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福柯集
《疯狂与非理性：古典时代的疯狂史》前言，1961
尼采曾经揭示，西方世界的历史由之发生的悲剧结构就是对悲剧的拒绝、忘却和默默的沉落。其他经验环绕着悲剧的结构，它是中心，因为在历史对悲剧的拒斥中，悲剧的结构已将悲剧性编入了历史的辩证法。
从最初的述说起，历史时间就是把沉默加在某些东西上面，随后他们就只能在沉默、空洞、无意义、子虚乌有的门类下被理解。历史只是在一种历史缺失的基础上，在巨大的喃喃低语的空间中才有可能，沉默把这缺失当作使命和真理来守候：“我把你建造的城堡称作荒芜，把这声音称作静夜，把你的面容称作缺失。”
历史的每一次诉说都伴随着缺失的发生。历史的丰富性只存在于空洞却遍布于非语言的词语的空间中，这些词语使倾听者听到历史下面低沉的噪音，听到自言自语的语言的低沉的絮叨——没有讲话主体，没有交谈者，自我积压，哽咽在喉，尚未充分表达便已消解，悄然回归它从未摆脱的沉寂。
《水与疯狂》，1963
由此水获得了四个功能：它能使人感到痛苦（由此是患者回到他试图回避的现实中来）；它令人受挫，是患者清醒地面对自我；他打断患者的话，使其沉默；他对人进行惩罚。
《人死了吗？》，1966
人文主义始于19世纪末。其次，只要仔细地观察一下16、17、18世纪的文化，我们就会发现再次期间人根本没有任何位置。这期间的文化为上帝、世界、相似的物和空间的法则所占据，当然也少不了肉体、情感和想象。然而人本身并没有出现。
在《词与物》一书中，我说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人是由哪些部件和哪些碎片组成的。我觉得该书重在指出，人们之所以想要科学地认识人类并不是出于对人的伦理关注，恰恰相反，是因为人们首先把人构建成一门可能的学问对象，才使得现代人文主义的所有伦理主题得以发展。
我们可以说文学就是人不停地消亡并让为给语言的那个场所。在“语言说话”的地方，人就不再存在。
《尼采的真面目》，1966
无论如何，尼采构成了西方思想史上的一次断裂。哲学话语的方式因他而发生了改变。以前，哲学话语是一个匿名的“我”，《形而上学的沉思》就带有主观的特征，然而读者仍可以代替笛卡尔。代替尼采说”我“是不可能的，一次他才在当代西方的全部思想中凸显出来。
《知识分子与权力》，1972
任何没有碰过壁的理论都是不可能发展的，而实践就是用来凿穿这堵墙壁的。（德勒兹）
从事理论研究的知识分子已不再是某一主体，不再是某种典型的或者具有代表性的意识。对于那些正在行动和斗争的人们来说，一个窃取权力的政党或工会，虽然以他们的意识为圭臬，但已经不再能代表他们。我们都是些小团体，再也没有代表性了，只有行动，理论的行动和出于”驿站“或网络关系中的实践的行动。（德勒兹）
替他人说话的卑鄙性。我想说，人们不在乎代表，这一切似乎该结束了。但是，他们并没有从”理论“的转变中得出结论，并不知道要求有关的人士最终切实地为自己的利益说话。（德勒兹）
《关于小说的讨论》，1963
他睡着了，随后又醒来，农民们始终在那里，只不过多了一件事，极为农民将椅子转过来看着K，因此K的存在是双重的。他在那里，农民也在那里，此外，别人又看到他在那里。一次，这的确是“次在”的一种重复、增多。海德格尔的第一部著作《存在与时间》想可怕的映影一样反应了这一点，而这本书又在战后的法国文学中得到反映。《恶心》和《局外人》中有完全对应的东西：那里有栗树根，它存在那里，甚至是多余的；那里有《局外人》中的棺材螺钉。（法耶）
如果说其中有现实主义，那么这种现实主义一直在试图“摄下”画面上的一切。情景画面和小说取景中的个人也像事件、物或人一样，有它的背面。不停地摆来摆去，以便看看这个背面，同时又避免采取上帝的眼光——及萨特批评莫里亚特采取的非艺术家的眼光——这做得到吗？面对自己的世界，自命为天父上帝，这个办法轻而易举，但现在行不通了。（法耶）
《性与政治》，1978
革命运动与反对日常权力的斗争不同，其中一个不同之处真是前者不愿意取得成功 。“成功”的含义是什么？——一项要求被接受，任何一项要求，比如一次罢工。然而，如果要求被接受，这证明资本主义对手依然十分灵活，有多种战略，能继续生存下去。革命运动则不希望如此。其次，根据马克思本人早就有的一种战术观点，人们认为不满的人越多，革命力量就越大。如果要求被接受，也就是获得成功，那就意味着革命的潜在力量削弱了。总之，一切都是为了永不成功，这种理论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相反地，反对日常权力的斗争则以成功为目的。
《康纪莱姆<正常与病理>一书引言》
在长时期内曾经落入死胡同的东西有一天竟有了出路；某种侧旁的实验竟成了其他问题环绕的中心问题；原先仅有分歧的做法竟成了根本性的决裂。总之，非连续性的历史并不是一劳永逸地写成的；这部历史本身就是“非持久的”、非连续的。
是否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科学每时每刻都在自发地造成和再造成自身的历史。康纪莱姆的方法的基本观点之一是：科学史在它所具有的特殊性中，只有考虑到纯史学家与学者本人之间的认识论观点时才能写成。这种观点正是主张穿过某种科学知识的各种插曲、使潜在有序的过程显示出来的观点。
在巨大无比的生命日程表上，真理是最近期的错误。
