不一定要我名字。章学诚是很会骂人的，他后来跟人家说，王念孙叫我找这样一个人，哪里去找？人家自己会写的不会来给你写，自己不能写的你也不要。所以他说很难找。这个时候正好他的儿子王引之，在乾隆五十五年，正好考中举人以后就进京，到他父亲那儿。这时候他就开始把后面来不及完成的，尤其是《广雅》第十卷《释草》以下部分就叫他儿子学着做。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广雅疏证》的第十卷都是写的“引之述”。卢文弨是乾隆六十年过世的，他在晚年的时候，曾经向王念孙写过一封信，他希望两个人在《广雅》书上合起来。你不是很忙吗？没有做成吗？我以前也校过，我们两个是合起来，是不是好？王念孙当然没有同意，这里面我为什么要提出来？他其实也讲到一个校勘的理念。我刚才为什么把校勘梳理一遍？卢文弨、顾千里，包括黄丕烈下来，他们是重版本的一条线，而戴震他们相对来说是比较注重识断的一条线。这是一点。第二，他们两个在乾隆三十几年王念孙比较年轻的时候，关于《大戴礼记》校勘方面有过一个书信往来，其实当时卢文弨简单隐讳地批评了王念孙的做法，但是王念孙并不认为他批评的是自己，他还是要自己表现出自己校勘的理念。也就反映在现在《读书杂志》和《经义述闻》这样一个面貌的校勘理念上。所以王念孙很清楚，我和你的校勘是不可能完全合在一起的，是泾渭分明的两方面，所以就没有合起来。后来儿子进京了以后，他就叫他的儿子开始做。

关于王引之是不是第十卷的作者，这也是由王国维、刘盼遂以后就延伸出来的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到底是不是他？那现在我可以告诉大家，傅斯年图书馆里面藏有《广雅疏证》的一卷一册，在那边看到，上面写的是“王引之撰”，是稿本，就是《释草》以下一些东西。这看来没有问题，是当时王引之学着做的。

我现在还要再三地请大家记住，王念孙说，《广雅》一书，凡“周、秦、两汉古义之存者”，所谓存者是什么？就是现在除了郑玄《三礼注》、《毛传》、《公羊注》之外，一些贾逵保存在《古文尚书》里面很多东西我们现在是看不到了。但是在张揖作《广雅》的时候他看到了，他看到了以后就保存在给我们现在的《广雅》之中。但由于《广雅》和《尔雅》的体例的限制，它不可能说这是郑玄的注，这是某某的师说，只不过像《尔雅》一样排列出来。这样的话当然你看不出是谁的。但是等到王念孙一个一个去疏证的时候，他就会去引用很多古注。比如说从六朝一些遗失的古注里面去看，才会发现原来这个是贾逵的注，这个原来是杜子春的注。所以说“周、秦、两汉古义之存者，可据以证其得失”。如果我把这些遗失的，却留在《广雅》里面的汉代的古注拿来，和现在郑玄、何休、杜预的这些注比较，我就可以去判断谁是谁非，或者都可以解释，两说并存。“其散逸不传者，可藉以窥其端绪”，就是说在疏证的时候由于看得很仔细，他就发现这里面矿藏很多，如果这样发掘出来的话，可以纠正我们现在很多流传了一千多年的古代经典解释疑惑方面的东西。他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很重要，这也就是“王氏四种”另外三种的源泉。所以他就觉得，《广雅》这个书有功于训诂，所以他就想借《广雅》一书以述其所学，借着《广雅》这本书，把自己的学问发挥到尽致。

这里面具体操作的过程和操作的方法也就是我刚才说的，它偏向于戴东原这一边。卢文弨也好，黄丕烈也好，顾千里也好，这一条线的校勘学，他们基本上是不懂得音韵学，而戴震曾经向江永问学，这样一条下来，段玉裁也好，王念孙也好，他们都是在音韵学上有自己著作的，对古音的分布都是有自己看法的。所以他们在疏证的时候就会用声音贯穿到训诂。也就是我刚才用俗话说，我们把文字看穿以后，看到它背后的语言，就不会为你眼前的字形所束缚，是这样一个情况。

