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帮孤儿找家3年：让这个女孩和亲生妈妈见面，是最残忍的事

大家好，我是陈拙。

年前，某个社交软件上突然涌进一大波外国人。

这波外国人里，有晒猫图的，有对账比菜价的，有向中国人学做饭的，还有一波很特别的人，是专程过来求助的。

他们都是年幼时被遗弃的儿童，现在长大成人，想要寻找亲生父母。

我有点疑惑，这些人看上去活得都挺好，吃穿不愁，脸上也挂着笑，为什么一定要寻找亲生父母呢？

带着这个问题，我问了儿童福利院的专家，我的作者纪良安。

十几年前，她就在儿童福利院做康复师，迄今照顾过两百多个孩子。

纪良安告诉我，这样的孩子挺多的。命运好像赋予他们一种执念，只有找到亲生父母，他们才能更清楚“我是谁”，才能更好地与这个世界相处。

她就花了三年时间，帮助一个10岁的女孩寻找亲生母亲。

没想到，从福利院的院长、老师，再到民警，所有人都在阻止她们。

为了让孩子适应正常家庭生活，福利院会把身体不错的孩子，送进寄养家庭。这些孩子由辅导员老师负责，只在过节的日子回到福利院，平常我们很少见到他们。

唯独一个叫党妮的十岁女孩，跟我不太熟，却隔三差五跑回福利院，就为照顾我。

我工作忙，有时来不及吃饭，她就帮我打饭，为保温，还拿盖子把饭菜盖上。下雨了，她就找一块防雨布，帮我盖住露天停放的电动车。

就连我给孩子做康复训练，她都特意待在我身边，哄那些拒绝训练的小朋友，让他们积极配合。

几个月以来，她像是我的小秘书，但是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对我这样好。

直到有一天，她堵在我下班路上，说：

“姐姐，我想你帮我，找我的亲生妈妈。”

寄养家庭的孩子，归辅导员管理，寻亲不是简单的事，我要是帮她，有点越界。可是这个女孩为我做过那么多小事，搞得我不忍直接拒绝。

我说：“那我先了解一下你在哪里被找到的。”

党妮恐怕在学校听见同学说什么，或者电视上看见什么，才想起找妈妈的。十岁的孩子想法来得快，去得也快，过阵子，她可能就忘了。

没想到一个月后，党妮又在下班路上堵我，她问：“那件事怎么样了。”

没等我回答，她就把书包放在地上，腾出里面的课本，露出埋着的零食：薯片、巧克力、饼干……多数零食都是进口的。包里还有一个礼品袋，她拿出袋子，把零食放进礼品袋，羞懦懦地说：“给你！”

这个孩子竟然在贿赂我。

震惊之余，我心中警铃大作。那么想找亲生母亲，难道寄养家庭对她很差？想到这儿，也顾不得许多，我决定跟她回家一探究竟。

回家路上，党妮去菜市场买了几个土豆，半个冬瓜，一些苹果，她边买边和我唠家常：“我妈腰不好，这些太重了，我给她拎上去。”

等跟着她回到家，党妮介绍：“这是福利院的老师，她来家里看看。”顺手把菜递给养母。

养母是个四十多岁的老阿姨，长发染成棕色，眯眯眼，笑起来很爽朗。她朝我打声招呼，接过党妮手里的菜，嘴里絮叨：“你又瞎操心，把你的学习搞好，别再让老师请家长了。”

党妮招待我坐下，给我倒水，还拿出瓜子。养母说：“你赶紧写作业去，我招呼老师。”

党妮不情愿地回屋里写作业。我和阿姨随便聊着，心想语言可以欺骗，环境骗不了人，想知道真实情况，得靠自己寻觅。聊到一半，我发现她总是望向党妮，心里正在疑惑，养母突然起身，冲进党妮房间，一把拽住马尾。

“跟你说多少次了，抬起头来写字，会瞎的。”

养母的动作很粗暴，却有点熟悉的感觉，小时候趴着写作业，我亲妈也这样。

仅仅这样一个动作，离下结论还差得远。我趁着养母做饭，参观了一下她的家。养父母的房间很简陋，床铺、沙发、衣柜是旧家具，地板已经裂了，可是党妮的房间，完全不同，一看就是精心布置过。

她房间里贴着淡蓝色小王子图画的壁纸，墙上挂着一些奖状，拿木制边框镶起。书桌可以升降，椅子是人体工学的，台灯还是智能的，可以调节高度、亮度和光源，这些都不便宜。

见我进屋，党妮扔落笔，翻出家里的相册。照片里除了她和养父母，还有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那是养父母的亲生女儿。可是几乎每一张全家福，党妮都在最中心的位置。

