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扬》第46期社论
建设校园民主要完善民意表达制度.
本报评论员 王成栋
有两则关于地大消息让人稍稍感觉遗憾。
上学期 开学后不久在地大奔跑了五年的校车告别了地大师生，然而时至今日仍有些学生尚不知情，而那一位领导在面对媒体时则声称：“没有校车没有问题。” 有学生在看了本报的报道后曾问道：“我们没说没有校车没有问题啊！我们要找人反映一下，校车不能停啊！”麻烦的是：找谁去？
接着，6月10日，地大校园出现一张大字报。大字报的内容显示：贴大字报的是一位即将赴日本留学的地球科学院的研究生，在前不久她去办理毕业注销手续时发现校园卡被别人盗用借了9本书，不过这9本书并未归还。按照图书馆的规定她要支付980元的违约金。
地大的学生不知校车停运，“图书门”事件主角被迫采用大字报这种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意愿。这样的乱局的背后隐藏的的是民意表达渠道的阻塞。据本报调查，有51.51%的同学已经不愿意向消防反映自己所遇到的种种问题，而调查表明70.83%的同学在校遇到问题或对学校有意见不会向校方反映，51.05%的同学认为向校方反映或提意见不怎么有用。校园民意表达渠道出现如此困局，这是谁的失职？
如果把民意表达当做一种话语权。话语权可是个好东西。每次胡主席、温总理做客央视网和新华网都会在社会引起不大不小的波澜。
200年前，洞察世事的法国人托克维尔说：“民主最大的危险在于对民情的反映逐渐萎缩。”民主制度是社会各阶层追求各自利益的政治平台和社会各阶级表达意愿的政治方式，民情民意的反映与表达是永葆民主社会活力的力量之源。对于地大校园民主建设来说，民意的反映更是如此。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是有民众参与和民主支持的社会，也是维护大多数人利益的社会。那么把“社会”换成“地大校园“亦是同样适用，学校是学生的学校，学生是校园的主人，他们理应有自己的话语权，理应有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场所。
地大本来拥有独具特色的校园民意表达方式：校领导接待日。不过这个本应该成为学生与校领导相互沟通的、反映社情民意的窗口却面临种种尴尬：领导接待日办办停停，时间和周期太长而且不固定，有些问题等学生反映上去之后已经发生变故，因而促过了最佳的处理时间；地大每年招收本科生4500余人，四个本科年级外加研究生，估计总人数不下20000，如此庞大规模的学生群体，也不是三两个领导在一间办公室里就能接待了得；即便有幸见到了校领导，谁又能保证只知皓首穷经的学生们能克服重重疑虑把问题说的清楚？如此，校领导接待日这个民意反映平台的效果大打折扣也是在情理之中。
更不客气的说，这种寄希望于最高领导的做法其本身就包含了对于权力的畸形畏惧和盲目信任，人人都渴望拥有蔡元培，刘道玉，李培根式的校长，但是完全寄希望“根叔”们这既不现实也不理智，灌输学生对“好人政治”的渴望则是高等教育的另一个隐性的弊端。
至于交流会和通过班干部层层反映的表达意愿的方式无不受制于周期和条件，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
再就是令人伤心不已的学生会了，在西方它是学生的自治机构，而如今在中国却是：学生会是学校的附属机关是学校在学生中间的代言人，被死死压抑着，没有丝毫的活力；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权力角斗，物质利益和名誉的诱惑这块名为学生代言人的净土早已面目全非，更谈不上照顾广大学生的利益，至于担当学生利益的代言人的角色更无异于天方夜谭。去年，地大学习中山大学采取了校学生会主席等学生干部的直接选举，对传统的校园民主发起了一次挑战，被称作第一次个螃蟹。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解决这些长期积攒下来的问题也非一朝一夕可以做得到的。
当然，有人以各种理由反对建设校园民主。最耸人听闻的理由和最冠冕堂皇的借口是：学生年纪小，操作不了这么高深的玩意，容易被外人利用，乱说话可不是个好现象；大学生的最主要的任务是好好学习文化知识，民主这东西又不能当饭吃。
梁文道在回忆其母校香港中文大学时满怀自豪的说，她是个拥有深刻的民主精神和反叛传统的好学校，学生的意愿大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满足。这么民主的地方培养出来的学生提前演练了民主，具备了做社会精英的素质。关于“吃饭”的问题，高等教育教育出来的学生就是为了“吃饭”那是谁的悲哀？可以明确的说，大学生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是准社会精英，如果是想必在此等开放民主自由的校园成长起来的学生的饭碗应该不难找吧？最重要的是，对于地大这种理工科为主导的学校，它所带的人文气息和自由宽松的氛围也正是一所真正的大学所必备的。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大学之大，以其有道，其道在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如果大学时代就教育学生们不敢说真话的犬儒，不敢维护自己的权益，教出来的学生个个都是螺丝钉式的人才，不能完成自己的意愿表达，若是这样的结果，想必每个人也都会考虑是否违背了大学教育的初衷。
本报评论员 王成栋
