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足球资本主义：一个危险的爱情故事
http://finance.jrj.com.cn/biz/2010/07/1314187753665.shtml
足球世界的沃勒斯坦体系
7月12日，南非约翰内斯堡足球城体育场。世界杯决赛。西班牙1：0荷兰。
就像迈克尔·摩尔在他著名记录片《资本主义，一个爱情故事》里面的台词一样，“如果你能拥有，你就会拥有得更多，而如果你没有，那么我们祈祷你不会继续糟糕”。从某种意义上，决赛两强背后的足球资本主义故事恰是“大分化”的两端：比所有还多、或是比零还少。
众所周知，西班牙国家队的班底是巴塞罗那俱乐部（巴萨），多达7人是巴萨现役选手，而荷兰国家队的球员尽管效力于英超德甲西甲甚至荷甲，但是他们的根底则来自于阿贾克斯。荷兰队主力斯内德、海廷加、德容、亨特拉尔都是出自著名的阿贾克斯青训营，而哈维、伊涅斯塔、普约尔则是出自巴萨的拉玛西亚青训营。实际上，这两队的根底有着盘根错节的联系。阿贾克斯青训营是荷兰足球宗师米歇尔斯思想的实践，阿贾克斯青训营培养出伟大的克鲁伊夫，而克鲁伊夫则把这一青训体制带到了巴萨青训营。
用日本人的话说，它们都是同期的花，却结出不同的果。1：0是一个象征，在全球资本主义的强力作用下，一支华丽绽放，而一支则独祭过去。现在，巴萨是世界上最成功的足球俱乐部之一（营收上仅次于皇马），而1995年横扫欧洲的阿贾克斯则沦落为欧洲二流球队。西班牙甲级联赛稳居欧洲3大联赛之列（英意西），而荷兰甲级联赛则已经不具备任何影响力。
毫无疑问，这一变化快速得近乎诡异，在1980-1990年代，它们还是分庭抗议的格局，而在1990年代后期，差距急剧拉大。我们认为，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因就是西甲或者说巴萨是迎合足球资本主义全球化游戏规则，而荷甲和阿贾克斯则是背道而驰。
足球资本主义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关键词是“自由化”和“泡沫化”。1990年代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时代，阿维兰热和布拉特提出了“FIFA全球化和商业化”新计划，包括开发美国和亚洲市场；欧洲足球俱乐部的股份制改革基本全面完成，各类全球资本渗入等待读秒；新兴市场国家经济高速增长，足球电视转播权大幅度溢价，广告赞助商不断重估足球的商业价值……
足球商业的要素无非就是资本和劳动（人力资本），资本已经整装待发，就等人力资本市场的颠覆到来。恰逢欧洲一体化加速，劳动力市场的壁垒拆除提上日程。终于在1995年12月15日，一个叫博斯曼的比利时守门员忍受了长达5年的指责和报复，终于在欧洲法庭打赢了官司，诞生了影响深远的博斯曼法案。博斯曼法案的核心是欧洲联赛应当取消最多3名外籍球员的限额，实施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和平等；球员合同期满就是自由身，俱乐部不能像过去一样附加转会费限制，俱乐部想得到转会费就需要在期满内出售，如果想挽留球员就要加码续约，一份合同无法终身绑定球员。
