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受的庭训 文/蒋经国

 
 
    父亲对于我们兄弟的教育，是非常严格和认真的；不管在家、在外，都是经常来信指示我们写字、读书和做事、做人的道理。父亲这样爱护和教养我们兄弟，实在使我们永远不能忘记!
    父亲对我的教育，在我幼年时代，即已非常认真。关于认字方面，记得在民国九年的时候，父亲就要我读说文解字，寄给我一部段玉裁注解的说文，并且批示说：“此书每日识得十字，则三年内必可读完，一生受用不尽矣。读书第一要当心听讲，认识一字，须要晓得一字之解说，不可读过就算。”
    到了第二年，又来信嘱我读尔雅。父亲特别关心我的写字，因为我的字写得不好和潦草的缘故。民国十二年五月，父亲发现我的信中有涂抹错字的地方，就立刻来信纠正说：“你五月一日来信，我已经收到了。你的信，比从前写得好；但‘五’字写错至‘ ’就抹去，是不可以的!以后遇有写错的字，虽落笔已发觉，亦应写个完全，再为抹去。”
    这种训示，虽是教我写字，其实也是在教导我们做事不可苟且，不可虎头蛇尾，定要有始有终。一个人如果没有毅力，是不会成功的。父亲对我的这种启示，在我的脑海中极为深刻。民国十三年，父亲在黄埔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当时那么繁忙，仍旧写信指示我关于写字的方法说：“写字笔画宜清楚，且要字字分明，切不可潦草糊涂。写信的字，亦要像我写的一样大，不可太小。”
    不久又给我一信说：“你的字已稍有进步，但用墨尚欠讲究，时有过浓过淡之病，笔力亦欠雄壮。须间日书写一次，要在古帖中之横、直、钩、点、撇、捺处体会。注意：提笔须高，手腕须悬也。”
    只就写字一事，一直到我回国后，还是十分关心的，民国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父亲来信说：“初学字体，应学习谭字为宜，最好学帖，苏字或赵字均可，以其易学也。”又说：“至于中文读书写字之法，在曾公家训与家书中，言之甚详。你们如能详看其家训与家书，不特于‘国学’有心得，必于精神道德皆可成为中国之政治家，不可以其时代已过而忽之也!”
    父亲不问什么事，教导我们时，总是希望我们于日常生活之间潜移默化，以达到践履笃实的地步；亦即是于日常生活中，养成良好的习惯和能力，这当然是受了王阳明哲学的影响。
    父亲指示我读书，最主要的是四书，尤其是孟子；对于曾文正公家书，也甚为重视。后来又叫我看王阳明全集等等。民国十一年，父亲要到福建去的前一天，还写信告诉我说：“孟子须熟理重读，论语亦要请王先生讲解一遍，你再自习，总要以彻底明白书中的意义为止。你于中文如能懂一部四书的意义，又能熟读一册左孟庄骚菁华，则以后作文就能自在了。每篇总要读三百遍，那就不会忘记了。”
    不久又来信叮咛地说：“孟子文章之好，异乎他书，你如将来要做好文章，必须熟读孟子。”
    父亲所以特别提示我要熟读孟子，不但要我学会他的笔调，能做好文章；同时更教我从思想上注重下列的几段文字：
    （一）“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斑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二）“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三）“天之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人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这里，第一段的意思是指出：一个革命救国的远景和蓝图。也就是说，我们从事革命工作的目的，一切要为着人民安乐和国家富强，力求达到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的境地。第二段指出行己立身，不可自暴自弃，定要居仁由义。第三段指出革命事业及人格的完成，并非一蹴而就；必须经过许多艰难困苦的环境，和各种难堪和不可忍受的磨折；甚至遭人污辱毁谤，亦当逆来顺受，然后可以达到。……古人说：“能受天磨方铁汉，不遭人忌是庸才。”确为经验有得之言。
    父亲有时教我读伊索寓言，并且喜欢讲其中有意义的故事，来启示我们。如讲龟、兔赛跑，为什么跑得慢的乌龟会走到前头，跑得快的兔子反而落后呢？这就是告诉我们做事要有恒心。又如讲一犬衔肉过桥，见水里另有一犬衔肉，不晓得是自己的影子，想一并取得，终于把原来所衔的一块肉也丢下去了。这就是讽刺得陇望蜀、贪得无厌的人，结果反而得不到好处。父亲讲时娓娓动人，使我们百听不厌。
    我回国以后，父亲又要我读曾文正公家书和王阳明全集，尤其对于前者特别注重。父亲认为曾文正公对于子弟的训诫，可作模范，要我们体会，并且依照家训去实行。平常我写信去请安，父亲因为事忙，有时来不及详细答复，就指定曾文正公家训的第几篇代替回信，要我细细去参阅。偶或因我报告身体有病，父亲回信就说是我没有好好地读曾文正公家书的缘故；因为那书里面对于如何保持健康，是说得很详尽的。父亲又常常把自己阅读过的各书交给我读，书中不但有父亲亲笔的圈点、批语和心得，并且还将重要的地方用记号提示出来；由此可以想见父亲教我读书，是如何煞费苦心啊!