段玉裁给《广雅疏证》写序，他说小学有古形今形、古音今音、古义今义，也就是形、音、义的古今，王念孙能够以六者互求，都能融会贯通，得心应手。从这个角度来说，王念孙的学问，像《广雅》这种著作里面更能发挥，为什么？像段玉裁做《说文解字注》的话，探求字的本意，而本意只有一种。但是如果说你在《广雅》里面做，你就有六种，你都可以做，所以他这个更能发挥自己的学问。

我们现在如果再回来看戴震，戴震在《六书音均表序》里面说：“夫《六经》字多假借，音声失而假借之意何以得？故训、声音相为表里，故训明，《六经》乃可明。”这个确实贯穿在段、王的著作中。段、王两个人对戴震所有东西都继承得非常透彻。王念孙自序里面说，就是我们今天经常引到的，“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也就是我刚才说的，把文字看穿了以后，看它后面的语言，不要为形体所束缚，然后可以发明前训。如果今天讲校勘，校勘记绝对不可能写到像《读书杂志》和《经义述闻》里面那么长，用你写那么长干嘛？你就写几个版本罗列出来就可以了。校勘学达到了另外一个高峰，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读书杂志》和《经义述闻》这种情况。当然，前面宋元明以来也有这样，但是他们没有他们这种意识。所以整部《广雅疏证》就在运用这样一个理论将雅学的同义词，因为雅学都是同义词，从语言和声音的角度进行阐释。他是在将所有多的那些先秦两汉的东西，全部在《广雅疏证》里面做了一种全面的推阐和梳理。

“王氏四种”除了《广雅疏证》以外，首先都是做校勘，校勘记写在每一本书上，比如赵用贤的《管子》，写在天头或地角或在字里行间，写好校勘记以后，又把它抄下来，因为你在书上没办法注，抄成一条条我们现在所说的卡片。抄下来以后就可以加上自己按语，加上自己的引证，把各种先秦相关的文句训诂全部汇集起来，可以引《说文》，可以引《尔雅》，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如果没有现在保留在北京图书馆的《读书杂志》的残稿，我们没有办法知道这一过程。关于具体的考证过程很复杂，他们“案”是怎么写的，“曰”是怎么写的？都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我们就不去谈它。总之，校勘典籍，摘录可申发之字词或短语以成条目，最后引据疏证，最后合成全书，这是他们“王氏四种”成书的基本过程。

为什么会叫《读书杂志》和《经义述闻》？这也是一个必须明白的问题。从史语所李宗焜编的《高邮王氏父子手稿》这本书里面披露出来一部《经义杂志》，这里面有二十条，这是王念孙从自己的手稿里面抄录了二十条左右，给他的朋友高邮李惇，就是《群经识小》的作者，给他参考的。现在我们把它定为经义方面以前的札记式的著作。现在放在《高邮王氏父子手稿》里面。这二十条东西基本上全部到了现在的《经义述闻》里面。

我们现在看到的王氏四种是这样，《读书杂志》里面，王念孙的案语就是“念孙案”，如果是王引之的话就是“引之曰”；在《经义述闻》里面，王引之的话就是“引之谨案”，如果是王念孙的话就是“家大人曰”。以前的人都没有去探讨这个问题，现在根据我的研究来说，从乾隆六十年《广雅疏证》结束以后，王念孙就要准备做周秦两汉经典的正讹计划以后，父子两个有一个约定，十三经加上《大戴礼记》《国语》，由王引之统筹主笔，写成《经义述闻》，史部、诸子和集部由王念孙统筹主笔，写成《读书杂志》。所以两部书里面的“曰”和“案”都是有分工的。现在我们看到里面全部是统一了。

如果我们追溯王引之在乾隆五十五年到六十年所写的《周秦名字解诂》《尚书故训》，它们里面就不统一，有“引之闻之于父曰”、“引之按”等等。所有同样的条目，最后归到了《经义述闻》里面，全部变成了“引之谨案”和“家大人曰”。现在两本书里面基本上还是王念孙的说法多，尤其是《读书杂志》。所以我们把《经义杂志》中原来是王念孙的说法，到了《经义述闻》里面就变成一律的“家大人曰”。唯有两条“引之谨案”，如果破例的话都是他的，其实他文字里面疏证《尔雅》的地方是父子俩各不相同的。你随便用术语你看不出来，如果仔细分析，这个说法确实是他儿子的东西。