规则的改变往往是分类国民人性的契机。对“自由化”和“泡沫化”高度热衷的南欧（意大利西班牙）、英伦则不假思索地拥抱新时代，他们对资本财团不加分辨，甚至敢向对冲基金融资、他们愿意不断唤醒球员的贪欲，推高他们的身价，走“巨星路线”、他们鼓励全世界的经纪人来进行“挖角”活动、他们不关心财务稳健，即使有破产的危险，但坚信只要找到热钱就会一切平安。足球商业文化往往是一个国家商业文化的折射，意大利西班牙英国现在都有主权债务危机的隐患，这些欧洲“笨猪”是泡沫中的锐舞者、弄潮中的裸泳者。而荷兰和德国则是欧洲大陆少数财务稳健国，他们害怕又一次“郁金香热潮”和“马克悲剧”，他们谨小慎微地处理新时代的变化，他们因保守而木纳，因冷峻而落伍。
于是，英美式足球资本主义似乎不断战胜了荷德的理性资本主义。阿贾克斯在博斯曼法案出台之后轰然倒塌，大量球员犹如自由的鸟儿一样急切从笼篱中穿出，奔赴温暖的南部，斯内德甚至以叛逃者的角色对受业恩师竖起中指，眼睁睁看着球员流失却束手无策的荷甲球队在欧洲赛程迎来前所未有的大败局。而现在，无论欧洲南美还是亚非，都津津乐道英超意甲西甲的赛程、门票、球员薪酬和涨价广告。足球资本主义产生了沃勒斯坦体系，有核心地带有过渡区域，也有边缘景观。
无法限制的狂热
就像狂人教练穆里尼奥说得那样，“我始终是按全球化来配置球员和战术的”，所以他领导的切尔西和国际米兰，几乎都没有所在国的本土球员。穆里尼奥的言论几乎是英美式足球资本主义性质的一个注脚，那就是“全球寻找球员、民族不是问题、胜利就是价值、商业就是底线”。
英美式足球资本主义的确大幅度提高了优秀球员（以及教练）的人力资本价格，甚至成为反驳马克思主义“资本剥削劳动”经典论断的证据。以英超为例，增长最快的是球员工资，现在已经上升到俱乐部营业收入的62％以上。“后博斯曼”时代球员的议价能力飙升，也让足球经纪人（挖角人）的回报大幅度上升。汇总在人力资本上的各种支出增长水平要远远高于俱乐部在电视转播、广告赞助、比赛日门票收入和衍生品的收入增长。很自然，英美足球资本主义发生了系统性的财务稳健性问题。
这也是困扰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欧足联主席普拉蒂尼、前英超联赛主席马瓦尼的一大“阴霾”。朴茨茅斯因1.19亿英镑的巨额负债，已经被托管、利物浦紧急出售股份降低高负债、外界猜测西汉姆联队股份控制人冰岛投行Straumur-Burdaras有无力运作之嫌，更不要说格雷泽家族从对冲基金那里高利贷融资，然后“私有化”控制曼联之后，不断将曼联的盈利来弥补债务黑洞，导致球迷非常愤怒，曼联的有钱球迷正在组建红衣骑士团来买回曼联。
英美式足球资本主义的“软肋”是对泡沫热衷和价值重估。利物浦尽管高负债经营，但汤姆希克斯和乔治吉列挂牌股份出售依然价格不菲，利物浦“新管家”马丁·布劳顿说，“如果从工资等成本看，球队的确压力很大，但是球队价值也在增长，例如渣打银行比嘉士伯高得多的赞助，不断上升的电视转播合约、不断调高的票价和衍生品收入”。马丁.布劳顿依然再进行“价值重估”的投行算式，而这时足球资本主义爱情被假定为“天长地久”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未来球队的经营还是亏损甚至破产，那么还可以找到像俄国阿布这样的“富豪接盘者”。实际上，欧洲足球圈有一个心照不宣的秘密：球队是灰色资金的天堂。降级的利兹联队已经在为这个论断“蒙羞”，因为利兹联队的股东没有人知道是谁，利兹联队的大股东是一个叫远期体育基金（forward sport fund），在开曼群岛注册，而二股东则是一家叫荷马信托的公司，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
