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在发生
卢安克的博客
2010年9月至10月
我在广州帮别人的活动拍纪录片的那一个月，也就是在2010年的暑假之中，各种大学的志愿者团体到我们板烈小学来开展活动。在开学前14天我回到板烈的时候，学生告诉我这些事情。他们说，来了三匹人。一匹给学生补课。另一匹人从什么地方拿到了学生的花名册，去学生的家说自己是被我派来做调查的，让我的学生觉得我这个老师怎么突然变了一个人？他们还开了一个晚会。还有一匹，因为板烈小学已经被前两匹占领了，所以到我乡的中心校去开展了以游戏为主的10天的活动。
前三年也发生过一次外来人在板烈开展活动的情况，但这次是最多的。包括一些非团体的访问者，来的志愿者数可能有几十个。但由于我在广州帮别人的活动做摄影，我没能见到他们。
跟我最熟悉的学生刚毕业了，我就有一种好象结束了某种生活的感觉，而且外面的世界通过那些志愿者团体也进到了板烈来，包括外界社会对人思维方式的影响。本地本有的思维慢慢地被排斥掉，那也就是最近增加的外来关注造成的。原来的那种被忘记（没人在乎）的感觉变成了一种被外界重视后才忘记的感觉。比如有一个五年级学生，他经常忘了上课，是因为他在山上抓蛇很忙。有一次老师问他“7加8等于多少？”他就用他的手指来数，然后说“我的手指不够”。现在到了六年级，他爸爸感觉到外面社会的竞争，就把儿子送到了县城“最好的小学”。合适吗？
志愿者从外界带近来的这些因素不仅进入和改变了板烈人的分为，同时也再次进入和改变了我自己的生活。上次是农村人改变了我，现在好象是城市人开始改变我，但只是一点点。从外面到这里的志愿者往往很喜欢讨论一些问题，比如讨论农村、讨论与当地老师的关系等问题，但我从来不参加讨论，因为我没有什么好说的。我对同事是百分之百相信的。我相信他们的一切都是合理的，而他们也相信我。我们从来都没有过互相的疑问，只会很偶然的说说自己的一个想法，让同事理解和放心，但讨论是从来没有过的。我觉得，这样的生活很舒服，我们从来都不会要求同事跟自己具有一样的想法或行为。但在来自城市的志愿者在我们学校据在一起讨论的时候，我还是感觉到：他们作为城市人才需要一些新的想法，农村人需要的是不离开的人。
2001年当我来这个地方的时候，除了自己的观察方式之外，我也没有从外面带自己的想法，只是被吸引进来、感受这里的生活、有了认识后也有了感觉，就知道这里需要什么并去做。这样一来就没有了冲突。假如带自己的想法进来，因为不适合，问题一定会出现。但现在，唯一在我身上引起冲突的情况比如是：我周末从学生家回到学校的时候，我会发现有陌生女人在我的房间里等着我。在这种时候，我还是很难像别人那样跟自己老婆建立一个正常的家。
暑假最后的10天，我有呆在了我学生的家里。在这一段日子，我终于学到了放弃我与他们最后留下的不同、放弃最后留下的距离。接受全部与他们一样的，这也就是学会放弃所有的担心，学会放心。有的学生问我“你怎么那么地勇敢？”他们很欣赏。其实，我在这几天内什么都没做，也没有想做，而只是允许任何事情的发生。我学到的也就是学生在我身上做的。这一点，我在广州最缺少、最难找到、最想念的生活。
我在广州总是被别人担心，无法放下自己。城市人好像不太愿意承受各种事实，就想出各种改变事实的手段。他们也说一定要帮我搞定一些我觉得不现实的个人事情，去创造办法，但我都不愿意走那种不正常的渠道，不想利用那种不正常的手段，因为是这样的渠道和手段才让我们的社会变得不公平。既然，我们的社会需要公平的制度，那我就要接受这种制度所带来的事实。
这些日子我越来越感受到：只要放弃结果，只要不想追求自己想象中的某种结果，人就会变得很自在，很放心。在板烈，我对生活、对命运、对学生、对我走的路和住的家都越来越放心，是因为没有了什么要达到的。但在城市，我还做不到这一点。反过来学生告诉我，在我不在的时候，他们就失去了自己上山体验的动力，只看了电视而已。
7年前我刚到板烈教书的时候，经常有学生控制不了自己愤怒的情绪，就把别人打伤了。当时的愤怒就包含了一种要伤害到对方的目的，才有了满足，但现在都不一样。现在发生冲突的学生也回互相对抗一段时间来满足自己心里的平衡需要，但只要我说声“打够了”，他们马上就能分开，不留下那种愤怒的心。假如我完全不让他们打，他们心里还是不平衡，会继续想。因为学生跟我建立的感情，我对他们的教训就会伤害他们的心，也会伤害到我的心。别人（比较陌生的人）的教训伤不了他们的心，因为别人与他们是无关的。
到了9月开学的时候，因为给我留下的时间不到一个学期，在学期的中断不好换老师，所以我就没能继续给学生上课，只好帮广州的老板做他纪录片的剪辑工作，只不过是在板烈做，使得我晚上能睡在学生的宿舍（是他们论来邀请我的）。在剪辑纪录片的工作上我负责具体的技术炒作，另外还有一个专业的编辑负责编导工作。
广州的老板给我送了一个有摄像头的MP4，学生很喜欢。在这段日子，我的学生就用了这个MP4来拍他们生活的录像，而我用老板送来的台式电脑把学生拍的和他们在去年编的歌曲《还有谁在乎我》结合在一起。这首歌的名字不是从我的角度来取的，而是从我学生、从留守儿童的角度取的，毕竟歌词全都是他们写的。
2010年9月至10月