所以就是说，原来《经义杂志》都是有关于经义的，正好在乾隆六十年前后，卢文弨一死，他的学生臧庸就带了他自己写的《周易》和《周礼》的两部校勘记给阮元看。阮元当时已经是方面大员了，一个藩镇了，那时候就准备召集一批人，要校勘我们现在看到的《十三经注疏》，其实风声在嘉庆元年、二年的时候就传开了。王念孙这个人是这样，你们在做我就不做了。所以那个时候除了钱大昕、王鸣盛、赵翼已经在做史书了，但那时候子书的校勘是很少的。所以王念孙就把《管子》《墨子》等拿来他自己做。所以现在《读书杂志》前面基本都是子书，确实是诸子的校勘非常困难。经部由他儿子来负责，并不是说由你去做，而是我们两个人一起共同做了以后，经部的归到《经义述闻》。所以完全不存在外面所说的，这个是王引之的书，这个是王念孙的书，而是里面已经分得很清楚。《经义述闻》里面有“家大人曰”，《读书杂志》里面有“引之曰”，所以这个概念一定要搞清楚。

刚才他在谈到《广雅疏证》。《广雅疏证》是写好了，王念孙做了九卷，引之做了一卷。因为先秦两汉的很多故训留存在《广雅》里面，王念孙在疏证的时候已经发现这个贾逵的注、服虔的注要比现在杜预的注或者郑玄的注要来得好。你们大家想，如果我立足于贾逵的注来评判杜预的注，我用其他人的东西来批判郑玄的注，这个不是很好吗？这就可以纠正留存到现在一千多年之后的经典古注的错误吗？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经义述闻》。所以王念孙转换一种注书的方式，用原来对《广雅》的疏证散化开来，立足于各种书籍，来把古注和现在留存的古注进行对校以后做一种评判，当然不很机械，还可以用很多的书证来疏证，而最重要的，就是刚才说的，以声音贯穿训诂。元明清的有这么做，但是错得多，没有古音分部的概念，用得很少。到了王念孙手里就用得更多、更娴熟了，成为我们现在的乾嘉考据学的标志，是这样一个情况。他把当时那么多古注散化到各部书中，去纠正它们的错误或者不太妥贴的地方，就产生了《广雅疏证》之后的三部书，《读书杂志》《经义述闻》和《经传释词》。

我们先前说过，他们首先是根据校勘，但是不要以为现在留存下来的七八千条都是因为校勘了以后才写成的，这样认识就太机械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管子杂志》中某一条，校本上没有校勘，而这里面却写了。因为王念孙在撰写《读书杂志》的时候，往往会深发开来，原来没有校勘的后来又想到了，不需要再写到校本上去，就直接写在自己的著作里面了。

把失传的古义印证周秦经典，可以发现发明不少周秦经典的正解。当然，所谓的正解，是真正的正解吗？我们现在竹简出了那么多，王念孙所谓的正解可能不一定是正解，因为原来的文字不一定一样。但是他当时认为，把这些经典正解去校核汉魏传注，可纠正诸多存世传注旧解讹误。所以再提醒大家注意，如果你们现在看到的《读书杂志》和《经义述闻》里面很多考证，引到了《广雅》“A，B也”，如果快去查到《广雅疏证》里面，往往已经在《疏证》里面说了，就是这个地方郑玄错了，这个地方杜预错了。然后你再在《经义述闻》的《左传》和《尚书》里面看到，其实就是在乾隆五十三年到六十年的时候，他在写《广雅疏证》的时候就已经这么说了，只是把它搬过来，重新加了材料进行疏证。所以在疏证的时候，他酝酿了一个覆盖尽可能多的周秦两汉的经典正讹计划，只是到他88、89岁的时候还没有全部完成。所以著书方法的改变，使得我们现在产生了后面三种书。