布拉特说，目前的欧洲高水平联赛的商业模式是“不可持续”的，而普拉蒂尼更是忧心忡忡，他猛烈抨击了C罗转会皇马8000万英镑的天价和1300万欧元的年薪，他认为这是整个足球商业体系最危险的兆头。他就像法国总统萨科齐一样，精心抛出了“财政公平竞技”概念，即足球联赛除了比赛公平竞争之外，还需要有财政公平竞技——俱乐部需要有持续经营的能力和公平的收入分配。围绕这一概念将出现一些规制主义的措施，比如欧洲各大俱乐部要引入“工资帽”（工资占总营业收入的比例是封顶）、要对经纪人的代理费用进行限制、要降低负债至合理水平。布拉特出人意料地表演了德甲和荷甲，他说“德国的俱乐部更理性一点”。要知道短短几年前，他还视英超为优等生而德甲是劣等生。
“财政公平竞技”就像一个煞风景的规劝，宛如让沉迷资本主义爱情故事的人们正面婚姻的乏味，不仅激起了大球员的不满，同时也激发了小球会的不满。因为如果按照“工资帽”规则，那么营收较小的小球会是永远开不起价来邀请大球星加盟，克隆“小球会那不勒斯和马拉多纳”的神话，这其实是让小球会永远认命的制度。而大球会例如阿森纳和曼联则对转播权价值上的公平分配不满，他们认为豪门跟豪门之间可以平均分成，但豪门跟小球会之间不应该这样，因为大多数观众是冲着豪门去看比赛的，小球会是一个沾光的搭便车者。英超在电视转播分成方面已经比较强调小球会利益了，阿森纳和曼联一直嘟囔着要学习西甲，大球会和小球会进行“严重的不对称分成”——最高时电视转播收入之比是16：1。
全球化的爱情和民族化的婚姻
假定可以永远全球化、假定可以不断走高的转播权、广告等各类收益、假定经营多烂都可以找到“接盘者”、假定可以为球星无限度地支付赚取眼球……英美式足球资本主义在逼仄的泡沫道路上狂奔，而能够对此有所警惕的球队，一种是不参与这种资本主义游戏规则、无奈边缘化的；一种是降低全球化风险程度，进行自我约束的。前者是阿贾克斯（荷兰），而后者是巴萨（西班牙）。也许，这也是为什么这两只球队走进了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决赛。
跟穆里尼奥的“全球化配置”不同，世界杯在某种程度上是“逆全球化”的，穆里尼奥可以在国米用巴西人、阿根廷人、荷兰人，就是不用意大利人，他可以在全世界选材，但是如果他执教国家队，那么他首先将面对“选材上的硬约束”。俱乐部就像一个全球化大工厂，可以用日本的工人、以色列的工程师、德国的生产线、美国的科学家，他们可以构造出无与伦比的生产效率。但世界杯就好象一场遣返运动，德国的流水线、以色列的工程师和美国的科学家都要回家，日本人要本地化组织生产，他们要招聘日本的工程师、科学家和构建日本的流水线，“逆全球化”必然会造成资源“咬合程度”的下降、造成某些“短板”浮出水面。
当然，现在有些国家都开放国籍制度，尽量扩大选材上的全球化程度——比如这次世界杯成绩不错的德国队已经不能叫“日耳曼战车”，更像是一支联合国部队，因为厄齐儿是土耳其人、克洛泽、波多尔斯基是波兰人、博阿滕是加纳人。但不管怎样，世界杯的民族性“硬约束”还是或多或少地存在，至少不能像穆里尼奥那样随心所欲地选择球员。
如果国家队不能在“选材全球化”上像德国人那样激进，那么撞上“民族性硬约束”，那些远离英美式足球资本主义或者在英美足球资本主义道路上收敛的球队将会在世界杯上获得好成绩。因为英美式足球资本主义是全球化级别最高的游戏，那些深度参与的玩家都不会是一个均衡者，在意大利，也许之后本国后卫才有更多的机会，意大利的前锋则被世界各地的高手所“挤兑”。世界杯不是深度参与全球化玩家的游戏，相反，它是迎合“逆全球化”玩家的擂台。它不是那种将生产线跨国配置的玩家游戏，而是那种国内有着“大而全、小而全”生产线境内配置玩家的游戏。