我在广州帮别人的活动拍纪录片的那一个月，也就是在2010年的暑假之中，各种大学的志愿者团体到我们板烈小学来开展活动。在开学前14天我回到板烈的时候，学生告诉我这些事情。他们说，来了三匹人。一匹给学生补课。另一匹人从什么地方拿到了学生的花名册，去学生的家说自己是被我派来做调查的，让我的学生觉得我这个老师怎么突然变了一个人？他们还开了一个晚会。还有一匹，因为板烈小学已经被前两匹占领了，所以到我乡的中心校去开展了以游戏为主的10天的活动。
前三年也发生过一次外来人在板烈开展活动的情况，但这次是最多的。包括一些非团体的访问者，来的志愿者数可能有几十个。但由于我在广州帮别人的活动做摄影，我没能见到他们。
跟我最熟悉的学生刚毕业了，我就有一种好象结束了某种生活的感觉，而且外面的世界通过那些志愿者团体也进到了板烈来，包括外界社会对人思维方式的影响。本地本有的思维慢慢地被排斥掉，那也就是最近增加的外来关注造成的。原来的那种被忘记（没人在乎）的感觉变成了一种被外界重视后才忘记的感觉。比如有一个五年级学生，他经常忘了上课，是因为他在山上抓蛇很忙。有一次老师问他“7加8等于多少？”他就用他的手指来数，然后说“我的手指不够”。现在到了六年级，他爸爸感觉到外面社会的竞争，就把儿子送到了县城“最好的小学”。合适吗？
志愿者从外界带近来的这些因素不仅进入和改变了板烈人的分为，同时也再次进入和改变了我自己的生活。上次是农村人改变了我，现在好象是城市人开始改变我，但只是一点点。从外面到这里的志愿者往往很喜欢讨论一些问题，比如讨论农村、讨论与当地老师的关系等问题，但我从来不参加讨论，因为我没有什么好说的。我对同事是百分之百相信的。我相信他们的一切都是合理的，而他们也相信我。我们从来都没有过互相的疑问，只会很偶然的说说自己的一个想法，让同事理解和放心，但讨论是从来没有过的。我觉得，这样的生活很舒服，我们从来都不会要求同事跟自己具有一样的想法或行为。但在来自城市的志愿者在我们学校据在一起讨论的时候，我还是感觉到：他们作为城市人才需要一些新的想法，农村人需要的是不离开的人。
2001年当我来这个地方的时候，除了自己的观察方式之外，我也没有从外面带自己的想法，只是被吸引进来、感受这里的生活、有了认识后也有了感觉，就知道这里需要什么并去做。这样一来就没有了冲突。假如带自己的想法进来，因为不适合，问题一定会出现。但现在，唯一在我身上引起冲突的情况比如是：我周末从学生家回到学校的时候，我会发现有陌生女人在我的房间里等着我。在这种时候，我还是很难像别人那样跟自己老婆建立一个正常的家。
暑假最后的10天，我有呆在了我学生的家里。在这一段日子，我终于学到了放弃我与他们最后留下的不同、放弃最后留下的距离。接受全部与他们一样的，这也就是学会放弃所有的担心，学会放心。有的学生问我“你怎么那么地勇敢？”他们很欣赏。其实，我在这几天内什么都没做，也没有想做，而只是允许任何事情的发生。我学到的也就是学生在我身上做的。这一点，我在广州最缺少、最难找到、最想念的生活。
我在广州总是被别人担心，无法放下自己。城市人好像不太愿意承受各种事实，就想出各种改变事实的手段。他们也说一定要帮我搞定一些我觉得不现实的个人事情，去创造办法，但我都不愿意走那种不正常的渠道，不想利用那种不正常的手段，因为是这样的渠道和手段才让我们的社会变得不公平。既然，我们的社会需要公平的制度，那我就要接受这种制度所带来的事实。
这些日子我越来越感受到：只要放弃结果，只要不想追求自己想象中的某种结果，人就会变得很自在，很放心。在板烈，我对生活、对命运、对学生、对我走的路和住的家都越来越放心，是因为没有了什么要达到的。但在城市，我还做不到这一点。反过来学生告诉我，在我不在的时候，他们就失去了自己上山体验的动力，只看了电视而已。
7年前我刚到板烈教书的时候，经常有学生控制不了自己愤怒的情绪，就把别人打伤了。当时的愤怒就包含了一种要伤害到对方的目的，才有了满足，但现在都不一样。现在发生冲突的学生也回互相对抗一段时间来满足自己心里的平衡需要，但只要我说声“打够了”，他们马上就能分开，不留下那种愤怒的心。假如我完全不让他们打，他们心里还是不平衡，会继续想。因为学生跟我建立的感情，我对他们的教训就会伤害他们的心，也会伤害到我的心。别人（比较陌生的人）的教训伤不了他们的心，因为别人与他们是无关的。
到了9月开学的时候，因为给我留下的时间不到一个学期，在学期的中断不好换老师，所以我就没能继续给学生上课，只好帮广州的老板做他纪录片的剪辑工作，只不过是在板烈做，使得我晚上能睡在学生的宿舍（是他们论来邀请我的）。在剪辑纪录片的工作上我负责具体的技术炒作，另外还有一个专业的编辑负责编导工作。
广州的老板给我送了一个有摄像头的MP4，学生很喜欢。在这段日子，我的学生就用了这个MP4来拍他们生活的录像，而我用老板送来的台式电脑把学生拍的和他们在去年编的歌曲《还有谁在乎我》结合在一起。这首歌的名字不是从我的角度来取的，而是从我学生、从留守儿童的角度取的，毕竟歌词全都是他们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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