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女的故事
《使女的故事》是由麦克·巴克、阿马·阿桑特、蒂尼斯·艾葛温等人执导，伊丽莎白·莫斯、伊冯娜·斯特拉霍夫斯基、安·唐德等人主演。
该剧改编自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同名小说《使女的故事》，讲述了被迫成为生育机器的使女琼·奥芙瑞德，在由男性统治的极权主义国家基列共和国的经历。
该剧获得第69届黄金时段艾美奖、第75届金球奖戏剧类最佳剧集、戏剧类最佳女主角和最佳影集、有限影集及电视电影女配角等多项大奖以及提名。
在基列共和国的血色长袍下，女性被剥离了姓名、财产、自由，甚至子宫的所有权。她们成为行走的生育机器，被冠以“奥芙某某”的符号化代号，成为男性极权统治下最赤裸的牺牲品。
《使女的故事》六季的叙事如同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剖开人类文明最脆弱的表皮，暴露出性别压迫的溃烂肌理。从琼·奥芙瑞德（June）的个体挣扎到使女群体的集体觉醒，这部作品以惊悚的寓言形式，将女性权益的议题推向了极致化的拷问。
身体政治：子宫作为权力的战场
基列国的建立源于一场以“生育危机”为名的政变。环境恶化导致生育率骤降，宗教极权借此将女性的身体异化为国家资源。每月一次的“受精仪式”是这一异化的集中体现：使女被迫躺在大主教妻子的双腿间，与男性统治者完成一场毫无情感的交媾。这场仪式被包装成《圣经》传统的延续，实则是对女性身体的公开羞辱和制度性强奸。
剧中反复强调的“红色制服”与“白色翅膀头饰”不仅是身份符号，更是对女性自由的禁锢。红色象征生育的鲜血，白色头饰遮挡视线，迫使使女成为“只能低头行走的子宫”。
这种物化并非虚构，正如原著作者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所言：“基列的所有细节都曾在历史上真实发生。”从非洲的割礼到中东的荣誉谋杀，从美国反堕胎法案到伊朗女性的头巾革命，剧中的恐怖与现实的回响交织，构成一面照妖镜，映出人类文明从未真正摆脱的性别暴力。
母职的异化：从血缘到权力的撕裂
琼的觉醒始于对女儿汉娜的执念。第一季中，她目睹幼女被暴力夺走，成为基列国驯化下一代“合格女性”的工具。这种母职的异化贯穿全剧：使女生育的孩子被强行分配给统治者家庭，母亲的身份被彻底剥离。
第五季中，琼逃至加拿大，却因汉娜仍困于基列而重返地狱。当她隔着铁栅栏呼唤女儿的真名，得到的却是“奥芙瑞德”这一代号时，母爱的本能与体制的洗脑形成惨烈对峙。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基列国以“保护家庭”为名摧毁家庭。夫人瑟琳娜（Serena）作为制度的设计者之一，曾幻想通过掌控使女的生育巩固自身地位，却最终沦为权力游戏中的弃子。她失去手指、失去丈夫、甚至失去亲自孕育的孩子，最后发现自己不过是男性统治者用来粉饰暴政的花瓶。
这种母职的异化不仅指向生理层面的剥夺，更揭示了父权制度如何将女性的情感与血缘工具化。
权力结构中的女性内耗：压迫的同谋与觉醒
基列国的恐怖不仅在于男性的暴政，更在于女性内部的撕裂。莉迪亚嬷嬷（Aunt Lydia）作为使女训导者，挥舞电击棒执行洗脑，却在第六季暗中协助反抗军。她的转变揭露了一个残酷真相：在极权体系中，女性若想生存，往往不得不成为压迫的同谋，而这种同谋终将在良知的拷问下崩塌。
另一组对照是夫人与使女的关系。瑟琳娜曾将琼视为生育工具，却在逃亡加拿大后与昔日仇敌形成微妙同盟。这种“敌人的敌人”逻辑，暴露了性别压迫的复杂性——当女性被划分为“夫人”“使女”“马大”等阶层时，她们的反抗往往始于对自身处境的认知差异。正如剧中使女艾米丽（Emily）的觉醒轨迹：从被迫接受割礼到手刃施暴者，她的复仇不仅是个人救赎，更是对体制的致命一击。
反抗的集体性：红袍如战袍，鲜血即宣言
从第一季琼的隐忍求生，到第六季使女们的燎原之火，《使女的故事》逐渐从个体叙事升华为集体抗争的史诗。最终季中，使女们摘下白色头饰、焚烧《圣经》、用月经血在墙上书写暗号，这些举动将身体从被规训的对象转化为反抗的武器。当她们手持火把高喊“我们要烧毁整个系统”时，红色长袍不再是屈辱的标记，而成为革命的战旗。
剧集对反抗的刻画充满现实隐喻。使女们传递情报的方式——缝衣针藏纸条、经书页折密码——让人联想到伊朗女性用社交媒体突破头巾管制的智慧。而琼带领使女冲击国会大厦的镜头，则直指当代社会对系统性压迫的麻木。阿特伍德通过这种“未来史”的叙事提醒我们：权利从来不是恩赐，而是无数鲜血换来的战利品，而它的失去可能只需一纸政令。
当红袍成为历史的胎记
《使女的故事》的终极警示在于：性别压迫从未远离。它可能化身为“保护传统”的甜言蜜语，也可能藏匿于“科技进步”的虚拟牢笼。
六季的叙事以琼的胜利告终，但基列的废墟上仍飘荡着未散的幽灵——汉娜一代的洗脑尚未解除，男性统治者的余党仍在潜伏。
自由不是终点，而是永不终止的抗争。
“红色娘子军”
在我们这片中华大地上，有这样一群女性，她们为了反抗暴政、反抗压迫、反抗剥削，为争取民族解放和自由，勇敢的拿起了武器。