    父亲因为我童年就已出国，而在外国时间又太久，怕我对于中国固有的道德哲学与建国精神，没有深切理解；所以又特别指示我研读国父遗教。民国二十六年五月十二日来信说：“你以后看书，应多注重中国固有道德，建国精神与其哲学。孙文学说一书，实为中国哲学之基础；而三民主义则为中国哲学之具体表现，译文决不能彻底阐明其精神。俄文译本更将其中之精华舍弃未译，故你应将孙文学说看完二遍之后，即看三民主义中民族、民生与民权各讲之原书全文；并应将其心得批评之点摘记另录，以备呈阅。民生主义中，批评马克思主义各节，尤为重要；应切实用客观态度，悉心研究看完。主义之后，再看军人精神教育一书，亦在中山全书之中；如能了解以上各书，则中国之政治、社会、经济与哲学，皆可得其基础矣。”
    除了研究三民主义书籍之外，父亲又要我广泛的阅读经、史、子、集，使我了解中国的史地和哲学。民国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二日来信说：“此时你应在家安心练习汉文，研究历史与哲学，使他日为国家与社会服务；不愧为蒋氏之子，为最要。你的学问、经历以及到俄后至今回国之间，十余年来，每年每月个人生活之经过，可先作一具体有系统之报告；再述你以后个人所抱负之志愿，以及能力所及与你所希望之工作，以备考验。总之，中国人必须先知中国历史哲学与政治社会以及经济之实情，方得为中国良善之国民；此乃你应彻底觉悟者。近阅你的文字甚生硬，应速练习行书与楷字。大凡中国之经、史、子、集各种书籍，武岭学校图书馆皆备有也。”
    不但如此，父亲更一再要我把已读过的书本，加以温习，并要把精选过的古文读得烂熟。民国二十六年六月六日来信说：“现在要文章进步，第一还是要多读古文，并须读得烂熟，背之再背；大约每篇古文至少要读一百遍以上，到月底并须将从前所读者全部理习一遍，如尚生疏，则再诵读，必须再能背诵，毫无阻格，然后方休。如此则三个月之后，约可有三十篇长文可以背诵，则文笔必畅顺矣。若能有百篇古文烂熟于胸中，则能成文豪矣。习字尤为要紧!”
    父亲这样谆谆不倦的训示，于今我的记忆犹新；只因为后来工作太忙，没有好好照预定的计划，彻底做到，委实有负，父亲期望，深觉惭愧!