尼采曾经揭示，西方世界的历史由之发生的悲剧结构就是对悲剧的拒绝、忘却和默默的沉落。其他经验环绕着悲剧的结构，它是中心，因为在历史对悲剧的拒斥中，悲剧的结构已将悲剧性编入了历史的辩证法。
从最初的述说起，历史时间就是把沉默加在某些东西上面，随后他们就只能在沉默、空洞、无意义、子虚乌有的门类下被理解。历史只是在一种历史缺失的基础上，在巨大的喃喃低语的空间中才有可能，沉默把这缺失当作使命和真理来守候：“我把你建造的城堡称作荒芜，把这声音称作静夜，把你的面容称作缺失。”
历史的每一次诉说都伴随着缺失的发生。历史的丰富性只存在于空洞却遍布于非语言的词语的空间中，这些词语使倾听者听到历史下面低沉的噪音，听到自言自语的语言的低沉的絮叨——没有讲话主体，没有交谈者，自我积压，哽咽在喉，尚未充分表达便已消解，悄然回归它从未摆脱的沉寂。
《水与疯狂》，1963
由此水获得了四个功能：它能使人感到痛苦（由此是患者回到他试图回避的现实中来）；它令人受挫，是患者清醒地面对自我；他打断患者的话，使其沉默；他对人进行惩罚。
《人死了吗？》，1966
人文主义始于19世纪末。其次，只要仔细地观察一下16、17、18世纪的文化，我们就会发现再次期间人根本没有任何位置。这期间的文化为上帝、世界、相似的物和空间的法则所占据，当然也少不了肉体、情感和想象。然而人本身并没有出现。
在《词与物》一书中，我说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人是由哪些部件和哪些碎片组成的。我觉得该书重在指出，人们之所以想要科学地认识人类并不是出于对人的伦理关注，恰恰相反，是因为人们首先把人构建成一门可能的学问对象，才使得现代人文主义的所有伦理主题得以发展。
我们可以说文学就是人不停地消亡并让为给语言的那个场所。在“语言说话”的地方，人就不再存在。
《尼采的真面目》，1966
无论如何，尼采构成了西方思想史上的一次断裂。哲学话语的方式因他而发生了改变。以前，哲学话语是一个匿名的“我”，《形而上学的沉思》就带有主观的特征，然而读者仍可以代替笛卡尔。代替尼采说”我“是不可能的，一次他才在当代西方的全部思想中凸显出来。
《知识分子与权力》，1972
任何没有碰过壁的理论都是不可能发展的，而实践就是用来凿穿这堵墙壁的。（德勒兹）
从事理论研究的知识分子已不再是某一主体，不再是某种典型的或者具有代表性的意识。对于那些正在行动和斗争的人们来说，一个窃取权力的政党或工会，虽然以他们的意识为圭臬，但已经不再能代表他们。我们都是些小团体，再也没有代表性了，只有行动，理论的行动和出于”驿站“或网络关系中的实践的行动。（德勒兹）
替他人说话的卑鄙性。我想说，人们不在乎代表，这一切似乎该结束了。但是，他们并没有从”理论“的转变中得出结论，并不知道要求有关的人士最终切实地为自己的利益说话。（德勒兹）
《关于小说的讨论》，1963
他睡着了，随后又醒来，农民们始终在那里，只不过多了一件事，极为农民将椅子转过来看着K，因此K的存在是双重的。他在那里，农民也在那里，此外，别人又看到他在那里。一次，这的确是“次在”的一种重复、增多。海德格尔的第一部著作《存在与时间》想可怕的映影一样反应了这一点，而这本书又在战后的法国文学中得到反映。《恶心》和《局外人》中有完全对应的东西：那里有栗树根，它存在那里，甚至是多余的；那里有《局外人》中的棺材螺钉。（法耶）
如果说其中有现实主义，那么这种现实主义一直在试图“摄下”画面上的一切。情景画面和小说取景中的个人也像事件、物或人一样，有它的背面。不停地摆来摆去，以便看看这个背面，同时又避免采取上帝的眼光——及萨特批评莫里亚特采取的非艺术家的眼光——这做得到吗？面对自己的世界，自命为天父上帝，这个办法轻而易举，但现在行不通了。（法耶）
《性与政治》，1978
革命运动与反对日常权力的斗争不同，其中一个不同之处真是前者不愿意取得成功 。“成功”的含义是什么？——一项要求被接受，任何一项要求，比如一次罢工。然而，如果要求被接受，这证明资本主义对手依然十分灵活，有多种战略，能继续生存下去。革命运动则不希望如此。其次，根据马克思本人早就有的一种战术观点，人们认为不满的人越多，革命力量就越大。如果要求被接受，也就是获得成功，那就意味着革命的潜在力量削弱了。总之，一切都是为了永不成功，这种理论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相反地，反对日常权力的斗争则以成功为目的。
《康纪莱姆<正常与病理>一书引言》
在长时期内曾经落入死胡同的东西有一天竟有了出路；某种侧旁的实验竟成了其他问题环绕的中心问题；原先仅有分歧的做法竟成了根本性的决裂。总之，非连续性的历史并不是一劳永逸地写成的；这部历史本身就是“非持久的”、非连续的。
是否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科学每时每刻都在自发地造成和再造成自身的历史。康纪莱姆的方法的基本观点之一是：科学史在它所具有的特殊性中，只有考虑到纯史学家与学者本人之间的认识论观点时才能写成。这种观点正是主张穿过某种科学知识的各种插曲、使潜在有序的过程显示出来的观点。
在巨大无比的生命日程表上，真理是最近期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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