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梦阳：汪晖《反抗绝望》的价值与意义

张梦阳：汪晖《反抗绝望》的价值与意义 2010-03-29 17:09:54 来自: silentsinger(路漫漫其修远兮) 汪晖《反抗绝望》的价值与意义 张梦阳 3月10日，《文艺研究》刊发了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彬彬的长篇论文《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文章指出，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读书》杂志前主编汪晖写于20多年前的博士论文《反抗绝望》，存在多处抄袭。王彬彬称，他通过比对发现，汪晖的抄袭对象至少包括李泽厚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等5部中外专著。 对此，很多媒体做了报道。 我对王彬彬先生的这种认真精神表示敬佩！说实话，目前这样认真读书、仔细比对的人，已经很少了。能够大胆提出自己的看法，对学界不正之风予以批评的人，更少了。为了纠正学术界愈演愈烈的抄袭、剽窃歪风，的确应该学习和提倡王彬彬先生的这种精神。 但是否就因此否定汪晖的全书以至全人呢？ 我认为：不可以。 我同意钱理群先生的观点：“以今天的学术标准来看，《反抗绝望》可能确实在引文等方面存在不够规范的问题，但这不能简单称之为剽窃。”“该书的核心观点应该是汪晖独立思考的结果，其对鲁迅研究的贡献不能否定。” 统观全文，我的感觉是王彬彬先生也并没有否定汪晖的全书和全人。 那么，汪晖及其代表《反抗绝望》对鲁迅研究的贡献究竟在哪里呢？ 我在《中国鲁迅学通史》和2005年6月24日在日本关西大学的讲演《“竹内鲁迅”与“中国鲁迅”》中提出过这样的看法： “中国鲁迅”在毛泽东、瞿秋白的鲁迅论之后，经过了漫长的模式化过程，到十年“文革”中被推向了极端。鲁迅映象成为一些当权者手中任意捏塑的工具，一会儿是“伟人”、“旗手”，一会儿又是“俯首听命”的“小兵”。 1976年10月“文革”结束，从政治上打倒了“四人帮”，然而在思想上并未得到解放。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那场关于鲁迅思想发展道路和世界观转变问题的讨论，就是在旧的思维模式和思维定势上继续滑行的典型例证。这场讨论反映出当时整个精神文化界还难以摆脱旧的思维窠臼和旧的真理标准，一方面在提倡思想解放，另一方面却又在使用旧的思维方式和旧的论证方法，在旧的认知逻辑轨道上翻筋斗。那样多的学者，花费那样多的功夫，把自己宝贵的才学倾注在鲁迅世界观转变的具体时间上，并为此争论不休，明明是做着无效劳动却并不自知。这令我想起了廖冰兄的漫画《自嘲》：一个曾被囚在罐中的知识分子，罐虽然已经被打破了，他却还保持着囚禁在罐中的姿态难以自解。这幅漫画和鲁迅思想发展研究中所存在的种种弊病，都反映了70年代末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的精神状态，既可悲又可怜，不来一个比较彻底的精神解放，实在是无法前进了。 中国的鲁迅研究应该向何处去呢？ 始终站在思想解放运动前列的中国鲁迅学界的思想者们，一直苦苦思索着这个问题。 1985年5月，王富仁的博士学位论文《<呐喊><彷徨>综论》在《文学评论》上刊出，1986年8月，在这篇论文基础上写成的专著《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鲁迅学界思维转折的序幕揭开了。 这道序幕是由纠正50年代陈涌解读《呐喊》《彷徨》所存在的“偏离角”开始的。应该承认陈涌的《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是毛泽东的鲁迅论之后中国鲁迅学界的最高成就。而正因为是最高成就，是中国鲁迅学史上的一个关节点，所以转折须从这里开始。针对陈涌的社会政治革命视角，王富仁提出了反封建思想革命这一命题。 然而，很快就遇到了阻力。中年以上的一些鲁迅学家纷纷提出驳难。这里有既得利益的原因，但更多的是思维方式的问题。 王富仁虽然提出了视角转移的问题，但却并未对已成定势的思维方式进行扭转。 在中国的鲁迅研究日益走进死局的时候，仍如五四时期一样，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向国外寻找精神资源。