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普查政治
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对大部分世人而言都早已熟知，但这并不表示人们都了解它意味着什么。这并不只是清点一遍人头、作一些繁琐的统计以及尽一下公民的义务，实际上，在现代政治中它常常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不仅涉及现代国家进行数目字管理的技能，在有些国家甚至还影响到社会资源分配和重组和重构。
一个国家在全境内进行的人口统计，通常都是基于同一个动机：深入了解国家最重要的资源——人口。虽然古代也有不少国家进行过类似的工作，但由于缺乏技术和辅助手段（尤其是一支坚决的警察力量），其数字大多都只能存疑，而且统计结果也并不会对族群政治产生重大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口普查是一项与现代政治并行的现代发明——它出现至今不过三四百年的历史。
并不意外，作为一项现代政治管理的技术，人口普查的需求最早出现在率先进行现代化的国家。1662年，英国商人John Graunt发表第一份死亡率表，他因此被追认为是人口统计学的鼻祖；稍后，英国政治学算术家William Petty和Gregory King两人又率先贯彻以下思想：通过群体统计手段来观察社会。但从一开始，赞成和反对人口普查的理由就都是政治性的：反对者认为，国家的人口数据是不宜公布的国家机密（据说沙特阿拉伯至今如此，有人甚至怀疑该国人口仅有公开宣称的几分之一），直到1753年，英国国会还否决了进行人口普查的提案，理由是这会把国家的弱点暴露给敌人。因此，世界上第一个进行定期人口普查的国家并不是英国，却是瑞典（1749年）。
获取详尽的人口数据远非易事。这需要周密的计划、坚决的贯彻力量、统计技能、人力和组织、技术进步，以及政治决心，一句话，人口普查的成功本身就取决于一个国家能进行现代化管理的程度。1908-1911年进行的清朝最后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就严重缺乏实施的力量，暴露了中国在现代行政实践上的缺失：以安徽省为例，仅有1939名缺乏适应训练和报酬的警察作为这次人口普查的主要承担者。民国期间仍然缺乏地方基层机构，这不仅是“地方行政和人口登记中最大的问题”（何炳棣语），也表明国家组织动员能力的低下。
对比美国，可以更鲜明地看出这其间的落差：自1790年首次全美人口普查以来，每十年一次的人口统计，可说就是一部美国现代化管理和技术进步的发展史；而1902年成立的美国人口普查局则“已经成为全世界最精密的统计机构，几乎所有现代化的资料存取技术都来源于它”（《美国的自我探索》）。1880年的美国人口普查，足足花了7年时间才完成；1900年制表机、穿孔机和电动分类机发明，大大便利了数据统计；其后计算机的发明更极大地提高了效率：1950年全美人口普查仍需4000名统计员，而到1960年只要50名统计员加一组计算机。
作为一项政治管理技术，人口普查的悖论之一是：它在调查的过程中，反过来将一些分类范畴和政治认同灌输给了调查对象。很多前现代的人群原本缺乏甚至根本没有人口统计中那些对应的概念，直到1931年，波兰在人口普查期间问到居住在相对隔绝的沼泽地带的Polesia人属于哪个民族时，当地人还根本没有族群的概念，只能回答：“我们是这一带的人”或“我们是本地人”。但由于调查表格上“民族”这一分类必须填写，于是原本认同模糊的族群就被归类，而他们也逐渐习惯这一新的认同，并逐渐固定化。
从19世纪后期开始，许多欧洲帝国开始通过计量殖民地的人口来形成概念工具和统治的知识基础。这要求将当地人视为边界固定、可计量的实体进入殖民地的管理政策，而族群、宗教、种姓等分类范畴尤为关键；反过来，一旦统计完成，政策又沿着新的分类边界进行组织和动员。Nicolas Dirks因此质疑印度的种姓只是一个“神话”，在他看来，种姓原本并非印度社会根深蒂固的唯一组织原则，它不如说是在现代化过程中，通过人口普查强加给印度的分类范畴。
不管这一观点看来多么具有颠覆性，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自1871年英国殖民政府第一次实行人口普查以来，人口数据在印度就经常引发政治化的争论。争论的原因是不难理解的：在现代社会，族群或社群的人数通常意味着分配到更多社会资源和权利，因为按人口比例分配被普遍视为一项公正、平等的民主原则，而人口占多数的族群也能根据人口优势推行更有利于自己的政策。其结果，为了避免无休止的政治纷争，许多国家数十年来索性停止了相关的人口统计。
