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合一 薪火相传 --- 纪念费孝通先生诞辰100周年
对于我这样一个有志于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年轻人来说，费孝通先生可谓是响当当的前辈了。
费先生是中国著名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民族学家，一生致力于以救国为目标的对于中国社会的学术研究，早年就曾发表了《江村经济》《乡土中国》等著名的经典作品，在后来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学科重建中同样功不可没。
100年前的今天，费先生诞生于江苏省吴县。他曾经在东吴大学学医，但后来的轨迹颇似孙中山先生和鲁迅先生---他决心走社会科学救国的道路。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国内炮火纷飞的乱世中，费先生确定了自己一生的方向，此后七十余年，他为了这项事业殚精竭虑，死而后已。
有关费老的生平大事，网上有很多，我就不再介绍了。写作这篇文章，更多还是为了谈谈我自己的感受。
我觉得费孝通先生的一生可以用四个四字短语来概括，而它们事实上也是他自己所反复强调过的概念。这四个短语分别是“从实求知”、“志在富民”、“文化自觉”、“美美与共”。
费先生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从实求知录》，还有一本叫《行行重行行》。自从摘去了“右派”的帽子以后，他便开始四处奔走于中国广袤的大地，尽管年过古稀，却仍然精力充沛，不断到农村中寻访，主张通过实际调查来提出解决中国社会最根本发展问题的方案。
实际上，在他刚刚进入这个领域的时候，燕京大学为他提供的教育就已经让这样的观念深深地根植于费先生的脑中。1935年，他与前妻王同惠一起到广西大瑶山进行田野考察，而这次考察竟让夫妻俩天人永隔，费先生也身负重伤。然而，如此残酷的打击没有击垮他，就在他回到家乡休养期间，他仍然坚持在开弦弓村进行社会调查，并根据调查的结果于几年后在英国发表了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中的经典著作《江村经济》。英国著名人类学家、费先生的导师马林诺夫斯基曾经预言它将是人类学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原因就在于此前的人类学家主要的研究对象是远离自身文化的族群（例如马氏自己就亲自到遥远的特罗布里恩德群岛进行田野考察并开了以科学和客观的方式书写民族志的先河），而费先生的著作的研究对象则是自身文化中的、最贴近研究者本人背景环境的族群。这本书不仅在思路上有了很大的创新，而且也用极为翔实的调查数据来说明问题，如果当时伤病缠身的费先生不是抱着从实的态度来做学问，他也就很难在此后写出《江村经济》这样的巨著，因为对于此前猜想多于实际数据的人类学学科而言，真正从实际中得来的东西，其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由于本人还没有正式接受规范的学科训练，目前的读书计划也暂时以广泛涉猎为主，这本需要精品的书暂时只是粗粗地浏览过大致内容，还不能算读过。等到学术计划开始执行，我把全书完整地读过三遍以后，会写一篇比较长的心得的。
费先生在提到他为什么要走学术救国道路的时候曾经说，他希望通过研究中国社会的具体问题来寻找中国的出路。何谓“中国的出路”？在他看来，这条出路必须是能够解决广大中国人民，尤其是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群体的最紧要的问题，也即生存问题，或曰摆脱贫困状态的问题。而时至今日，这个难题仍然作为“头号种子”困扰着希望为中国社会发展尽一份力量的人们。我也有一个坚定的想法：没有对中国底层社会有着直观的、清醒的认识，就远远谈不上熟悉中国国情，更谈不上解决实际问题。一旦脱离了脚下的土地，很多观念就不容易成熟，会产生许许多多无法回避的思维误区，不但干扰了人们对于真实世界的认知，也同时让疏远了真实的人们日益活在虚幻之中，看不到自己的责任所在，甚至有可能对于生命存在的意义产生怀疑（尽管人们总是心照不宣或者干脆回避谈论这个问题）。
其实我不太赞同他纯粹以达到某种目的作为学术研究的动机，我想这不是我对学术产生源源不断的兴趣的根源。费先生显然一生都是理想主义者，用心是很好的，也确实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能够推动中国社会走向进步的努力，但我相信这和他当初的期望相比是有不小的差距的。说到这里，我也很替费先生这一代人被荒废了二十年以上的时光感到由衷的惋惜，毕竟在PRC建国的时候，不到40岁的费先生已经算得上是“大牛”了，如果给他二十年宽松的研究环境，他的成就恐怕会更出色得多。然而历史从来不允许假设。这是费先生的遗憾，是所有抱着“从实求知”、“富国强民”理想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遗憾，也是中国的遗憾。
