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与太平天国争夺人心，曾国藩打出了捍卫名教的旗帜 —— 047《刚朴诚拙曾国藩：第一名臣与晚清巨变》

第六节、捍卫名教的檄文

在咸丰四年正月十六日给吴文镕的书信中，曾国藩还提及自己将于本月二十八日起行，可是没想到就在他写信的这几天里风云突变，吴文镕已于前一日因兵败而投水自尽。

崇纶儿子喜塔腊·裕禄，八国联军侵华时在逃跑路上服毒自杀

吴文镕之死还应该从督抚不和说起，当时的湖北巡抚崇纶系满洲正黄旗人，早年以内阁笔帖式得充任军机章京，累官侍读、道员、按察使、布政使等职，于咸丰二年出任湖北巡抚。咸丰三年九月间时，太平军逼近武昌城，崇纶贪生怕死，于是带着一些官员和将士到城外扎营，崇纶等人给出的说辞是守一座空城是无用的，以掩饰其胆怯，身为湖广总督的吴文镕出来不留情面地干脆揭破道：“身为抚臣，一定要出城扎营，不过是意在乘机逃避，借口说自己原本是在城外的，如此即可免除自己的丢失城池之罪！”吴文镕要求所有在城官员不得离城，誓与城池共存亡，并宣称有异议者必手刃之，结果崇纶等人只得听命。

崇纶一副小人心性，至此便恨透了吴文镕，必欲寻隙加以报复；像他的身份也有一重便利，这就是他系满人，本职之一就是为朝廷来监督、制衡吴文镕这个汉人总督的。为着稳妥计，吴文镕便与曾国藩约定了将一同出师，这样就将东下的时间一再拖延，崇纶于是抓住这个契机上折参劾吴氏，指出其借口等待湘军到来，其实就是不肯东下，终日只会闭城坐守，一筹莫展。吴文镕上折于是自辩，并揭露了崇纶，咸丰帝急于在军事上有为，因此干脆将吴、崇二人各打了五十大板，朱批道：“汝二人阙罪维钧，负气诡辞，无耻已极，胆大已极。”【1】咸丰帝强命吴文镕出师东进，而令崇纶留守武昌城。

为免过于冒险，吴文镕还是准备等待曾国藩的到来，可是崇纶多次前来责难，吴氏是一个廉耻心很重的人，他被崇纶催逼得急了，于是愤然道：“我受国厚恩，岂会爱惜一死？只是上阵杀敌的将士需要挑选和训练，且要等待贵州、湖南两军前来，以收夹击之效。看来今日是等不及了！”于是在正月间吴氏便督师进取黄州，中途屯驻于堵城镇时天降大雪，道路泥泞，辎重、粮草无法按期到达。太平军分多路来袭，初战之后被清军击退，后来更多太平军赶到，吴文镕指挥所部力战，突然后营起火，官军大溃，绝望之下吴氏乃投水塘而死。

骆秉章后来说，对于吴文镕的死，曾国藩是有一定责任的，这个责任不是指曾国藩迟迟没能率部东下，而是在曾氏的进言下，吴文镕拒绝了王錱带兵前来武昌的请求，骆秉章称：“吴制军若调王璞山带勇赴鄂，有此得力之将，恐不致有堵城之败。”【2】此说其实很牵强，从后文中我们不难看到，最初的王錱并非那么得力，若他那么早就东下，恐怕也将自身难保。

吴文镕死后，崇纶上奏称其失踪，继任的署理湖广总督台湧到任后，查得实情予以上奏，朝廷于是下诏依总督阵亡之例赐恤，予其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谥号“文节”，并奉祀于京师昭忠祠。吴文镕死后四天，即咸丰四年正月十九日，太平军就再次占领了汉口、汉阳，发起了对武昌的又一轮围攻，两湖形势再一次告急。

在正月二十六日时，湘军水师的战船总算初步赶造完成，共有快蟹船10艘、长龙船50艘、舢板150只，还有型号最大的拖罟一艘作为主帅座船；此外，还有购买及雇佣的红单船等120艘（很多都进行了改造加工），上面有炮位四百多，另雇有装运辎重的民船有上百只，总计下来船只共有大小四百多、火炮约六百门。陆勇大概六千人，曾国藩说其中近三千人的训练好一些，还能指望派上大用场；水勇共有十营五千人，水陆两军再加船工、长夫等计有17000余人。此外，衡阳还留守了部分人马，而以罗泽南留守坐镇，尽管曾国藩希望罗氏参与东征。