我现在再补充一下，章学诚这个话我们现在看了就知道王念孙当时的心理。但是他在儿子进京以后，他并不是随便就叫他马上就跟着做了。其实《周秦名字解诂》和《尚书训诂》都是在《经义述闻》之前，也就是乾隆五十五年到六十年的时候让王引之做了。做了之后，王念孙确实感觉孺子可教，所以两种书遍传于师友之间，大家都觉得王引之确实不错。

《尚书训诂》现在17条全部收入了《经义述闻》，这都是可以看到的，基本上没有改变，就证明当时二十几岁的王引之做出来已经相当不错了。当然我要说明，就是他们长期几十年住在一起，王引之后来中了进士，做了大官，回来和父亲住一起，晚上就这么写作，中间有不懂的地方，肯定问过他父亲，那也毫无疑问，所以父子之间的互动，你现在没有办法说清楚。

现在流传在傅斯年图书馆的王念孙的《经义杂志》，就证明他在校勘《说文》、校勘《方言》，还有校勘《大戴礼记》的时候，确实做了不少札记性的工作。我们大家都知道，清人很多都是用札记的形式和用眉批的形式。周祖谟先生整理他丈人余嘉锡先生的《世说新语笺疏》，80年代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就是全部由眉批上整理出来的。这也是清人的传统。

写成眉批的形式以后，他们一般就抄下来。抄下来以后再在稿本上不断地写眉批，不断地加签条，就贴在上面。等到贴满了，天头地角也都写满了，再请抄手抄一遍。抄一遍又是新的了，又再批再贴，所以一易其稿、二易其稿就是这么过来的。

在当时王念孙来说，他只有札记，他没有写成著作。这时候所谓的分工，就是把自己原来的主要的关于十三经加上《大戴礼记》等书的札记就交给王引之了，当然条目他可以自己写。其他诸子的校勘他自己来统筹。就是这样一个分工。加上他自己一二十年来每年每天都在这么做所得的积稿，积累到一定程度了，比如说嘉庆二年，他刊刻了360条的《经义述闻》，到了嘉庆二十年又刊刻了一次，到了道光七年又刊刻了一次，中间有了成熟了就加进去，是这样一个不断累积的过程。

关于三刻的过程，也需要谈一下。如果把三刻当成初刻、二刻、三刻，比较拘泥于这种刻板的形式，当然会说这个是谁写的，那个是谁写的。我现在要给大家看的是什么？我说这是“三无产品”。首先你看书口上是“经义述闻”，但是叶尾下面没有卷次。第二，前面一条与后面一条不相连，中间是空的。什么道理？它成熟了一条，或者十条，或者三十条、五十条，它就刻板。为什么不连？因为后面要插进去，万一再写一条在两条中间的话怎么办？所以这就是最先的初刻本。初刻本是三无的，没有叶码，没有卷次，也没有署名。所以这种就证明，其实它不是初刻，仅仅是他们父子两个写了一批以后把它刻出来。为什么要刻出来？求教于师友，把它寄出去。

所以我从国家图书馆和史语所李宗焜的手里，可以看到各种版本，特别是高邮的藏书家刘嶽云所藏的《周礼述闻》。装订全部反掉了，而且他所藏的比人家的多，因为都是高邮人，他要去要《经义述闻》的时候，肯定王氏又刻了几条进去。但装订的人不好，把它全部装反掉了。比如说《周礼》，从《冬官》开始到《序官》，这样完全反掉。所以这个东西前人也没有注意，嘉庆二年初刻，其实不是一个刻版，真正到嘉庆二十年形成600多条的时候才是一个初刻。

这是上海图书馆藏的，也是“三无”。所以单鱼尾、无卷次、无叶码，还有没有牌记，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没有版权。但清人他们私刻一般没有版权，但下面连作者什么的都没有。所以说除了校勘记抄录下来，加上引证的材料进行疏证，加上暗语等等之后，等到刻了以后，还不是最后的成书过程。