她们有个响亮的名字—— “红色娘子军”！
即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女子军特务连，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冯白驹领导的琼崖苏区红三团下属的一支武装力量，成立于1931年5月1日，这要比《使女的故事》原著小说出版还要早五十多年。
如果说《使女的故事》是用虚构映射现实，那“红色娘子军”面对的是真正的枪林弹雨。
该武装绝大多数来自于农村青年妇女，有的来自农民赤卫队，有的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
该部队旗帜鲜明，作战勇敢，曾在第二次琼崖苏区反围剿中担任掩护任务。
1930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琼崖独立师和娘子军连正式成立。
1931年5月1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第三团女子军特务连在乐会县第四区赤赤乡内园村正式成立，这就是著名的“红色娘子军”。女子军特务连连长为庞琼花（后为冯增敏），指导员为王时香。全连有三个排，一排长冯增敏（后为卢赛香），二排长庞学莲（后为李昌香），三排长黄敦英（后为曹家英）每排三班，每个班有十名战士，全连九个班，加上连部的传令兵、旗兵、号兵、庶务、挑夫和三个膳食员，全连共有一百零三人。除了两名年纪较大的庶务、挑夫和一名十三岁的小号兵是男同志外，其余都是女同志。她们绝大多数是农村青年妇女，有的来自农民赤卫队，有的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
1931年6月，驻在乐会县中原墟的国民党乐会县“剿共”总指挥陈贵苑经常带领反动民团武装，对两万苏区进行骚扰。我红三团决定消灭这股敌人，女子军特务连也参加。这次战斗，布阵于县苏区机关所在地的要道上，以配合主力歼击进犯之敌。
1931年6月21日，红三团主力部队为诱敌深入，设伏歼敌，乃向万宁县方向开去；当天夜里，又悄悄撤回来，埋伏在从中原通往乐会县苏维埃政府机关驻地的纱帽岭山林里。敌人果然中计，误认为我军只剩下女子军连保卫县苏区机关。于是，二十七日一早，陈贵苑带着国民党县兵和文甲、北山等民团二百多人，兵分两路向我县苏区机关扑来。
女子军连按作战计划，假装退却，诱敌深入。陈贵苑更为得意，狂叫：“都是女的，谁抓到就给谁做老婆”当敌军进入红三团主力埋伏圈时，突然遭到我军的猛烈打击，顿时乱作一团。陈贵苑方知中计，慌忙组织突围，但已迟了。另一路敌军听到枪声紧密，慑于我红军威力，不敢前进，自顾逃命去了。
经过一个小时的战斗，毙、伤敌军二十余人，俘敌“剿共”总指挥陈贵苑和中队长陈传美以下七十多人，缴获长、短枪九十多支。女子军连机智勇敢地配合红军主力英勇作战的事迹受到根据地军民的赞扬。从此，“红色娘子军”的英名威震琼岛。
随着女子军特务连声威大振，要求参军的妇女越来越多，于是琼崖特委决定扩编女子军特务连。1932年春，特委决定将原女子军特务连从乐四区调往琼东四区，在红军独立师师部担任警卫任务，归红一团建制；抽出一个排，吸收女青年扩编为女子军特务连第二连，归红三团建制，由黄墩英、庞学莲分别担任连长和指导员，下辖两个排，约60人。一排长由李昌香担任，二排长由王振梅担任。
由于女子军特务连的积极工作，经常受到上级嘉奖。特委书记冯白驹后来在回忆女子军连的事迹时，赞扬：“娘子军活动在苏区和群众结合得很好，经常参加农业生产，帮助农民干各种活，很受群众拥护。作战很勇敢，有一次娘子军配合主力作战打败敌军，以连为单位计算缴获，娘子军还占第一位。”
1932 年国民党围剿，红三团和女子军特务二连及赤卫队在团长王德春、政委冯甲的率领下，在乐万根据地的文魁岭英勇抗击敌人五个多营的进攻。为了掩护群众撤退，红三团许多战士在血战中壮烈牺牲，余下人员突围后，在乐万根据地继续坚持斗争。
第一任连长庞琼花
第一任连长庞琼花等被捕入狱。在狱中她们坚贞不屈，部分娘子军被处决。抗日战争爆发,国共两党实现合作抗日后，庞琼花获释出狱，回乡为民。后因丈夫不愿为日军做事被杀害，庞琼花也被日军杀害，享年 31 岁。
海南最后一名红色娘子军老战士卢业香病逝 享年100岁
2014年1月，因右脚不慎被烫伤，卢业香老人一直在琼海市人民医院的ICU病房接受治疗。卢业香的孙女翁文丽告诉记者，2014年4月19日凌晨3时，医院电话通知卢业香老人出现异常症状，于是家人匆忙赶往医院，将老人接回家中。最终，卢业香老人在家中去世。
红色娘子军老战士 卢业香
卢业香的去世，标志着红色娘子军从此存在于人们记忆中。
最后一个娘子军卢业香虽然去世了，但是她们的精神随之永存、永放光芒。红色娘子军已成为一个时代的烙印，一种积极精神和正能量的象征。
她们在战场上存在的历史虽然短暂，但她们为我们留下的精神财富却是长青不衰的。记住历史、记住她们，传承她们的精神，是我们今后义不容辞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