继乐黛云教授编的《国外鲁迅研究论集(1960-1981)》之后，中国学术界和出版界陆续引进了不少国外鲁迅研究的新论著和新观点，对中国的鲁迅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86年10月，竹内好的《鲁迅》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新锐的鲁迅学家汪晖，在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版的《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第257、305等页，坦然承认这位日本思想家，对自己的研究思路产生过重要的启悟。汪晖的出山，对已成定势的中国鲁迅学界的思维方式进行了扭转。 汪晖从竹内好那里主要接受了悖论的思维方式，由此出发也就必然汲取了“反抗绝望”的命题，以发展的观念理解鲁迅。所以一面世，就显示出了与通行的思维方式截然不同的独特的深广思考和非常锐利的思辨性。而他并不是仅仅从竹内好那里汲取营养，更重要的进行超越，他超出竹内好的最主要的贡献是非常聪明地择取出了“中间物”意识这一概念，后来日益显现出了汪晖这一贡献的巨大意义。 从中国鲁迅学史的学术发展角度来看，“中间物”这一概念的提出，标志着鲁迅研究的重心从客体方面内移到主体方面，从而展现鲁迅作品的心理内容，是鲁迅研究从外向内移位的转折点。就这一点来看，其意义已经很重大了。然而，“中间物”的意义绝不仅限于此，它还有更为深广的精神哲学意义。 “中间物”这一概念标示着鲁迅个人是处在“进化的链子上”一环的历史位置上，并非是坐在凝固、永恒的神庙或圣殿里，这样就从哲学基础上解构了对鲁迅的种种神化和圣化。然而，“中间物”概念所标示的绝不仅仅是一种历史位置，而且是一种深刻的自我意识，一种把握世界的具体感受的世界观。汪晖从鲁迅的话语系统中择取出了“中间物”这一概念，由此升华为一种把握世界的世界观，反过来审视鲁迅的精神结构和文学世界，并以悖论的思维方式探索鲁迅的复杂性，就打破了鲁迅研究史上长期存在的那种单一、静止的思维模式和阐释方法，还原出了鲁迅文化哲学的双重历史文化基础，再现了鲁迅世界的内在矛盾，中国鲁迅学史上长期存在的一些疑问也就顺势而解了，自然而然地显示出了“中间物”这种把握世界的世界观与悖论的思维方式所蕴含的巨大的活力。 而汪晖的意义又绝不仅仅局限在鲁迅研究领域，而是在20世纪中国精神文化史上以先锋的锐气和科学的方法冲决旧有思维模式的一大动作！从中也可看出鲁迅研究的确处于中国精神文化战线的前沿阵地，中国精神文化的冲决常常是从这里开始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和精神独立，也往往是在这里首先萌动的。 由此可见，日本鲁迅学家竹内好对汪晖《反抗绝望》的影响，远在王彬彬所举的李泽厚等书之上，这是连作者自己也坦然承认的，那么是否可以断言汪晖“抄袭”甚至“剽窃”了竹内好呢？ 不能。这只能称为借鉴，而且是非常成功的借鉴。任何民族和任何个人，要把思想文化推向前进，都需要这种借鉴。五四时期不就借鉴了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和其他思想了吗？把日本竹内好提出的“反抗绝望”的命题借鉴到自己的中国鲁迅研究的语境中去，进行了崭新的引申和发挥，使处于僵局中的中国鲁迅学实现了思维方式上的扭转。这个功劳是不可磨灭的。 已故的日本鲁迅学家伊藤虎丸先生在《战后中日思想交流史中的<狂人日记>》一文中说：“文学研究所汪晖的大著《反抗绝望》1989年出版，书名上就藏不住竹内的影响。” 日本鲁迅学界是带着几分喜悦指出了竹内好对汪晖的影响，并没有指责他“剽窃”，因为影响与“剽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鲁迅的《狂人日记》，连题目都是与果戈里的《狂人日记》一样的，能够说鲁迅“剽窃”了果戈里吗？实际上，诚如鲁迅自己所说：“后起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里的忧愤深广，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汪晖的《反抗绝望》，要比竹内好所提出的“反抗绝望”深广、严密得多了。 二十余年的鲁迅学史业已证明：汪晖的《反抗绝望》及其对中国鲁迅学以至中国精神解放的贡献，已经得到了中外鲁迅学界的肯定和赞同。 所以，尽管《反抗绝望》在引文等方面存在不够规范的问题，但这不能简单称之为“剽窃”。正如毛泽东的一些诗句，如“天若有情天亦老”、“雄鸡一唱天下白”等，直接来自李贺，但却推出了新颖的“化境”，从来没有人说毛泽东“剽窃”李贺。 鲁迅曾经在1935年10月20日至孟十还的信中“慨叹中国人之评论人，大抵特别严酷”；又在九天之后，即10月29日致萧军信中重申这一观点：“中国的论客，论事论人，向来是极苛酷的。”可见感慨之深！汪晖当年刚刚二十几岁，是位年轻的博士生，又处在那时的历史语境中，怎么能要求他按照现在的引文规范写作呢？我和文学所的同仁们亲眼看到这位年轻人聪明绝顶，又谦逊朴实。我们怎能因为引文的一些不规范之处，否定《反抗绝望》的全书以至汪晖的全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