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適
我常常覺得在和一個「疲倦的我」作戰，要整天顧著一個別人看不見的包袱在走路、坐立與睡覺，中醫師摸著我的腕脈很久，說是我的免疫系統和淋巴系統有點紊亂，把「正常」的代謝反應當成有異物入侵般警備，朋友聽了笑著說：「這不就是癌症癥兆嗎？」──
當飛機吃力爬升，看著晴天照亮叢叢聚攏的樓頂，剖開地表的馬路，河流給牽引出海而那輪廓分明的景觀不知牽連怎樣的一種感情之際，我發現我能夠指認出幾個地方：排列著很多巨型起落架的那是台北港，旁邊是讓人以為世界早已化為一片荒涼的八里海灘，岸上的濾水廠像艘棄置太空船，對面岸可是很多香港人會到的淡水觀光區，飛機爬升如往後退，密麻的石屎建築如流膿的痂殼延展到地平線另一端，台北101像怕會被人忽略一樣直立盆地中間‧‧‧‧‧‧能認出了它們、能夠叫出它們的名字代表甚麼？
──呼喚就能記起的話，心有名字嗎？身體有名字嗎？
我只是覺到很累，脖頸、肩膀，整個下背，腰椎左邊，整條右腿、一雙腳踝，給甚麼綁著一樣崩緊，酸疼僵硬不能安慰，胃是冰冷的縮作一塊，頭腦總是有點缺氧，我厭倦那累疼，它一直沒有離開，我更厭倦的是自己的厭倦。
我並沒有很想回家，也沒有流連忘返之意，「旅行」一詞的所指給甚麼別的換走了。一邊是出生成長生活三十多年、常常想離開不得的地方，一邊是飯食讓我腸子打結，氣車電騎讓我一次一次在路中心不知該逃還是停住，人際互動潛法則我完全不懂的「異鄉」。此刻我在飛機上，不知在打盹還是在看雲，腳底下無疑就是太平洋了，機艙裡的電視屏幕提示著離開目的地／啟航地距離，此消彼長。我遭遇的「水土問題」其中的表癥在於，同是黑色頭髮粽色眼珠黃色的皮膚寫的是同一種文字並沒有讓我與任何人親近，我甚至不能像努力學著「中文」的「外國人」一樣，說錯甚麼做錯甚麼會被諒解作「很可愛」；當思考的語法不一樣我會不懂用別人的「國語」表情達意，我對其中「當然」與「不然就是」的語意邏輯極為懷疑，當我說一句話我就被那句話刺痛了；如果心是像朵花我不知道它的花瓣可以怎樣分給幾個人、感情的根莖又能否攀越國境如像光纖電纜一樣橫渡海洋？（*）我覺得我不能完整。
從接壤大陸的「特區」到「島國」不過八百多公里的行程，不過像從鏡的一邊去到它反映的另一邊，而兩邊因及它各自的細節與真實，無從對照，沒法想像彼此給海水包圍、倖存於世的方式，具體就在八百多公里以外。我卻想在穿過鏡片的一剎停駐，回眸，疊印，從螻蟻人生的高度看到自己的不自由或行動，相對的條件。
但速度沒有改變我們只有一具身體這個事實。於是我們還是只能感應到身體所感應的限界、它的不適應──亦只能以此理解，並接納，自己的不安，想念與渴望。
（*）這讓我想起最近讀到的一個故事：年邁的Peter Dieter和老婆Erika 回到以前的德國人佔領區Wroław尋找自己的故鄉村落，來到波蘭西南端的Szklarska Poręba 附近的山上，老婆累了留在車上休息，他逕自吃力攀到波蘭與捷克的邊界，終於見到夢迴一生的那幅兒時看到的大片風景，他一隻腳在波蘭另一隻腳在捷克坐了下來，嘴裡含著一塊巧克力不能咽下，就在那裡昏了過去、非常緩慢的要死了，到入黑，兩個捷克邊境巡邏員發現了沒有氣息的他，但想到晚餐時間快到，有那麼多的文件要填報，兩個就把那「屍體」推到波蘭那邊；半小時後，波蘭的邊境巡邏員也發現了他，同樣以為他已死了，就把那「屍體」推到捷克那邊。身體僵直的Peter Dieter，死前的最後記憶就是這樣給兩對士兵，從一方推到另一方，沒完沒了。
見：Olga Tokarczuk. House of Day, House of Night. Trans. Anotonia Lloyd-Jones. Illinois: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92-98.