    此外，父亲还指导我研究英文、数学的方法，和读书的次第。我任赣州专员时，曾奉到父亲民国三十年八月七日的来信说：“你来禀称，每日学习英文与算学约占六小时之时间，此欲速助长之弊，为学者用功之大害。欲速，则必不达；助长，无异揠苗，不仅无益，而反有害也。你学数学，只要知其基点；例如代数之方程式、几何之定理等，使研究各种学问时与应用数学时，皆能了解其方式而已，不求求其精进，亦不必牢记熟习；故每星期有六小时学数学，为最多，如事务太忙，则减至三小时亦可。如此，每星期果有三小时至六小时之学习，每星期继续不断，则两年之内，凡普通之代数、几何、三角等数学，皆可毕业；故不必过急求速也。至学英文，则每星期亦以六小时为限，先注重文法与生字，然后再进一步，注重会话；总以先能看其文字为主，再进一步则习会话。你俄文已有基础，则学习英文必甚容易，故不必求之太急。但外国语文之进步，只要有恒无间，而不在贪多务得耳。总之，你年已过三十，记忆已退，而悟力增强，若持之以恒，不患其不通；而患其用脑太过，致蹈揠苗助长之害。故各种学问，不必强求不忘，但求其领悟学理与了解其应用方法可也。”
    同月二十四日，又告诉我研读易经和明儒学案的道理；并鼓励我先看曾文正和胡林翼的书牍。来信说：“余近来，每日必拨冗读易经与看明儒学案，自觉精神与学力皆有进步；惟此书非到五十岁以后不易得益耳。此时儿应多看曾文正、胡林翼等书牍与家书；有时能选古文观止中二三篇，使之熟读成诵，能随时默识背诵；则提笔作文，自能得左右逢源之趣耳。”以上是父亲教导我读书的方法和次第。
    父亲对我的教育，很注意接近环境。所以“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记得我小时候住在家乡，父亲认为乡下的风气太闭塞，见识不广，要我到上海去住。后来又觉得上海是繁华的世界，罪恶渊薮；少年人住久了，将有不良的影响，故又送我到北平去。有时我寄住在亲戚家里，父亲对这些亲戚的家庭生活或习气，也十分注意。古人说：“与善人交，如人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与之俱化矣。与恶人交，如人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俱化矣。”因为耳濡目染，移人最深；所以父亲为我择师，教我交友，都是极端严格的审慎!
    父亲对我的教训极严，特别注重修齐的道理；因为父亲秉性纯孝，而又继承中国数千年文化的传统，认为治国始于齐家的。民国九年曾写信给我说：“汝在家，对亲须要孝顺，对长上须要恭敬。”
    民国十一年在桂林，于清明节前，曾写信指示说：“清明节近，我大约不能回到家中来拜扫祖母的新墓，心甚不快。到清明一日，要你托才火伯伯，到祖母坟上多种几百株树。”
    十二年又来信告诉我说：“对师长要敬重，对同学要和气。”
    父亲这样谆谆训诲，凡由家庭的孝行，推而至于尊师尚友，是没有一件事不对我关心的。父亲又教我要养成高尚的道德和互助的精神。民国十二年十月有信指示我说：“一个人第一要遵守规则，就是自己‘道德高尚’。这个道德，并不是拘谨束缚不动的，只要守着一切规则，不去侵犯人家的自由，如其可帮人家忙的时候，自然要尽力去帮；这就叫做‘互助’，亦就叫做‘公德’。”
    父亲不但要我养成公德心，不可侵犯人家的自由，同时还要我发挥“同情心”，尽力去帮助人家。我自少至今，一举一动，几乎都受这种教训的影响和约束。
    父亲生平很讨厌人们有倚赖的心理，尤其厌恶托庇他人以贪图富贵的人们。这种夤缘势利的心理，就是贬低人格，自我卑污的来源。
    有了自立自强的抱负，便不至为恶劣环境所包围，所同化，所支配；反而能够克服环境，创造环境。这样才不至于颓废和堕落，才能免于失足的危险。
    父亲经常告诉我，要诚恳待人，要一生把“诚”字看得最重，当做立身处世的根本和秘诀，永远保持；纵使别人有错误，或对自己不起的地方，我也不必管他，还是要尽到自己的诚心。父亲说过：“能公必能‘诚’。”
    又说：“求得人生最完满的境界，我的所作所为，皆要本乎‘至诚’。”
    譬如：过去新疆督办盛世才，很多人都反对他。抗战期间，他到重庆出席六全大会，许多人更要求中央惩办他，还有人向政府请愿。父亲答复他们说：“盛世才今天来重庆，是我要他来的，他的一切都由我负责。”
    散会之后，又有许多人对我说：“盛世才这样的人，为什么还要替他负责？”我当时也很怀疑，但心里总想一定有其他的理由。后来，到了民国三十四年，要处理云南问题时，父亲叫龙云到重庆。他当时打电报给中央，须父亲保证他的安全，他才肯来重庆。经过父亲的剀切晓谕，龙云来了，云南的问题乃得到了解决。这时我才想到：当时盛世才来到重庆，如果我的父亲不保障他的安全，现在龙云还敢来吗？这正是“诚之所至，金石为开”了。……可见“诚”之一字，不但可为立身处世的张本，同时也是事业成功的秘诀。