“热烈的爱情、短暂的拥有；平淡的婚姻、长久的厮守”。荷兰在足球资本主义爱情时代里面的确落后。荷兰是本土球员最多的联赛，阿贾克斯没有足够的价值重估术，出售球员赚取流动资金是他们唯一的前途，这是一个考验得失的古老命题，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荷兰和阿贾克斯的“逆全球化”反而使荷兰队在世界杯受益，荷兰是一个“大而全”的工厂，他们不仅产出优秀的中场、前锋和后卫，甚至还出产伟大的守门员，他们的生产线没有明显的“短板”。
而西班牙足球尽管占据了足球资本主义的重要舞台，但是跟意大利和英国相比，它存在很多收敛性因素。比如西班牙最重要的俱乐部皇马和巴萨依然保持着会员制，这意味着他们没有股份化，他们“对接”资本市场的能力是有限的，他们服从资本意志是有限的，他们不会有曼联式的“被收购悲剧”。跟皇马相比，巴萨更少“泡沫色彩”，因为巴萨学习了阿贾克斯，金融学教授Maria Gay比较了两者的财务稳健，他的结论是皇马更像英超意大利作派，皇马走“巨星吸引眼球”路线，一多半球员靠转会，而巴萨一多半球员靠内部培养。从2003年以来，皇马共有40名球员转会，花掉7.35亿欧元，而巴萨则引进35人，花掉3.65亿欧元。进来，皇马在转会市场上花了2.57亿欧元，而巴萨仅仅花了7000万欧元，巴萨的利润更高，财务更稳健更具可持续性。
我们应当将西班牙对荷兰的决赛胜利看作是一个巧妙的寓言，巴萨比阿贾克斯更深入地参与了足球资本主义，但同时它也保持了一些距离，于是巴萨像是一个有节制享受热烈爱情并理解平淡婚姻的寓言，像是一个在全球化和逆全球化中寻找平衡的寓言。西班牙的胜利不是“全球化”战胜“逆全球化”，而是“有节制的全球化”战胜“边缘式的全球化”。
足球世界的沃勒斯坦体系
7月12日，南非约翰内斯堡足球城体育场。世界杯决赛。西班牙1：0荷兰。
就像迈克尔·摩尔在他著名记录片《资本主义，一个爱情故事》里面的台词一样，“如果你能拥有，你就会拥有得更多，而如果你没有，那么我们祈祷你不会继续糟糕”。从某种意义上，决赛两强背后的足球资本主义故事恰是“大分化”的两端：比所有还多、或是比零还少。
众所周知，西班牙国家队的班底是巴塞罗那俱乐部（巴萨），多达7人是巴萨现役选手，而荷兰国家队的球员尽管效力于英超德甲西甲甚至荷甲，但是他们的根底则来自于阿贾克斯。荷兰队主力斯内德、海廷加、德容、亨特拉尔都是出自著名的阿贾克斯青训营，而哈维、伊涅斯塔、普约尔则是出自巴萨的拉玛西亚青训营。实际上，这两队的根底有着盘根错节的联系。阿贾克斯青训营是荷兰足球宗师米歇尔斯思想的实践，阿贾克斯青训营培养出伟大的克鲁伊夫，而克鲁伊夫则把这一青训体制带到了巴萨青训营。
用日本人的话说，它们都是同期的花，却结出不同的果。1：0是一个象征，在全球资本主义的强力作用下，一支华丽绽放，而一支则独祭过去。现在，巴萨是世界上最成功的足球俱乐部之一（营收上仅次于皇马），而1995年横扫欧洲的阿贾克斯则沦落为欧洲二流球队。西班牙甲级联赛稳居欧洲3大联赛之列（英意西），而荷兰甲级联赛则已经不具备任何影响力。
毫无疑问，这一变化快速得近乎诡异，在1980-1990年代，它们还是分庭抗议的格局，而在1990年代后期，差距急剧拉大。我们认为，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因就是西甲或者说巴萨是迎合足球资本主义全球化游戏规则，而荷甲和阿贾克斯则是背道而驰。