原刊《中大學生報》2010年10月號，頁16
另見：http://oblivion1938.com/archives/1404
當飛機吃力爬升，看著晴天照亮叢叢聚攏的樓頂，剖開地表的馬路，河流給牽引出海而那輪廓分明的景觀不知牽連怎樣的一種感情之際，我發現我能夠指認出幾個地方：排列著很多巨型起落架的那是台北港，旁邊是讓人以為世界早已化為一片荒涼的八里海灘，岸上的濾水廠像艘棄置太空船，對面岸可是很多香港人會到的淡水觀光區，飛機爬升如往後退，密麻的石屎建築如流膿的痂殼延展到地平線另一端，台北101像怕會被人忽略一樣直立盆地中間‧‧‧‧‧‧能認出了它們、能夠叫出它們的名字代表甚麼？
──呼喚就能記起的話，心有名字嗎？身體有名字嗎？
我只是覺到很累，脖頸、肩膀，整個下背，腰椎左邊，整條右腿、一雙腳踝，給甚麼綁著一樣崩緊，酸疼僵硬不能安慰，胃是冰冷的縮作一塊，頭腦總是有點缺氧，我厭倦那累疼，它一直沒有離開，我更厭倦的是自己的厭倦。
我並沒有很想回家，也沒有流連忘返之意，「旅行」一詞的所指給甚麼別的換走了。一邊是出生成長生活三十多年、常常想離開不得的地方，一邊是飯食讓我腸子打結，氣車電騎讓我一次一次在路中心不知該逃還是停住，人際互動潛法則我完全不懂的「異鄉」。此刻我在飛機上，不知在打盹還是在看雲，腳底下無疑就是太平洋了，機艙裡的電視屏幕提示著離開目的地／啟航地距離，此消彼長。我遭遇的「水土問題」其中的表癥在於，同是黑色頭髮粽色眼珠黃色的皮膚寫的是同一種文字並沒有讓我與任何人親近，我甚至不能像努力學著「中文」的「外國人」一樣，說錯甚麼做錯甚麼會被諒解作「很可愛」；當思考的語法不一樣我會不懂用別人的「國語」表情達意，我對其中「當然」與「不然就是」的語意邏輯極為懷疑，當我說一句話我就被那句話刺痛了；如果心是像朵花我不知道它的花瓣可以怎樣分給幾個人、感情的根莖又能否攀越國境如像光纖電纜一樣橫渡海洋？（*）我覺得我不能完整。
從接壤大陸的「特區」到「島國」不過八百多公里的行程，不過像從鏡的一邊去到它反映的另一邊，而兩邊因及它各自的細節與真實，無從對照，沒法想像彼此給海水包圍、倖存於世的方式，具體就在八百多公里以外。我卻想在穿過鏡片的一剎停駐，回眸，疊印，從螻蟻人生的高度看到自己的不自由或行動，相對的條件。
但速度沒有改變我們只有一具身體這個事實。於是我們還是只能感應到身體所感應的限界、它的不適應──亦只能以此理解，並接納，自己的不安，想念與渴望。
（*）這讓我想起最近讀到的一個故事：年邁的Peter Dieter和老婆Erika 回到以前的德國人佔領區Wroław尋找自己的故鄉村落，來到波蘭西南端的Szklarska Poręba 附近的山上，老婆累了留在車上休息，他逕自吃力攀到波蘭與捷克的邊界，終於見到夢迴一生的那幅兒時看到的大片風景，他一隻腳在波蘭另一隻腳在捷克坐了下來，嘴裡含著一塊巧克力不能咽下，就在那裡昏了過去、非常緩慢的要死了，到入黑，兩個捷克邊境巡邏員發現了沒有氣息的他，但想到晚餐時間快到，有那麼多的文件要填報，兩個就把那「屍體」推到波蘭那邊；半小時後，波蘭的邊境巡邏員也發現了他，同樣以為他已死了，就把那「屍體」推到捷克那邊。身體僵直的Peter Dieter，死前的最後記憶就是這樣給兩對士兵，從一方推到另一方，沒完沒了。
見：Olga Tokarczuk. House of Day, House of Night. Trans. Anotonia Lloyd-Jones. Illinois: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92-98.
原刊《中大學生報》2010年10月號，頁16
另見：http://oblivion1938.com/archives/1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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