应该说湘军此番是仓促成军、粗具规模，能不能勉强一战都是未知数，作为主帅的曾国藩没有过直接的军事经验，过往又从未热衷过兵事，因此他只得向咸丰帝坦陈“臣才智浅薄，素乏阅历，本不足以统此大众”；再加上很多将官尤其是士兵，也都是没有过战斗经验的，这真可谓是初出茅庐了。曾国藩告诉胡林翼说左宗棠不愿意出来，郭嵩焘也无意再出来做事，还有很多所谓“有识之士”深怀忧惧，在这个关节上“皆怀入山恐不深，入林恐不密之志”——当然实情恐怕是曾氏难以洞悉的，像左氏本有坐观之意，郭氏则素来不好兵事（这也成为他做巡抚时的巨大劣势）；但患难之际能够追随在自己身边的人，如李元度、陈士杰等人，曾国藩也是会铭感终生的。

李元度，字次青，湖南平江人，中举后曾担任黔阳教谕；当他听闻曾国藩大办湘勇时，便主动上书数千言议论兵事，曾氏十分赞赏这份胆气，于是召其入幕参军事。陈士杰，字俊丞，湖南桂阳州人，以拔贡考取了一份户部小京官的差事，与晚清名臣阎敬铭同在一个曹司，二人皆以“戆朴”著称；当他在乡丁父忧时，正赶上太平天国之乱，当地土匪乘机浑水摸鱼，陈士杰便募集乡勇百余人将其平定，不久后他又越境解了永桂之急难；曾国藩听闻了陈氏的名声后，于是征辟其人前来参谋军事。据《清史稿·陈士杰传》中的记载说，由于触犯了军法，时为小校的鲍超当判斩首，在陈士杰力请之下才得免死。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除了罗泽南之外，还有一个人是曾国藩一直想拉过来参与东征而未能实现的，这就是刘蓉。曾国藩走的是一条前人还没有走过的路，他也素乏军事经验，所以此次东下必定是凶多吉少；刘蓉家中尚有老父在（咸丰九年离世），罗泽南也是如此（罗父同治元年才过世），可能还要再加上由王錱引来的不快，几重原因之下使得他们暂时没有加入东征大军。罗泽南驻守在了衡阳，算是为曾国藩看守后院，直到湘潭大胜后他才毅然参与东下之役，刘蓉应该也是同时前来的。

所谓“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在此艰难时刻，曾国藩依旧不惜一死挺身而出，还是平素的道德修养所使然！在给咸丰帝的奏折中，曾国藩毅然表示：“当此时事艰难、人心涣散之秋，若非广为号召，大振声威，则未与贼遇之先，而士卒已消沮不前矣。是以与抚臣往返函商，竭力经营，图此一举。事之成败不暇深思，饷之有无亦不暇熟计，但期稍振人心而作士气，即臣区区效命之微诚也。”【3】在咸丰帝看来，曾国藩的胜算也是微乎其微，所以他的心情是低落的，对于曾氏的上书，仅仅批复“知道了”三字。

有鉴于“下游贼势急如星火”，曾国藩决心不再拖延了。咸丰四年正月二十八日，湘军如期开拔，沿湘江顺流北上。当千帆竞航、旌旗招展的水陆大军昂扬进发时，曾国藩一定会感叹于命运的奇妙，自己竟以这样一种不自觉的形式，完成了一番从文到武的转变！此时，距离他接到母丧的消息不过一年零七个月，而距离他决定墨絰出山仅仅过去了一年又一个月，不管怎么说，湘军从无到有，总是其责任心强的展现，也是其苦心经营的结果。

【1】《东华续录·咸丰三十》

【2】《骆文忠公自订年谱·咸丰三年癸丑》，由于后来骆秉章与王錱关系密切，所以难免多替王錱辩白，也算间接拔高了自己，尤其是他对于曾国藩的功业之盛大概也是有点嫉妒的。

【3】曾国藩《报东征起程日期折》，咸丰四年二月初二

为了显得师出有名，也是为了聚集人心，更是作为一种动员令，在启程北上之际，曾国藩特意发布了一道《讨粤匪檄》。

檄文自古就有，如有史记载的武王伐纣时发布的《牧誓》，甚为有名的则包括唐时骆宾王的《讨武曌檄》，连太平军进入湖南时也连发了三道檄文，其中特意申明了自己的种族诉求和刷新政治、承诺太平的主张。