费先生晚年写的许多作品中，大量涉及他亲自投入到农村调查的经历、所见所闻以及结论。其实我一直想做的事，和费先生所坚持的、通过科学的态度来研究中国社会的具体问题并谋求解决之道的理想基本是吻合的。其实我很早就已经萌生了潜入中国社会的深处去观察和发现问题的想法，只不过以前没有那么强烈。出国之后的孤独感和疏离感无疑大大强化了我的这种意识，所以，我的顿悟来得很自然，之后确立起的此生之志向也已扎根。不论如何，我这一辈子总是要活得更清醒，更明白，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去认识身边的世界，认识哺育华夏文明的那片土地。我也因此首先将自己的方向定在了社会学类。
然而为什么我接下来要选择文化人类学作为主攻方向呢？费老的后两个关键词可以解释个中缘由。
我本人对于文化的研究一直有着很大的兴趣。过去刚刚开始接触人类学的时候，就觉得这是一门很好玩的学科，可以让我大开眼界，认识与那些自己不同的人或者社会。也就是说我这个人实际上有种“探异”的癖好。后来开始看人类学的作品，才发现情况不是这么简单，要吃的苦头是相当大的。更何况作为一个很冷门的学科，要坚持在冷板凳上熬下去更是不易。好在我如今的势头非常不错，逐步具备了把握自主学习的能耐，开始产生学术所必需之定力了。而随着阅读数量的增长，我也开始在前辈的指引下从更高的角度来思考这门学科的意义。思考的结果是，当初以兴趣为主导的选择是对的，它会比我以前想象的更有助于我发扬从事研究工作的内在激情与长期耐力。
费先生所言“文化自觉”，根据他自己的描述，是要弄明白“我们为什么这样生活?这样生活有什么意义？ 这样生活会为我们带来什么结果？ 也就是人类发展到现在已有开始要知道我们的文化是哪里来的？怎样形成的？它的实质是什么？ 它将把人类带到哪里去？”（费孝通，《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2007年）他对于这个概念是这样诠释的：“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费孝通，《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2007年）
其实，相比于认识不同的文化，我的确也更关心如何认识我们自己的文化。我们在中国社会里活了那么多年，难道还不了解自己的文化？事实上不是不了解，而是太不了解。这种对于自己的文化的认识上的隔阂，实际上是很厉害的。我觉得人类学在众多社会科学分支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特征，也是其精华价值所在，就是以破除这种在文化认知上的隔阂为己任。要破除隔阂，无论如何要对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懂得来龙去脉，明白其价值与缺陷，对于其长远的发展动向有合乎实际的把握。
费先生的诠释还有进一步的一层意思，那就是保存自己的文化自主性。这个提法实际上通过甚嚣尘上的经济决定论、政治决定论也都很容易理解。文化在资本和权力面前常常是脆弱的，然而它毕竟是有其发展根基的，所以当经济、政治上的压迫到了一定程度，它的抵抗能力通过文化中的人的意识起到更为强力的作用，就会发生抗争。经济与政治上的弱势一方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捍卫本文化的，他们要竭力保护文化的精髓以使其尽可能少地受到冲击。“文化失落”是一个近年来炒得火热的概念，这是我上面提到的弱势群体(the group of underrepresented)对于强势一方的本能的警觉（当然，还可能产生矫枉过正的问题，此处略下不表）。从历史上来看，强势一方也的确总是采取过很多破坏弱势一方文化的措施以达到掠夺和奴役的目的。这样的冲突虽然随着殖民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的逐渐解体而减弱，但纷至沓来的其他层面的冲突仍然是当今国际社会动荡不安的重要表现。
针对国际局势的变化，也根据他自己多年深入研究的结果，费先生从一个人类学家的角度，在他80岁的生日宴会上（很可能就是20年前的今天吧）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的观点。我想，这十六个字不仅是费老晚年最重要的一个观点，更是人类学这门学科的核心价值的所在。我想，无论是否怀揣着这样的理想去从事研究，我们首先就应该从自己做起，学会在生活中不断反思，从而培育出这样的胸襟。若能如此，无论将来发生什么变故，心态都会较常人更加豁达。当然，这种联系是我个人的一种认识，不代表所有走上人类学这条道的人都这么想。对于这十六个字的解读多种多样，我无意再深入，希望自己在今后学习的过程中继续不断地结合实际情况和实际问题来践行吧。
费孝通先生在1993年曾经说，他这一生的追求是“脚踏实地，胸怀全局，志在富民，皓首不移。”作为一个著名学者，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他在自己95年的人生中做到了知行合一。他对于中国人类学、社会学的重建工作所付出的努力也让人钦佩不已。
此外，他还是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的奠基人和首任所长。在他晚年时，他多次提出对于我们这代年轻人的殷切期望。希望我能用实实在在的行动来继承费先生的遗志，沉潜十年，堪耐寂寞，实事求是，探索真知，让人类学的薪火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烧得更旺些，并且也因自己能够度过充实的生命而了无遗憾。
