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破坏性是一种被动的现象
集体形式的荒谬行为无疑是最危险的，因为这种荒谬不再显而易见，而且被视为‘正常’。大多数战后德国的孩子都理所当然地认为，向父母询问有关第三帝国的具体问题是不恰当的，至少是没有必要的，甚至常常被明确禁止。……但是第三帝国的历史告诉我们，骇人听闻的东西往往包含在‘正常的’东西中，包含在大多数人觉得‘相当正常且自然的’东西中……它尝试接受难以理解的过去，而不是否认它的存在。
如果我们因为某件事难以理解而置之不理，只是愤愤不平地说它‘不人道’，那么我们将永远无法了解它的本质。当我们下次遇到它的时候，就会有更大的风险，我们的无知和天真将会再次帮助并怂恿它。 （这段话是原文，但因为说的太叫人警醒了，所以特别标注出来。）
希望通过理性的协议长久地阻止人类通往核毁灭，本质上就是一种非理性的一厢情愿，与我们所有的经验相矛盾。就在最近的第三帝国时期，更不用说在此之前，我们无数次看到理性只构成人类的一小部分，并且不是占主导地位的部分。只需要一个疯狂的元首和几百万教养良好的德国人，就能在短短几年内消灭无数无辜的人类生命。如果我们不尽己所能了解这种仇恨的根源，即使是最详尽的战略协议也无法拯救人类。核武器储备只是象征着被压抑的仇恨情绪，以及与之相伴的，在感知并表达真实人类需求方面的无能。
“我们必须离开驱力理论这个熟悉的领域，来探讨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孩子一方面受到父母的羞辱和贬低，另一方面又被要求尊重和爱那些以此方式对待他的人，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表达自己的痛苦，那么这个孩子身上会发生什么？尽管如此荒谬的事情很少发生在成年人身上，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正是父母对孩子的期望，而且在前几代人中，他们大多如愿以偿。在生命的最初阶段，一个孩子可能会忘记他或她遭受的极端虐待，并将施暴者理想化。但是孩子后来的行为表明，早期迫害的整个历史都被储存在某个地方。这出戏现在在观众面前展开，与原始场景惊人地相似，但有另一种伪装：在故事的重演中，曾经被迫害的孩子现在变成了迫害者。”
接着，作者抛出一个问题：一个孩子从小就每天被父亲殴打和侮辱，他会有什么感受，他的内心积蓄着什么？为了解答这个问题，作者详细阐述了希特勒的成长环境，她这么描述道“（希特勒的）家庭结构完全可以被描述为极权政体的原型。父亲是唯一的、无可争议的统治者，且常常很残暴。妻子和孩子完全听命于他的意志、情绪和任性；他们必须毫无怀疑并满怀感激地接受羞辱和不公。服从是他们最基本的行为准则。当然，母亲在家里也有自己的权利范围，当父亲不在家时，她管制孩子们。这就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她可以把自己遭受的羞辱发泄到比她更弱小的人身上……”
不正是这些东西给阿洛伊斯带来巨大的痛苦吗？这些就是他一生拼尽全力也无法得到的东西，因为我们永远无法改变自己童年的事实。我们只能接受它们，学会接受我们过去的现实；或者完全否认它，给他人带来苦难。
许多人都很难接受这样一个可悲的事实：无辜者往往受到残酷的对待。有些惩罚是无辜加之而不知的，我们从小就了解到，在成长过程中遭受的所有虐待，都是对我们错误行为的惩罚。一位老师曾告诉我，她班上的几个孩子在看完电影《大屠杀》后说：“但犹太人肯定有罪，否则不会受到这样的惩罚。”……“这不是因为儿子‘天生’是懦夫，而是因为他父亲不允许任何讨论。”