由于人们坚持按照种姓比例来分配权利，因而人口统计数字的政治化在印度一直存在广泛争议，1931年后就不再进行分种姓的人口统计，此后就只有各社群自己统计的数字，彼此常有巨大出入，因为人们根据的常常是有利于自己的定义。在尼日利亚，因为独立之初议会中的代表比例和地区间财政分配机制就是按人口比例来定的，因此多年来各派都试图改写人口数字，常常没有一个政党愿意接受代表其他族群利益政党提出的人口比例数，一项人口统计的争论竟然从1962年延续到1964年。最离谱的还属黎巴嫩，该国在殖民时代为了平衡各派利益而设计了一个极为复杂的政治安排，其基础是当时教派人口的比例；几十年下来，由于人口增长的不均衡（例如什叶派的人口增长速度据信远超过基督教马龙派），这一安排早已不符实际情况，但由于害怕引起政治巨变和维护既得利益，该国自1932年起就决定不再进行人口普查。
更有甚者，由于对族群归属的定义不同，许多人口数据常有巨大出入，并引发激烈的政治争吵。印度试图推广印地语时，印地语的支持者坚持在印度操该语言的人口超过50%，认为旁遮普语和乌尔都语实际上只是印地语的方言和变种；但反对者则强行把这一数字压到30%，理由是那些已是不同的语言。摩洛哥对柏柏尔人占全国的人口比例估计从35%到60%不等，但有些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却愿意相信，或是让别人相信，柏柏尔人“完全是（殖民时代的）法国人虚构出来的”；同样地，土耳其也有民族主义者坚称根本没有所谓库尔德人，认为他们只是居住在山区的土耳其人。这种荒谬的现象，被讥讽为“人口普查再定义引起的种族灭绝”。
自古以来，人们常因各种动机而反对人口登记：《圣经》时代是出于一种“古怪的迷信”（James Frazer语），即深信清点人数会引起严重瘟疫（见《旧约》撒母耳记下24章及列王记上21章）；在中国古代，常常是为了逃避赋税和徭役；在现代中东等地，是因为担心社会资源重新分配引发难以平息的政治争论；还有一些国家，则是出于对侵犯隐私的顾虑（例如荷兰自1971年后就不再进行官方人口普查）。但历史已经证明，人口普查是一项重要且必要的行政实践，很难使人确信，一个不清楚本国人口资源状况的国家能作出正确的决策。
只是，在回顾历史时我们也同样需要记取：和许多现代发明一样，围绕着人口普查也有相互竞争的话语，它深深地与许多现代治理技术交织在一起，既是现代性的标志之一，也象征和体现着现代性有待反思的一面。何炳棣在讨论中国1953年的人口普查时曾引用一位苏联顾问的话说：在新的人民政权下，人民不再有任何逃避普查的动机。但他紧接着又补充了一句令人深思的话：“但人民在这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政权之下已没有任何躲避的余地，这也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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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在全境内进行的人口统计，通常都是基于同一个动机：深入了解国家最重要的资源——人口。虽然古代也有不少国家进行过类似的工作，但由于缺乏技术和辅助手段（尤其是一支坚决的警察力量），其数字大多都只能存疑，而且统计结果也并不会对族群政治产生重大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口普查是一项与现代政治并行的现代发明——它出现至今不过三四百年的历史。
并不意外，作为一项现代政治管理的技术，人口普查的需求最早出现在率先进行现代化的国家。1662年，英国商人John Graunt发表第一份死亡率表，他因此被追认为是人口统计学的鼻祖；稍后，英国政治学算术家William Petty和Gregory King两人又率先贯彻以下思想：通过群体统计手段来观察社会。但从一开始，赞成和反对人口普查的理由就都是政治性的：反对者认为，国家的人口数据是不宜公布的国家机密（据说沙特阿拉伯至今如此，有人甚至怀疑该国人口仅有公开宣称的几分之一），直到1753年，英国国会还否决了进行人口普查的提案，理由是这会把国家的弱点暴露给敌人。因此，世界上第一个进行定期人口普查的国家并不是英国，却是瑞典（1749年）。
获取详尽的人口数据远非易事。这需要周密的计划、坚决的贯彻力量、统计技能、人力和组织、技术进步，以及政治决心，一句话，人口普查的成功本身就取决于一个国家能进行现代化管理的程度。1908-1911年进行的清朝最后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就严重缺乏实施的力量，暴露了中国在现代行政实践上的缺失：以安徽省为例，仅有1939名缺乏适应训练和报酬的警察作为这次人口普查的主要承担者。民国期间仍然缺乏地方基层机构，这不仅是“地方行政和人口登记中最大的问题”（何炳棣语），也表明国家组织动员能力的低下。
对比美国，可以更鲜明地看出这其间的落差：自1790年首次全美人口普查以来，每十年一次的人口统计，可说就是一部美国现代化管理和技术进步的发展史；而1902年成立的美国人口普查局则“已经成为全世界最精密的统计机构，几乎所有现代化的资料存取技术都来源于它”（《美国的自我探索》）。1880年的美国人口普查，足足花了7年时间才完成；1900年制表机、穿孔机和电动分类机发明，大大便利了数据统计；其后计算机的发明更极大地提高了效率：1950年全美人口普查仍需4000名统计员，而到1960年只要50名统计员加一组计算机。