我在国家图书馆，看到了《经义述闻》所谓的稿本，上面就有很多的批注，还有手抄的，就贴在上面，大家都可以去看。所以这是一个累积的过程，这都是比较清楚的。李宗焜手里的是360条，上海图书馆有366条、368条的，国家图书馆有378条和530条的，还有刘嶽云家里所藏的倒装的，直到嘉庆二十年的614条，到了道光七年三刻本是1700多条，可以看出这是一个逐渐累加的过程。

在嘉庆元年前后，因为分工合作的条例定好以后，所以把术语全部统一了。

当然里面一些很复杂的个别的，不符合我刚才所说的规律问题，我在《经义述闻》整理本的序里面都分析过，大家有兴趣可以看。所以他们在书口下面写“高邮王引之学”、“引之述”，都有一定的用意在里面。我们现在都是某某某注，这当然就是某人的作品。为什么有的人是“述”有的人是“学”？《论语》里夫子说他是“述而不作”，所以很多人仅仅是述前人的东西，只有贤人是可以作，圣人是可以作。有的时候是“学”，“述”也不行，只是在边学边做，所以是“高邮王引之学”。

最后我要稍微总结一下。王氏四种撰写成书的过程，通过我自己的研究，有了这样一个比较粗浅的认识。王念孙幼承戴震之学，知道《说文》《广雅》《方言》有相通的地方，而且对“四体二用”和六书理论深有体会领悟。长大之后，遍校群书，对周秦典籍中的传抄讹夺有了更真切的认识，这是他从小到大的功底就已经有了。中年的时候校《说文》，补疏《方言》，虽然都没有成功，只是一卷两卷地流传下来了，但是经典异文和形音义关系已了然于胸，这也毫不疑问。

在疏证《广雅》的时候，因张揖之书备载秦汉经师古义，让他感觉到“周秦两汉古义之存者，可据以证其得失；其散逸不传者，可藉以窥其端绪”，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认识，很多人都在做校勘，却没有这样的认识。所以他就萌发了周秦两汉经典正讹的计划，我为什么说周秦两汉经典比现在《读书杂志》和《经义述闻》中涉及到的要多？其实王念孙想要全方位覆盖和包容。

但是因为这个是兹事体大，在乾隆五十五年已经发现可以这么做了，所以要请章学诚找人，没有找到人，自己儿子来了，来了就开始训练他，叫他先做，然后觉得可以，就有后面几十年父子两个人一直在做这个工作。过程我反复强调了，是校勘群籍，整理旧稿，再撰写新稿，最后合成定稿。

从现在流传的《稿本》《抄录稿》《行草稿》等一些稿本来看，首先是遍校经典群籍，圈改或旁注王氏认为正确的字词、短语，再写简单校记，然后说明理由，加上书证，进行论证，是这样一个过程。

等到单条的刻板刻好以后，后面仍然可以插入新的条目，对旧稿已经刻板的，还可以进行补证，这个我们在国家图书馆看到的《经义述闻》稿本上面看得很清楚，不断加一段，加一个疏证，或者添个眉批，加一些新的看法。

从校勘群籍到写成著作，父纂子述，既有分工，又有侧重。《读书杂志》由念孙主笔，己说用“念孙案”表述，援引之说则改“引之案（谨案）”为“引之曰”表述。《经义述闻》由引之主笔，己说用“引之谨案”表述，援父说则改“念孙案”为“家大人曰”，以示尊敬。分得很清楚。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有父子两个互相启发，而大多数是父亲对他的教导或者点播，王引之的儿子可能也不一定很清楚，因为当然他们都没有在京城。