值此费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晚生在遥远的北美向他老人家三鞠躬，以表达我发自肺腑之敬意。
费先生是中国著名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民族学家，一生致力于以救国为目标的对于中国社会的学术研究，早年就曾发表了《江村经济》《乡土中国》等著名的经典作品，在后来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学科重建中同样功不可没。
100年前的今天，费先生诞生于江苏省吴县。他曾经在东吴大学学医，但后来的轨迹颇似孙中山先生和鲁迅先生---他决心走社会科学救国的道路。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国内炮火纷飞的乱世中，费先生确定了自己一生的方向，此后七十余年，他为了这项事业殚精竭虑，死而后已。
有关费老的生平大事，网上有很多，我就不再介绍了。写作这篇文章，更多还是为了谈谈我自己的感受。
我觉得费孝通先生的一生可以用四个四字短语来概括，而它们事实上也是他自己所反复强调过的概念。这四个短语分别是“从实求知”、“志在富民”、“文化自觉”、“美美与共”。
费先生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从实求知录》，还有一本叫《行行重行行》。自从摘去了“右派”的帽子以后，他便开始四处奔走于中国广袤的大地，尽管年过古稀，却仍然精力充沛，不断到农村中寻访，主张通过实际调查来提出解决中国社会最根本发展问题的方案。
实际上，在他刚刚进入这个领域的时候，燕京大学为他提供的教育就已经让这样的观念深深地根植于费先生的脑中。1935年，他与前妻王同惠一起到广西大瑶山进行田野考察，而这次考察竟让夫妻俩天人永隔，费先生也身负重伤。然而，如此残酷的打击没有击垮他，就在他回到家乡休养期间，他仍然坚持在开弦弓村进行社会调查，并根据调查的结果于几年后在英国发表了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中的经典著作《江村经济》。英国著名人类学家、费先生的导师马林诺夫斯基曾经预言它将是人类学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原因就在于此前的人类学家主要的研究对象是远离自身文化的族群（例如马氏自己就亲自到遥远的特罗布里恩德群岛进行田野考察并开了以科学和客观的方式书写民族志的先河），而费先生的著作的研究对象则是自身文化中的、最贴近研究者本人背景环境的族群。这本书不仅在思路上有了很大的创新，而且也用极为翔实的调查数据来说明问题，如果当时伤病缠身的费先生不是抱着从实的态度来做学问，他也就很难在此后写出《江村经济》这样的巨著，因为对于此前猜想多于实际数据的人类学学科而言，真正从实际中得来的东西，其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由于本人还没有正式接受规范的学科训练，目前的读书计划也暂时以广泛涉猎为主，这本需要精品的书暂时只是粗粗地浏览过大致内容，还不能算读过。等到学术计划开始执行，我把全书完整地读过三遍以后，会写一篇比较长的心得的。
费先生在提到他为什么要走学术救国道路的时候曾经说，他希望通过研究中国社会的具体问题来寻找中国的出路。何谓“中国的出路”？在他看来，这条出路必须是能够解决广大中国人民，尤其是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群体的最紧要的问题，也即生存问题，或曰摆脱贫困状态的问题。而时至今日，这个难题仍然作为“头号种子”困扰着希望为中国社会发展尽一份力量的人们。我也有一个坚定的想法：没有对中国底层社会有着直观的、清醒的认识，就远远谈不上熟悉中国国情，更谈不上解决实际问题。一旦脱离了脚下的土地，很多观念就不容易成熟，会产生许许多多无法回避的思维误区，不但干扰了人们对于真实世界的认知，也同时让疏远了真实的人们日益活在虚幻之中，看不到自己的责任所在，甚至有可能对于生命存在的意义产生怀疑（尽管人们总是心照不宣或者干脆回避谈论这个问题）。
其实我不太赞同他纯粹以达到某种目的作为学术研究的动机，我想这不是我对学术产生源源不断的兴趣的根源。费先生显然一生都是理想主义者，用心是很好的，也确实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能够推动中国社会走向进步的努力，但我相信这和他当初的期望相比是有不小的差距的。说到这里，我也很替费先生这一代人被荒废了二十年以上的时光感到由衷的惋惜，毕竟在PRC建国的时候，不到40岁的费先生已经算得上是“大牛”了，如果给他二十年宽松的研究环境，他的成就恐怕会更出色得多。然而历史从来不允许假设。这是费先生的遗憾，是所有抱着“从实求知”、“富国强民”理想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遗憾，也是中国的遗憾。
费先生晚年写的许多作品中，大量涉及他亲自投入到农村调查的经历、所见所闻以及结论。其实我一直想做的事，和费先生所坚持的、通过科学的态度来研究中国社会的具体问题并谋求解决之道的理想基本是吻合的。其实我很早就已经萌生了潜入中国社会的深处去观察和发现问题的想法，只不过以前没有那么强烈。出国之后的孤独感和疏离感无疑大大强化了我的这种意识，所以，我的顿悟来得很自然，之后确立起的此生之志向也已扎根。不论如何，我这一辈子总是要活得更清醒，更明白，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去认识身边的世界，认识哺育华夏文明的那片土地。我也因此首先将自己的方向定在了社会学类。