作为一项政治管理技术，人口普查的悖论之一是：它在调查的过程中，反过来将一些分类范畴和政治认同灌输给了调查对象。很多前现代的人群原本缺乏甚至根本没有人口统计中那些对应的概念，直到1931年，波兰在人口普查期间问到居住在相对隔绝的沼泽地带的Polesia人属于哪个民族时，当地人还根本没有族群的概念，只能回答：“我们是这一带的人”或“我们是本地人”。但由于调查表格上“民族”这一分类必须填写，于是原本认同模糊的族群就被归类，而他们也逐渐习惯这一新的认同，并逐渐固定化。
从19世纪后期开始，许多欧洲帝国开始通过计量殖民地的人口来形成概念工具和统治的知识基础。这要求将当地人视为边界固定、可计量的实体进入殖民地的管理政策，而族群、宗教、种姓等分类范畴尤为关键；反过来，一旦统计完成，政策又沿着新的分类边界进行组织和动员。Nicolas Dirks因此质疑印度的种姓只是一个“神话”，在他看来，种姓原本并非印度社会根深蒂固的唯一组织原则，它不如说是在现代化过程中，通过人口普查强加给印度的分类范畴。
不管这一观点看来多么具有颠覆性，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自1871年英国殖民政府第一次实行人口普查以来，人口数据在印度就经常引发政治化的争论。争论的原因是不难理解的：在现代社会，族群或社群的人数通常意味着分配到更多社会资源和权利，因为按人口比例分配被普遍视为一项公正、平等的民主原则，而人口占多数的族群也能根据人口优势推行更有利于自己的政策。其结果，为了避免无休止的政治纷争，许多国家数十年来索性停止了相关的人口统计。
由于人们坚持按照种姓比例来分配权利，因而人口统计数字的政治化在印度一直存在广泛争议，1931年后就不再进行分种姓的人口统计，此后就只有各社群自己统计的数字，彼此常有巨大出入，因为人们根据的常常是有利于自己的定义。在尼日利亚，因为独立之初议会中的代表比例和地区间财政分配机制就是按人口比例来定的，因此多年来各派都试图改写人口数字，常常没有一个政党愿意接受代表其他族群利益政党提出的人口比例数，一项人口统计的争论竟然从1962年延续到1964年。最离谱的还属黎巴嫩，该国在殖民时代为了平衡各派利益而设计了一个极为复杂的政治安排，其基础是当时教派人口的比例；几十年下来，由于人口增长的不均衡（例如什叶派的人口增长速度据信远超过基督教马龙派），这一安排早已不符实际情况，但由于害怕引起政治巨变和维护既得利益，该国自1932年起就决定不再进行人口普查。
更有甚者，由于对族群归属的定义不同，许多人口数据常有巨大出入，并引发激烈的政治争吵。印度试图推广印地语时，印地语的支持者坚持在印度操该语言的人口超过50%，认为旁遮普语和乌尔都语实际上只是印地语的方言和变种；但反对者则强行把这一数字压到30%，理由是那些已是不同的语言。摩洛哥对柏柏尔人占全国的人口比例估计从35%到60%不等，但有些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却愿意相信，或是让别人相信，柏柏尔人“完全是（殖民时代的）法国人虚构出来的”；同样地，土耳其也有民族主义者坚称根本没有所谓库尔德人，认为他们只是居住在山区的土耳其人。这种荒谬的现象，被讥讽为“人口普查再定义引起的种族灭绝”。
自古以来，人们常因各种动机而反对人口登记：《圣经》时代是出于一种“古怪的迷信”（James Frazer语），即深信清点人数会引起严重瘟疫（见《旧约》撒母耳记下24章及列王记上21章）；在中国古代，常常是为了逃避赋税和徭役；在现代中东等地，是因为担心社会资源重新分配引发难以平息的政治争论；还有一些国家，则是出于对侵犯隐私的顾虑（例如荷兰自1971年后就不再进行官方人口普查）。但历史已经证明，人口普查是一项重要且必要的行政实践，很难使人确信，一个不清楚本国人口资源状况的国家能作出正确的决策。
只是，在回顾历史时我们也同样需要记取：和许多现代发明一样，围绕着人口普查也有相互竞争的话语，它深深地与许多现代治理技术交织在一起，既是现代性的标志之一，也象征和体现着现代性有待反思的一面。何炳棣在讨论中国1953年的人口普查时曾引用一位苏联顾问的话说：在新的人民政权下，人民不再有任何逃避普查的动机。但他紧接着又补充了一句令人深思的话：“但人民在这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政权之下已没有任何躲避的余地，这也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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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le 赞了这篇日记 2020-11-02 20:12: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