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茨基对娜斯塔霞的悲惨命运的自我开脱：贵族的虚伪

娜斯塔霞的生日宴会结束后，普季岑和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相伴徒步回家，普季岑对托茨基这样说：“您知道，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听说日本也发生过这类事情。”“在日本，一个人受了侮辱，他就会走到侮辱者的面前，对侮辱者说：‘你侮辱了我，因此我来到你面前剖腹。’说完这话，他果然就当着侮辱者的面把肚子剖开了，他们好像真的报了仇，感到十分满足。世界上真有怪人，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

托茨基这样回应普季岑的比喻，他说：“但是，您自己看得见，亲爱的伊万·彼得洛维奇，我已经做了我所能做的一切，我不能超出可能的范围之外，您说对不对？您还要承认，这个女人有一些重要的优点......光辉的特征。我刚才甚至想对他喊----如果我在这乱糟糟的环境中能这样做----她本身就是我对于她的一切责难的最好的辩解，有时候，谁能不被这个女人迷惑到忘却理性......忘却一切的地歩呢？您瞧那个乡下佬，罗果仁，竟给她搬来了十万卢布！即使刚才所发生的一切是短促的、浪漫的、不雅观的，但是，您自己也得承认，它有声有色，十分别致。我的天，以她这样的性格，加上她这样的美貌，可以做成多么好的一个人哪！但是，无论怎么地努力，无论她有多大的学问，一切都算完了！她是一颗没有琢磨过的钻石----这话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说罢，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在娜斯塔霞的生日宴会上看到的这一切，普季岑看出了娜斯塔霞表演的这出自我毁灭的大戏，是对侮辱她、伤害她的凶手托茨基的控诉，从而得到精神解脱和心理上的满足。普季岑用日本人在侮辱自己的人面前剖腹自杀的故事与娜斯塔霞当场烧毁十万卢布表达自己对社会黑暗规则的嘲弄，两厢对比可以看出19世纪俄罗斯的知识份子对东方知识的想象。从托茨基的回答中，可以看到以托茨基为代表的俄罗斯贵族善于推卸责任和虚伪的本质。

托茨基说“我做了我所能做到的一切，我不能超出可能的范围这外”他是说，对于娜斯塔霞他已经竭尽所能，他做的正是他应该做的，他没有做到的也不属于他负责的范畴，这分明是对自己犯下罪行的无耻开脱。他完全忽略了或者说故意隐藏了他对娜斯塔霞幼年时的性侵犯和控制以及给她带来的精神摧残。而娜斯塔霞想摆脱被控制的生活，她个性的自我独立，她对独立生活的追求，“这令我无法对她进行责难”。托茨基的言下之意是说：娜斯塔霞跟任何一个男人走，他都不会阻止或者责难她。她随意选择！至于娜斯塔霞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无论怎么样都跟他没有关系。两清了。如他自己所为，他慷慨地把娜斯塔霞以七万卢布转让给了加尼亚，安排了她的婚姻，实际是为了能够摆娜斯塔霞对他选择新的人生伴侣的影响，为了摆脱她。他始终把娜斯塔霞物化，把她当作商品来流通，而非一个正常人，爱护她，尊重她。但他绝对不会承认自己的罪孽，他用所谓的逻辑掩盖了自己的罪恶，他推卸了自己所有的责任，他没有丝毫的良心。总而言之，他是一个道德败坏的人。他是当时社会所谓“体面人”的虚伪代表，他是典型的理性利己主义者。

托茨基看到了娜斯塔霞的优点，性格高傲、美貌动人，她努力勤奋有学问有智慧（这样一个全才的女人谁能够不被她迷惑呢？连乡巴佬罗果仁都要花巨额卢布来购买。从他对罗果仁的蔑视中可以看出他阶级优越感。）他对自己曾经占有过的女人给予这样高的评价，是在她残忍的自毁之后，他说，她的“光辉特征”，“她是一颗没有琢磨过的钻石”这样一个女人毁在了他的手里，他这时的评价并非是欣赏和尊重，而是有一种失去控制后的惋惜。他既迷恋娜斯塔霞的野性美，又担心其不可控制性，在他的人生观念里压根没有对独立人格的尊重。女人只是一个“物”，具有优秀品质和特征的女人同样不能够逃脱“物”的命运。作者揭示了19世纪俄罗斯社会剧变时阶层的分化及资本主义阶层的冷酷和普通女人的悲惨命运。

从托茨基的以上言语可以看出，他并不认为自己有罪，他的罪恶被体制正常化了，社会认为他可以也应该占有自己的养女。这是作者对当时社会体制的批判。他的这段话也是作者对恶的精准剖析，罪恶可以以冷静的思维，以合理的社会规范得到粉饰而逃脱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