我们期望在集权主义环境下的孩子，能够坦诚和开放，但同时也要默默地服从，从学校带着好成绩回家，不与父亲顶撞，并始终履行自己的职责。……通过无意识的强迫性重复，希特勒实际上成功地将他家族的创伤转移给了整个德意志民族。……就像这个熟睡的孩子一样，犹太人在第三帝国中履行了相同的‘职责’——帝国试图以牺牲他们为代价，从魏玛共和国的耻辱中恢复过来。这是阿道夫整个童年的‘职责’，他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任何时候，一场暴风雨都有可能在他那无助的头顶袭来，而他却找不到任何办法来避免或逃脱。
“宣战者的欢呼表现的是重新燃起的希望，即他们终于能够为之前的羞辱复仇，也可能是终于被允许仇恨和呐喊的解脱感、从前的孩子抓住机会活跃起来，打破被迫的沉默。如果哀悼过程无法实现，一个人就会用强迫性重复来尝试挽回过去，通过现在的活动来驱逐过去的悲剧性被动。由于这不可能成功，因为过去无法改变，所以这种战争不会给侵略者带来解放，即使最初取得了胜利，但最终还是会导致灾难。……从这个角度看，出生创伤和宣战之间的联系，可以被解释为是在否认真实的、隐藏的创伤，这种创伤从未被社会认真对待，因此需要展现自身。”
如果这个世界是个巨大的剧场，每个人呈现的就是他的角色设定，这个角色设定从他的出生、家族背景、经历中就已经决定了他的角色命运。每个人都是带着这样的角色设定扮演自己的角色，并按照角色设定走向、完成自己的角色命运。要摆脱这种既定命运轨迹，就需要看见，看见自己是如何被设定，如何被摆布的。当你看见的时候就是改变的开始。
我毫不怀疑，每一桩罪行背后都隐藏着个人悲剧。如果我们更仔细地调查这些事件及其背景，也许能为预防犯罪做得更多，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愤怒和说教。也许有人会说：但并不是每个受虐儿童都成了杀人犯，那样的话，会有更多的人成为杀人犯。这话没错。然而，人类如今已经陷入了可怕的困境，这不应该只是一个纯理论问题。此外，我们永远不知道，面对遭受的不公，一个孩子将会做出怎样的反应——有无数‘技巧’来处理这种情况。……我们几乎仍未意识到，以有辱人格的方式对待儿童是多么有害。
“因为所有这些人都曾被教育要听话，在责任和基督教美德的氛围中长大，他们不得不在很小的时候就学会压制自己的仇恨和需求。……现在出现了这样一个人，他并不质疑这种资产阶级道德的基础，相反，他能很好地利用他们从小就被灌输的顺从，他从不让他们面对尖锐的问题或内心的危机，而是为他们提供一种普遍的手段，使他们最终能够以一种完全可接受的合法方式来发泄他们压抑了一生的仇恨。谁不会抓住这样的机会呢？现在犹太人被指责为一切的罪魁祸首，而真正的在过去实施迫害的人——他们自己残暴的父母——得以被尊重和理想化。”
这种无意识的象征性目标当然是一种错觉，因为过去永远无法改变。然而，每一种错觉都有其意义，一旦知悉了童年的情况，就很容易理解。这种意义常常被案例史和传记作家提供的信息所扭曲，因为牵涉到防御机制，他们恰恰忽略了最重要的材料。……通常情况下，孩子的心理现实与传记作家后来‘证明’的事实关系并不大。……父母试图隐藏的事情正是孩子最为关心的事情，尤其是涉及父母的重大创伤时。
"我希望以希特勒为例说明：……
3.那些迫害他人的人，实在逃避自己作为受害者的命运；
4.有意识地体验自己的受伤经历，而不是试图回避它，有助于避免成为虐待狂，避免强迫性地折磨和羞辱他人；
……
6.作为成年人，我们不会因为指责、愤慨或内疚而有所收获，只有理解相关情况才能获得成长；
7.真正情感上的理解与廉价的怜悯无关；；
8.某种情况普遍存在并不能免除我们审视它的义务。相反，我们必须审视它，因为它可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
9.宣泄仇恨和体验仇恨是相反的。体验是一种内在的现实，而宣泄是一种可能让他人付出生命的行为。如果体验情感的道路被“有毒教育”的禁令或父母的需求阻挡，那么这些情感就只能被宣泄。这可能以破坏性的形式发生，就像希特勒那样；也可能以自我毁灭的形式发生，像克里斯蒂亚娜那样。或者，像大多数被关进监狱的罪犯一样，这种宣泄既会毁灭他人也会毁灭自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