这时，养母给她端来一杯水，里面泡了红枣、枸杞和玫瑰。

我已经很难说，“寄养家庭对党妮不好”这种话了。

等到吃晚饭时，所有饭菜都端上桌，阿姨先是一筷子夹住最大的鸡腿，放进党妮碗里，接着扭脸朝我笑笑，夹中另一只鸡腿，放进我碗里，说：“你吃你吃。”

养母对党妮不是不好，是太好了。

后来我还得知，养母的亲生女儿在外地读大学，老两口在这里，就是为了陪党妮上学。人体工学椅，就是姐姐省吃俭用存钱给她买的。老两口在老家盖房，留给党妮最大的一间，还给她准备嫁妆，甚至遗嘱里，财产都是党妮和姐姐对半分，拿她当亲生的孩子。

那晚回家路上，我有点懵，党妮生活在这样一个家，为什么非要找亲妈？

我打算认真和她谈谈，了解一下这个孩子。

遭到遗弃的孩子，多数都想找到亲生父母。社交软件上就能看到很多，我还曾经到美国和几位被收养的孩子聊过。

他们都已经成年，受到很好的教育，住在豪宅，生活条件很棒，但是依然想找到遗弃他们的亲生父母。

这是命运赋予他们的执念，只有解答这个问题，他们好像才能更清楚“我是谁”，才能更好地与这个世界相处。

然而那都是成年以后，十岁的党妮，距离这件事早了很多年。

在福利院外，我单刀直入地问：“你为什么想找到亲生父母？”

党妮说：“每个人都想知道自己是谁，来自哪里吧。妈妈扔掉我，肯定迫不得已，有她自己的苦衷，她也很牵挂我吧，我不想她一直生活在牵挂和内疚中。”

听到后半句，我眉头差点皱起，这孩子怎么回事？

自2014年开始，我除了在福利院工作，也一直在做遗弃儿童有关的社会调研。我去过很多贫困县城，走访过村委会、派出所和县医院。

经过四年调研，得出的数据显示，只有30%的父母是走投无路，多数不过是嫌弃孩子有先天疾病，或者单纯不想负责任。

我以要写一篇寄养家庭孤儿的论文为由，向辅导老师调取党妮的档案。她非常健康，只有耳廓畸形，外耳廓轻度粘连在一起，不影响听力，只是看上去别扭。这点问题就扔掉，恐怕很难说父母有苦衷。

听到党妮的话，我的第一反应是，这孩子非常天真。

然而天真，不是我对党妮的第一印象。

有一回，党妮想要参加一个去海南的夏令营，来到福利院，希望院长能负担一些费用。寄养家庭孩子的生活费、学费以及医药费，由福利院全额承担，但夏令营这种非刚需项目，就要看寄养家庭的父母和院长商量。

那天正逢市里领导到福利院突击检查，党妮看见了，从居室里直接跑到外面，强行和领导搭讪。领导问她一些生活上的问题，她就一个劲儿夸福利院和院长：

“福利院特别好，院长爸爸对我们特别好，经常带我们去玩。”

院长被夸得天花乱坠，送走领导以后，都乐得合不拢嘴，当天就拍板，由福利院承担了夏令营的大部分费用。

在那以后，我就记住了这个女孩。尽管在福利院待过十多年，我清楚这些孩子都早熟，可是看见党妮，还是忍不住感慨，这孩子太懂成年人的心思了。

党妮想找亲妈，就必须得到成年人帮助。她先找到辅导员和院长，但是都被拒绝了。

后来有一回，她偷听到我训斥一位义工，这才盯上了我。那时福利院捡到一个孩子，阿姨抱着喂奶，一位义工说，父母太不是东西，这么小就丢掉。

我把她叫出来说，你不要当着孩子的面，把你的情绪、你以为的真相传递给孩子，让他们在恨的环境中长大。

党妮说：“你和他们不一样。你理解我们，不对我们的亲生父母妄下结论。”

于是她没事就来福利院，照顾我，给我当小秘书，似乎就是为了有朝一日，向我提出“帮忙寻找亲妈”的请求。

这孩子聪明，懂得察言观色，可是在看待亲妈这件事上，却好像非常天真。

我感觉她有点矛盾，于是暗中观察，想看看，她是不是故意在我面前表现天真，可是我的猜想错了。

党妮常常和小孩们玩过家家的游戏，总是抱着一个洋娃娃，温柔地哄着它：“你睡吧，妈妈就在这里呦。”

有个平常总爱惹是生非的男孩，对着婴儿车里的孩子说：“你真可怜，这么小你妈妈就不要你了。”党妮赶紧捂住他的嘴巴，把他推出婴儿的房间，说：“你不要在她面前这样讲，她妈妈肯定是有难处、有苦衷的。”