足球资本主义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关键词是“自由化”和“泡沫化”。1990年代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时代，阿维兰热和布拉特提出了“FIFA全球化和商业化”新计划，包括开发美国和亚洲市场；欧洲足球俱乐部的股份制改革基本全面完成，各类全球资本渗入等待读秒；新兴市场国家经济高速增长，足球电视转播权大幅度溢价，广告赞助商不断重估足球的商业价值……
足球商业的要素无非就是资本和劳动（人力资本），资本已经整装待发，就等人力资本市场的颠覆到来。恰逢欧洲一体化加速，劳动力市场的壁垒拆除提上日程。终于在1995年12月15日，一个叫博斯曼的比利时守门员忍受了长达5年的指责和报复，终于在欧洲法庭打赢了官司，诞生了影响深远的博斯曼法案。博斯曼法案的核心是欧洲联赛应当取消最多3名外籍球员的限额，实施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和平等；球员合同期满就是自由身，俱乐部不能像过去一样附加转会费限制，俱乐部想得到转会费就需要在期满内出售，如果想挽留球员就要加码续约，一份合同无法终身绑定球员。
规则的改变往往是分类国民人性的契机。对“自由化”和“泡沫化”高度热衷的南欧（意大利西班牙）、英伦则不假思索地拥抱新时代，他们对资本财团不加分辨，甚至敢向对冲基金融资、他们愿意不断唤醒球员的贪欲，推高他们的身价，走“巨星路线”、他们鼓励全世界的经纪人来进行“挖角”活动、他们不关心财务稳健，即使有破产的危险，但坚信只要找到热钱就会一切平安。足球商业文化往往是一个国家商业文化的折射，意大利西班牙英国现在都有主权债务危机的隐患，这些欧洲“笨猪”是泡沫中的锐舞者、弄潮中的裸泳者。而荷兰和德国则是欧洲大陆少数财务稳健国，他们害怕又一次“郁金香热潮”和“马克悲剧”，他们谨小慎微地处理新时代的变化，他们因保守而木纳，因冷峻而落伍。
于是，英美式足球资本主义似乎不断战胜了荷德的理性资本主义。阿贾克斯在博斯曼法案出台之后轰然倒塌，大量球员犹如自由的鸟儿一样急切从笼篱中穿出，奔赴温暖的南部，斯内德甚至以叛逃者的角色对受业恩师竖起中指，眼睁睁看着球员流失却束手无策的荷甲球队在欧洲赛程迎来前所未有的大败局。而现在，无论欧洲南美还是亚非，都津津乐道英超意甲西甲的赛程、门票、球员薪酬和涨价广告。足球资本主义产生了沃勒斯坦体系，有核心地带有过渡区域，也有边缘景观。
无法限制的狂热
就像狂人教练穆里尼奥说得那样，“我始终是按全球化来配置球员和战术的”，所以他领导的切尔西和国际米兰，几乎都没有所在国的本土球员。穆里尼奥的言论几乎是英美式足球资本主义性质的一个注脚，那就是“全球寻找球员、民族不是问题、胜利就是价值、商业就是底线”。
英美式足球资本主义的确大幅度提高了优秀球员（以及教练）的人力资本价格，甚至成为反驳马克思主义“资本剥削劳动”经典论断的证据。以英超为例，增长最快的是球员工资，现在已经上升到俱乐部营业收入的62％以上。“后博斯曼”时代球员的议价能力飙升，也让足球经纪人（挖角人）的回报大幅度上升。汇总在人力资本上的各种支出增长水平要远远高于俱乐部在电视转播、广告赞助、比赛日门票收入和衍生品的收入增长。很自然，英美足球资本主义发生了系统性的财务稳健性问题。