然而为什么我接下来要选择文化人类学作为主攻方向呢？费老的后两个关键词可以解释个中缘由。
我本人对于文化的研究一直有着很大的兴趣。过去刚刚开始接触人类学的时候，就觉得这是一门很好玩的学科，可以让我大开眼界，认识与那些自己不同的人或者社会。也就是说我这个人实际上有种“探异”的癖好。后来开始看人类学的作品，才发现情况不是这么简单，要吃的苦头是相当大的。更何况作为一个很冷门的学科，要坚持在冷板凳上熬下去更是不易。好在我如今的势头非常不错，逐步具备了把握自主学习的能耐，开始产生学术所必需之定力了。而随着阅读数量的增长，我也开始在前辈的指引下从更高的角度来思考这门学科的意义。思考的结果是，当初以兴趣为主导的选择是对的，它会比我以前想象的更有助于我发扬从事研究工作的内在激情与长期耐力。
费先生所言“文化自觉”，根据他自己的描述，是要弄明白“我们为什么这样生活?这样生活有什么意义？ 这样生活会为我们带来什么结果？ 也就是人类发展到现在已有开始要知道我们的文化是哪里来的？怎样形成的？它的实质是什么？ 它将把人类带到哪里去？”（费孝通，《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2007年）他对于这个概念是这样诠释的：“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费孝通，《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2007年）
其实，相比于认识不同的文化，我的确也更关心如何认识我们自己的文化。我们在中国社会里活了那么多年，难道还不了解自己的文化？事实上不是不了解，而是太不了解。这种对于自己的文化的认识上的隔阂，实际上是很厉害的。我觉得人类学在众多社会科学分支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特征，也是其精华价值所在，就是以破除这种在文化认知上的隔阂为己任。要破除隔阂，无论如何要对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懂得来龙去脉，明白其价值与缺陷，对于其长远的发展动向有合乎实际的把握。
费先生的诠释还有进一步的一层意思，那就是保存自己的文化自主性。这个提法实际上通过甚嚣尘上的经济决定论、政治决定论也都很容易理解。文化在资本和权力面前常常是脆弱的，然而它毕竟是有其发展根基的，所以当经济、政治上的压迫到了一定程度，它的抵抗能力通过文化中的人的意识起到更为强力的作用，就会发生抗争。经济与政治上的弱势一方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捍卫本文化的，他们要竭力保护文化的精髓以使其尽可能少地受到冲击。“文化失落”是一个近年来炒得火热的概念，这是我上面提到的弱势群体(the group of underrepresented)对于强势一方的本能的警觉（当然，还可能产生矫枉过正的问题，此处略下不表）。从历史上来看，强势一方也的确总是采取过很多破坏弱势一方文化的措施以达到掠夺和奴役的目的。这样的冲突虽然随着殖民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的逐渐解体而减弱，但纷至沓来的其他层面的冲突仍然是当今国际社会动荡不安的重要表现。
针对国际局势的变化，也根据他自己多年深入研究的结果，费先生从一个人类学家的角度，在他80岁的生日宴会上（很可能就是20年前的今天吧）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的观点。我想，这十六个字不仅是费老晚年最重要的一个观点，更是人类学这门学科的核心价值的所在。我想，无论是否怀揣着这样的理想去从事研究，我们首先就应该从自己做起，学会在生活中不断反思，从而培育出这样的胸襟。若能如此，无论将来发生什么变故，心态都会较常人更加豁达。当然，这种联系是我个人的一种认识，不代表所有走上人类学这条道的人都这么想。对于这十六个字的解读多种多样，我无意再深入，希望自己在今后学习的过程中继续不断地结合实际情况和实际问题来践行吧。
费孝通先生在1993年曾经说，他这一生的追求是“脚踏实地，胸怀全局，志在富民，皓首不移。”作为一个著名学者，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他在自己95年的人生中做到了知行合一。他对于中国人类学、社会学的重建工作所付出的努力也让人钦佩不已。
此外，他还是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的奠基人和首任所长。在他晚年时，他多次提出对于我们这代年轻人的殷切期望。希望我能用实实在在的行动来继承费先生的遗志，沉潜十年，堪耐寂寞，实事求是，探索真知，让人类学的薪火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烧得更旺些，并且也因自己能够度过充实的生命而了无遗憾。
值此费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晚生在遥远的北美向他老人家三鞠躬，以表达我发自肺腑之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