有两则关于地大消息让人稍稍感觉遗憾。
上学期 开学后不久在地大奔跑了五年的校车告别了地大师生，然而时至今日仍有些学生尚不知情，而那一位领导在面对媒体时则声称：“没有校车没有问题。” 有学生在看了本报的报道后曾问道：“我们没说没有校车没有问题啊！我们要找人反映一下，校车不能停啊！”麻烦的是：找谁去？
接着，6月10日，地大校园出现一张大字报。大字报的内容显示：贴大字报的是一位即将赴日本留学的地球科学院的研究生，在前不久她去办理毕业注销手续时发现校园卡被别人盗用借了9本书，不过这9本书并未归还。按照图书馆的规定她要支付980元的违约金。
地大的学生不知校车停运，“图书门”事件主角被迫采用大字报这种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意愿。这样的乱局的背后隐藏的的是民意表达渠道的阻塞。据本报调查，有51.51%的同学已经不愿意向消防反映自己所遇到的种种问题，而调查表明70.83%的同学在校遇到问题或对学校有意见不会向校方反映，51.05%的同学认为向校方反映或提意见不怎么有用。校园民意表达渠道出现如此困局，这是谁的失职？
如果把民意表达当做一种话语权。话语权可是个好东西。每次胡主席、温总理做客央视网和新华网都会在社会引起不大不小的波澜。
200年前，洞察世事的法国人托克维尔说：“民主最大的危险在于对民情的反映逐渐萎缩。”民主制度是社会各阶层追求各自利益的政治平台和社会各阶级表达意愿的政治方式，民情民意的反映与表达是永葆民主社会活力的力量之源。对于地大校园民主建设来说，民意的反映更是如此。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是有民众参与和民主支持的社会，也是维护大多数人利益的社会。那么把“社会”换成“地大校园“亦是同样适用，学校是学生的学校，学生是校园的主人，他们理应有自己的话语权，理应有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场所。
地大本来拥有独具特色的校园民意表达方式：校领导接待日。不过这个本应该成为学生与校领导相互沟通的、反映社情民意的窗口却面临种种尴尬：领导接待日办办停停，时间和周期太长而且不固定，有些问题等学生反映上去之后已经发生变故，因而促过了最佳的处理时间；地大每年招收本科生4500余人，四个本科年级外加研究生，估计总人数不下20000，如此庞大规模的学生群体，也不是三两个领导在一间办公室里就能接待了得；即便有幸见到了校领导，谁又能保证只知皓首穷经的学生们能克服重重疑虑把问题说的清楚？如此，校领导接待日这个民意反映平台的效果大打折扣也是在情理之中。
更不客气的说，这种寄希望于最高领导的做法其本身就包含了对于权力的畸形畏惧和盲目信任，人人都渴望拥有蔡元培，刘道玉，李培根式的校长，但是完全寄希望“根叔”们这既不现实也不理智，灌输学生对“好人政治”的渴望则是高等教育的另一个隐性的弊端。
至于交流会和通过班干部层层反映的表达意愿的方式无不受制于周期和条件，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
再就是令人伤心不已的学生会了，在西方它是学生的自治机构，而如今在中国却是：学生会是学校的附属机关是学校在学生中间的代言人，被死死压抑着，没有丝毫的活力；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权力角斗，物质利益和名誉的诱惑这块名为学生代言人的净土早已面目全非，更谈不上照顾广大学生的利益，至于担当学生利益的代言人的角色更无异于天方夜谭。去年，地大学习中山大学采取了校学生会主席等学生干部的直接选举，对传统的校园民主发起了一次挑战，被称作第一次个螃蟹。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解决这些长期积攒下来的问题也非一朝一夕可以做得到的。
当然，有人以各种理由反对建设校园民主。最耸人听闻的理由和最冠冕堂皇的借口是：学生年纪小，操作不了这么高深的玩意，容易被外人利用，乱说话可不是个好现象；大学生的最主要的任务是好好学习文化知识，民主这东西又不能当饭吃。
梁文道在回忆其母校香港中文大学时满怀自豪的说，她是个拥有深刻的民主精神和反叛传统的好学校，学生的意愿大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满足。这么民主的地方培养出来的学生提前演练了民主，具备了做社会精英的素质。关于“吃饭”的问题，高等教育教育出来的学生就是为了“吃饭”那是谁的悲哀？可以明确的说，大学生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是准社会精英，如果是想必在此等开放民主自由的校园成长起来的学生的饭碗应该不难找吧？最重要的是，对于地大这种理工科为主导的学校，它所带的人文气息和自由宽松的氛围也正是一所真正的大学所必备的。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大学之大，以其有道，其道在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如果大学时代就教育学生们不敢说真话的犬儒，不敢维护自己的权益，教出来的学生个个都是螺丝钉式的人才，不能完成自己的意愿表达，若是这样的结果，想必每个人也都会考虑是否违背了大学教育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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