所谓“师壮在直”，优秀的檄文，自然可以作为有力的宣传文章，反之则可能无法调动共识。太平军的纪律相对而言还算可以，曾国藩晓得普通人受政治腐败之苦，生活极端困顿，民生方面的诉求压倒一切，所以太平天国的主张对他们是具有极强的诱惑力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太平天国有其必胜的基础，就算是八年之后，太平天国灭亡在即时，曾国藩依旧非常悲观地描述自己的心境道：“仰观天时，默察人事，此贼竟无能平之理。”【4】而今他硬着头皮也要上，想要在宣传方面针锋相对，乃至抓住洪秀全等人的软肋，就必须从文化观念上着眼，以团结士大夫与读书人为主旨，依靠精英阶级的力量、保守派的力量来抵抗极端激进派、压制革命运动！尤其是洪秀全等人的反智举动，及排斥孔子、破坏寺庙等举动，多少算帮助了清政府一方。

这篇《讨粤匪檄》值得我们好好介绍和分析一下，曾国藩在开篇就说太平军到处抢掠和搜刮，什么“荼毒生灵数百余万，蹂躏州县五千余里”，实际上这也主要是针对官绅及有产者（偶尔也有屠杀之举），所以他这篇檄文自然可以触动那些官户和富户；但是一旦太平天国建立根据地、政权建设走上正规化，那也是可能会将财税征收正常化，甚至还可以吸收原旧精英进入自己的新政权（事实上此时的石达开等人已经在这样做了）。

檄文中又说太平军强制给女子放足，凡抗拒者就会被砍足。当然这类恶性事件不见得完全不存在，但曾国藩这里肯定是故意夸大和抹黑敌人的，以收争取人心之效（其实像山区女子或客家女子，为了走路方便或承担繁重劳动，本身就是天足，太平天国也可能没有过正式要求放足的命令）。至于说太平天国宣扬什么田地都是天王的、货物都是天王的，这确实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但太平天国宣扬男子皆为兄弟、女子皆为姐妹，的确是破坏了中国传统的名教与人伦，尤其是禁绝孔子书、倡导上帝教，真是触到了天下读书人的痛点，为此曾国藩拍案道：“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明末清初的大儒顾炎武在其《日知录》中曾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辩?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这也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出处，“亡天下”即整个文化血脉的断绝，是关乎每一个人的大事，每一个人无论贵贱都应起而抗争！

在曾国藩看来，李自成经过曲阜时，尚且知道不侵犯孔庙；张献忠到了梓潼，也晓得去祭拜文昌帝。但是太平军所到之处尽毁诸如道观、庙宇、学宫等三教场所及大肆破坏关公、岳飞等偶像，这真是人神共愤之事！为此他这个部堂官要发大兵讨伐太平军，而且他还指出“今天子忧勤惕厉，敬天恤民，田不加赋，户不抽丁”，天命是站在朝廷这一边的。

最后，曾国藩义正辞严地声明道：“本部堂德薄能鲜，独仗‘忠信’二字为行军之本，上有日月，下有鬼神，明有浩浩长江之水，幽有前此殉难各忠臣烈士之魂，实鉴吾心，咸听吾言。檄到如律令，无忽！”

应该说曾国藩的确作了一篇好文章，这才是他的当行本色，但是其中很多道理确实是勉强的，就像我们前面说过的，佛教也是外来的，它在中国已然深深地扎下了根，很多士大夫并不以什么“以夷变夏”视之；尤其说虽说皇帝看上去总是好的，但架不住他手下的贪官污吏们都是坏的，只要夺了百姓的生路，那百姓们就全然顾不得了。但明知自欺欺人，曾国藩又不能不这样给自己打气，给官兵们打气！说到底，有没有这口气，在此时还是很重要的！尤其是若能因此让地方豪强、商贾富户这些社会中坚力量多出些钱、多出把力，自己在战场上的胜算就会增大许多。

所谓“尽人事、听天命”，在曾国藩的一生中，他将自己的许多成功都归之为运气的加持，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可以说，此时的太平天国若是能够派遣出一路精兵强将（比如用于北伐的兵力转而参加西征），就大有希望将新兴的湘军与羽翼尚不丰满的曾国藩扼杀在摇篮之中，那么未来的天下局势还真是很难说的。

颇为巧合的是，就在曾国藩率军北进的同时，太平军的兵锋也已经指向湖南，如二月初一占领岳州、二月初六占领湘阴，二月初九占领靖港、二月十三日占领宁乡，两只猛虎狭路相逢，大战一触即发！

【4】曾国藩《谕纪泽》，同治元年十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