    父亲也很注意教我：做人的态度要谦逊，对人家要客气，对自己要虚心。书经说：“满招损，谦受益。”就是警戒我们不要自骄自满；做人求学都是如此。论语说：“不耻下问。”又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父亲不但教我要尊师重道，向长辈、老师、朋友学习，同时还要请教有学问、有经验、有专长的人；只有谦虚的态度，才能得到人家的尊重和益处。
    父亲最忌风头主义，时常告诫我们，不可“出风头”，不可妄自批评别人。因为父亲看清了今天社会的病根所在，就是一般人总是喜欢背后造谣，暗箭中伤，明争暗斗，你抢我夺；这是损人利己的最不道德的行为。同时，一般人总是喜欢责骂别人，好像国家兴亡，自己完全没有责任；而不知这种心理，就是自己进步的最大阻碍。我们要常常检点自己，以洗刷自己的缺点；少说别人闲话，以减少无谓的是非。
    父亲又常常告诫我们：不要轻浮、夸张，假装门面，招摇撞骗。因为浮躁轻薄，是青年人最容易犯的毛病。头脑不能冷静，就会容易糊涂，轻举妄动，陷于错误。尤其是装腔作势，夸大炫耀，固不能使人心服；招摇撞骗，虚伪掩饰，亦只能骗人于一时；结果，虽然害了别人，也更害了自己。所以父亲时时告诫我，要做实际工作，切忌虚伪浮躁，亦不要自我宣传，民国三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来信说：“做事应注意当地实际工作，不必施以对外宣传；以吾家子弟，愈能隐藏，则愈不受世人忌嫉；亦即吾家愈能积德种福，亦即所以报答祖先之福泽，为后世子孙多留余荫也。此乃壮年人，尤其汝等，不可不知也。”
    因此我无时无地莫不以父亲的训诫为自己的“座右铭”，随时随地自加警惕!
    父亲除教我如何做人之外，还教我做事的道理。我也经常遵循父亲的教导做去。
    父亲教我们做事，要提纲挈领，大大小小的事情摆在面前，首先要理清头绪，把握要点、重点。记得我在十一岁的时候，父亲把长衫解下，要我去挂起来，同时说：“我们解下衣服，应当先把衣领提起，然后挂在架上，才能使全件衣服安置妥当；否则，漫无头绪，零乱放置，再穿起来，一定不会整齐。”
还有一次，父亲指着一只凳子对我说：“一个人坐的时候，一定要坐在凳子的中间，不可偏坐一端；因为重心在中间，偏坐就会翻倒。”
    其次，父亲教我无论做什么事，都要有始有终。普通人做事，开始时总是十分起劲，往后逐渐志趣递减；遇有困难和阻碍，就半途而废，放弃不做，甚至功败垂成。世上本来有许多不容易的事情，须要有耐心和有毅力的人，才可做成；如果不能够贯彻始终，排除万难，是不会有结果的。
    父亲常指示我，做事时要不断地“反省”，我也遵照父亲的意旨去做。我们做事，总不免时常有过失，最要紧的是勇于改过，不致再错；而改过必须知道，要知过，就需要不断“反省”。曾子一日三省，我每天的反省也有三个要点：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对得住父母吗？对得起国家民族吗？这样天天“反省”，天天检查自己的日记，对于自己的行为，确有很大的益处。
    ……因为，父亲注重实践，所以告诫我们，不要贪慕虚名，存心做官。这也就是国父所说：“要立志做大事，不可立志做大官”的道理。现在许多人都存升官的观念，奔竞势利，毫无事业心；而社会上对于人的衡量，亦多不以他的学问、道德、人格、事业为标准；而只是以官阶的高下为标准。因此，科学、实业便很少有人去注意；这样，社会又怎样能够进步？我们怎么能够和科学先进的国家竞争？怎样能够脱离他人的支配呢？
    总之，父亲对我教养的方式，在我自己所能够体会到的，是着重在实践生活中，予我以种种磨炼；要把我放人最困难和最恶劣的环境中，使我领略人生艰苦的滋味，体悟生命的意义和目的。
    有了父亲不断的熏陶，我的思想受了极大的影响；尤其是在归国以后，更认识了中国固有的道德、政治、文化、哲学思想之伟大。……古人有言：“苟有利于社稷，吾无忧乎发肤。”一切只求俯仰无愧，便自心安理得。
                                       （摘录自《总统经国先生哀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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