关于稿源我也已经说过，原来是“群经杂志”旧稿，这是第一。还有《广雅疏证》中已经谈到某些古注是错误的，他翻过来直接可以写，这是大家可以对照出来的。

最后因为是王家的著作，因为是家刻本，完全不属刻年。家里还是有钱，所以他们可以不断地刻，刻了以后就分赠师友，请他们校正。从《荀子杂志》的《淮南子杂志》之补，还有《述闻》初刻、二刻、三刻里面之增，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情况。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四种，其实只王念孙心目中要做的那一点点东西，较他计划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只是到了晚年他已经做不动了，道光十二年王念孙过世，所以后面有的稿子来不及整理，等到他过世以后，王引之就把200多条编成了《读书杂志余编》，放在80卷的后面就了事了。我就发了一段我的感叹，什么道理？我在编《汉语大辞典》的时候就看了这两本书，当时为了同义复词。当时我觉得父亲去世了，儿子把遗稿整理一下，刻成两卷，很正常。到后来许维遹写《吕氏春秋集释》，他里面引了200多条王念孙的校记，才知道王氏《吕氏春秋》的校本有这么多校记，现在《读书杂志余编》里面没几条，我就觉得他为什么不加进去？这是一个问题。等到这次和我学生一起整理二王著作的时候，发现王筠当时也在北京，他就写了一个《王怀祖先生轶事》在他的文集里面：王念孙说“读书之伤生也与酒色同，若好读书而复有他所好，必至于死。故吾损弃他事，专精于书也”。他确实是做到了，最后说官也不要做了，就想回去买一个房子隐居。他是自始至终就一直想做下去。继之，王筠又说了：“先生之寿八十八岁，卒于道光某年正月某日。”当时王引之已经是尚书了，请假在家服侍老父，我们知道清代的时候，到正月十五揭了封条要上班了，引之就说今天你好像很好，我是不是可以上班？结果父亲说可以，那你去吧。引之去了以后，念孙就把孙子们叫过来。平时他不教他孙子，只教儿子。叫过来以后念孙说，我快不行了，但是我就让他去上班，你们也不用告诉他，我几十年和他一起写书，“分则父子，情犹朋友也”，他如果知道我病了会很难过。其实他已经六十了，你们叫他不要太过分伤心。后面他就说服阙以后，你们叫他不要再去做官了，“出则不吉”。但我知道他一定会再出去做官的。

所以我现在想，怀祖几十年来，他要把周秦经典正讹一直做下去，他这么做根本不是我们现在几年之内写一本博士论文或者一本书，他要一直做下去。所以他希望的不是现在后面200多条的《余编》刊出来就好，而是希望儿子不要出去做官，把他这个事业一直做下去，因为儿子已经完全可以做了。

第二，他知道他儿子一定会出去做官，我想是平时父子之间肯定讲起过，父亲说你不要去了，儿子好像默不作声，他还是要去的。所以知子莫若父。但是我就想不通，为什么“出则不吉”呢？结果果然王引之两年丁忧满了之后，68岁就去世了。我确实没有想通，如果照王筠说的确有此事，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道理。

为什么我后面用了一个典故呢？他里面也提到，王引之生的时候，念孙做了一个梦，正好儿子后来做了大官，这是对的。王念孙他活到八十八、八十九岁，也不算是寿不长，那为什么老天不给他儿子六十几岁再加几年让他把他事业进行下去呢？因为他没有继承下去，所以多活也没意思，就算了，到六十八。

那为什么到了后来，大家就会猜测，王引之的很多东西他父亲给他的。从刘盼遂到现在一百年过去了，又有这样一个“与龄”的一个猜测，好像都是老父给他的，这是出于《礼记·文王四子》，说周文王和周武王，本来本王一百岁的，武王九十岁，后来文王给他三岁，就是“与龄”之说，大家回去可以查。

所以我说世界很诡异，学术的事也很诡异，有时候你也说不清楚。我没有理解，王引之最后为什么没有做下去？现在268条《余编》，其实并不能代表王念孙当时的雄心。

今天我就是主要地，要把王念孙、王引之校勘学的脉络，和他们在校勘学上加上了以声音贯穿于训诂这样一条乾嘉学术普遍被接受的铁律，融汇进去以后写出了融校勘与札记考订为一体的著作，成为难以超越的乾嘉学术的名著。即使后来一直不断有人在做，但都是把他们作为楷模。当然，他们不是不可以商榷，也是可以商榷的。第二点，他们写作这四种书，是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而不是没有联系的，由于《广雅疏证》的著作发生以后，才有后面的三种著作，而后面的三种著作仍然没有完成王念孙原来想做的一个计划。这是我今天最后要给大家总结的一句话。谢谢大家！（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