这也是困扰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欧足联主席普拉蒂尼、前英超联赛主席马瓦尼的一大“阴霾”。朴茨茅斯因1.19亿英镑的巨额负债，已经被托管、利物浦紧急出售股份降低高负债、外界猜测西汉姆联队股份控制人冰岛投行Straumur-Burdaras有无力运作之嫌，更不要说格雷泽家族从对冲基金那里高利贷融资，然后“私有化”控制曼联之后，不断将曼联的盈利来弥补债务黑洞，导致球迷非常愤怒，曼联的有钱球迷正在组建红衣骑士团来买回曼联。
英美式足球资本主义的“软肋”是对泡沫热衷和价值重估。利物浦尽管高负债经营，但汤姆希克斯和乔治吉列挂牌股份出售依然价格不菲，利物浦“新管家”马丁·布劳顿说，“如果从工资等成本看，球队的确压力很大，但是球队价值也在增长，例如渣打银行比嘉士伯高得多的赞助，不断上升的电视转播合约、不断调高的票价和衍生品收入”。马丁.布劳顿依然再进行“价值重估”的投行算式，而这时足球资本主义爱情被假定为“天长地久”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未来球队的经营还是亏损甚至破产，那么还可以找到像俄国阿布这样的“富豪接盘者”。实际上，欧洲足球圈有一个心照不宣的秘密：球队是灰色资金的天堂。降级的利兹联队已经在为这个论断“蒙羞”，因为利兹联队的股东没有人知道是谁，利兹联队的大股东是一个叫远期体育基金（forward sport fund），在开曼群岛注册，而二股东则是一家叫荷马信托的公司，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
布拉特说，目前的欧洲高水平联赛的商业模式是“不可持续”的，而普拉蒂尼更是忧心忡忡，他猛烈抨击了C罗转会皇马8000万英镑的天价和1300万欧元的年薪，他认为这是整个足球商业体系最危险的兆头。他就像法国总统萨科齐一样，精心抛出了“财政公平竞技”概念，即足球联赛除了比赛公平竞争之外，还需要有财政公平竞技——俱乐部需要有持续经营的能力和公平的收入分配。围绕这一概念将出现一些规制主义的措施，比如欧洲各大俱乐部要引入“工资帽”（工资占总营业收入的比例是封顶）、要对经纪人的代理费用进行限制、要降低负债至合理水平。布拉特出人意料地表演了德甲和荷甲，他说“德国的俱乐部更理性一点”。要知道短短几年前，他还视英超为优等生而德甲是劣等生。
“财政公平竞技”就像一个煞风景的规劝，宛如让沉迷资本主义爱情故事的人们正面婚姻的乏味，不仅激起了大球员的不满，同时也激发了小球会的不满。因为如果按照“工资帽”规则，那么营收较小的小球会是永远开不起价来邀请大球星加盟，克隆“小球会那不勒斯和马拉多纳”的神话，这其实是让小球会永远认命的制度。而大球会例如阿森纳和曼联则对转播权价值上的公平分配不满，他们认为豪门跟豪门之间可以平均分成，但豪门跟小球会之间不应该这样，因为大多数观众是冲着豪门去看比赛的，小球会是一个沾光的搭便车者。英超在电视转播分成方面已经比较强调小球会利益了，阿森纳和曼联一直嘟囔着要学习西甲，大球会和小球会进行“严重的不对称分成”——最高时电视转播收入之比是16：1。
全球化的爱情和民族化的婚姻
假定可以永远全球化、假定可以不断走高的转播权、广告等各类收益、假定经营多烂都可以找到“接盘者”、假定可以为球星无限度地支付赚取眼球……英美式足球资本主义在逼仄的泡沫道路上狂奔，而能够对此有所警惕的球队，一种是不参与这种资本主义游戏规则、无奈边缘化的；一种是降低全球化风险程度，进行自我约束的。前者是阿贾克斯（荷兰），而后者是巴萨（西班牙）。也许，这也是为什么这两只球队走进了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决赛。
跟穆里尼奥的“全球化配置”不同，世界杯在某种程度上是“逆全球化”的，穆里尼奥可以在国米用巴西人、阿根廷人、荷兰人，就是不用意大利人，他可以在全世界选材，但是如果他执教国家队，那么他首先将面对“选材上的硬约束”。俱乐部就像一个全球化大工厂，可以用日本的工人、以色列的工程师、德国的生产线、美国的科学家，他们可以构造出无与伦比的生产效率。但世界杯就好象一场遣返运动，德国的流水线、以色列的工程师和美国的科学家都要回家，日本人要本地化组织生产，他们要招聘日本的工程师、科学家和构建日本的流水线，“逆全球化”必然会造成资源“咬合程度”的下降、造成某些“短板”浮出水面。
当然，现在有些国家都开放国籍制度，尽量扩大选材上的全球化程度——比如这次世界杯成绩不错的德国队已经不能叫“日耳曼战车”，更像是一支联合国部队，因为厄齐儿是土耳其人、克洛泽、波多尔斯基是波兰人、博阿滕是加纳人。但不管怎样，世界杯的民族性“硬约束”还是或多或少地存在，至少不能像穆里尼奥那样随心所欲地选择球员。
如果国家队不能在“选材全球化”上像德国人那样激进，那么撞上“民族性硬约束”，那些远离英美式足球资本主义或者在英美足球资本主义道路上收敛的球队将会在世界杯上获得好成绩。因为英美式足球资本主义是全球化级别最高的游戏，那些深度参与的玩家都不会是一个均衡者，在意大利，也许之后本国后卫才有更多的机会，意大利的前锋则被世界各地的高手所“挤兑”。世界杯不是深度参与全球化玩家的游戏，相反，它是迎合“逆全球化”玩家的擂台。它不是那种将生产线跨国配置的玩家游戏，而是那种国内有着“大而全、小而全”生产线境内配置玩家的游戏。
“热烈的爱情、短暂的拥有；平淡的婚姻、长久的厮守”。荷兰在足球资本主义爱情时代里面的确落后。荷兰是本土球员最多的联赛，阿贾克斯没有足够的价值重估术，出售球员赚取流动资金是他们唯一的前途，这是一个考验得失的古老命题，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荷兰和阿贾克斯的“逆全球化”反而使荷兰队在世界杯受益，荷兰是一个“大而全”的工厂，他们不仅产出优秀的中场、前锋和后卫，甚至还出产伟大的守门员，他们的生产线没有明显的“短板”。
而西班牙足球尽管占据了足球资本主义的重要舞台，但是跟意大利和英国相比，它存在很多收敛性因素。比如西班牙最重要的俱乐部皇马和巴萨依然保持着会员制，这意味着他们没有股份化，他们“对接”资本市场的能力是有限的，他们服从资本意志是有限的，他们不会有曼联式的“被收购悲剧”。跟皇马相比，巴萨更少“泡沫色彩”，因为巴萨学习了阿贾克斯，金融学教授Maria Gay比较了两者的财务稳健，他的结论是皇马更像英超意大利作派，皇马走“巨星吸引眼球”路线，一多半球员靠转会，而巴萨一多半球员靠内部培养。从2003年以来，皇马共有40名球员转会，花掉7.35亿欧元，而巴萨则引进35人，花掉3.65亿欧元。进来，皇马在转会市场上花了2.57亿欧元，而巴萨仅仅花了7000万欧元，巴萨的利润更高，财务更稳健更具可持续性。
我们应当将西班牙对荷兰的决赛胜利看作是一个巧妙的寓言，巴萨比阿贾克斯更深入地参与了足球资本主义，但同时它也保持了一些距离，于是巴萨像是一个有节制享受热烈爱情并理解平淡婚姻的寓言，像是一个在全球化和逆全球化中寻找平衡的寓言。西班牙的胜利不是“全球化”战胜“逆全球化”，而是“有节制的全球化”战胜“边缘式的全球化”。
还没人赞这篇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