我听到她说的最多的话就是“她是有苦衷的”，有个孩子缠着护理员要抱，护理员把孩子推到地上，被开除了，党妮也说：“她当时肯定是有其他重要的事，不是故意的。”

在党妮的眼里，错了的人，总是有苦衷的。

这个早熟、聪明的孩子，好像一遇到亲妈这件事，就瞬间变得很天真。

福利院春游，纪良安和党妮的合照

聊过以后，党妮对待我更加殷勤。

除了给我带零食、帮我打饭、给我的电动车盖防雨布，帮助我给孩子们做康复训练，就连我午睡的时候，她都要牢牢盯住我周围，要是有孩子叫我，她就赶紧跑过去和人家说，姐姐在休息，她值夜班很累的，你需要什么，我来做。

这种无微不至的照顾，让我有点羞愧，每每看着她，感觉像欠她好多。

党妮出生的时候，本地还没有福利院，只有收容所，她的档案是手写的，很陈旧，只写着华安派出所送来，距离福利院14公里。

趁着周末，我带党妮来到华安派出所，想借警察的嘴，看看能否让她退却。

进派出所，我只说自己是邻居姐姐，让党妮自己对警察说。她见到警察，没有一点胆怯，大方说自己是福利院的孩子，想找亲生父母，希望警察能告诉她，被遗弃的地点，管辖的派出所在哪。

警察说：“要查也得福利院或监护人，至少也是你们拿着福利院的书面授权书。”

就这样，我们灰溜溜地走了。回去路上，党妮边走边哭。

我原以为，这回该死心了吧？结果没过两天，派出所打来电话：“这个小孩又来了，死活不说家长电话，只说你的电话，你赶紧过来把她领走。”

我来到派出所，当着党妮的面，只能和警察说：

“我是福利院的工作人员，小孩执意要找亲妈，能不能通融一下？”

警察说：“我查过她的原始资料，不在本地。没有授权，你往下问人家也要你的身份，你们还是回去找院长开介绍信吧。”

党妮找过院长，被院长拒绝了，不肯让她找亲妈。我想这下算是彻底吃了闭门羹，于是在派出所门口，对党妮说：“警察说得对，这种信息也不能随便告诉别人，没有合法手续，是不可能问到的。”

这样说就是为了劝退党妮。可是这个孩子，往派出所门口一蹲，就开始哭。我要拉她走，也拉不动，一直蹲在派出所门口。

我只得说：“这个事肯定是需要经过院长的，我回去和他谈谈，看看能不能让他同意。”

说到这儿，党妮才抬起头，像看到希望，擦干眼泪，点点头。

这孩子好像一下子，就把我拿捏住了。

回到福利院，我再问党妮，为什么非让我帮她，被院长、辅导员拒绝，再去不就好了。

党妮的回答让我吃惊，她说：“他们只是在这里上班，把我当成工作。”

我接着问，要是我也不帮她找亲妈，她要怎么做。

党妮说：“那我就找我姐，我姐没我妈那么敏感……反正这件事不能让我妈知道，我要是和她说，会伤害她。我妈对我很好，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说，才能让她明白，我不是不喜欢她，不是生活不幸福，我没有别的心思。”

换句话说，我是党妮在福利院唯一的选择了。

我问，要是姐姐也不帮你找呢？

党妮盯着我，丝毫没有动摇，“那我就等到十八岁成人，自己去找。”

“倘若结果非常残酷，你是不是还想知道？”

她不明白“残酷”指什么，我继续说：“你被亲生父母扔掉，大概率有几种情况，比如未婚先孕，或者未成年怀孕无力承担，或是连自己也养活不起，没有能力抚养孩子，但是也有可能因为你耳朵的缺陷，嫌弃你，觉得你是负担，不想要你。”

她愣住了，思索了几秒，很快说：“我可以接受，无论什么结果，我都想找到妈妈。”

看来这孩子是铁定心了。

不愿意帮助党妮，又不直接拒绝她，是因为我打心里感到胆怯。

当党妮告诉我，我是她除家人以外最后的选择时，我莫名背负了一笔巨大的情感债务。好像别人的命运掌握在我手里，我的抉择，将改变她未来的人生。

不帮她做这件事，她势必继续找下去，绝不会像自己说的那样，等到十八岁。这孩子能独自跑到警察局，指不定哪天就能做出更出乎意料的事。

如果帮她找到亲妈，结果是亲妈很恶劣，或者有很严重的疾病，譬如精神病、半身不遂，党妮都将受到巨大的情感冲击。她嘴上说能接受，可是我不大相信天真的话。

两种抉择，对我来说都是沉重的考验。万一选错了，党妮的人生可就难了。

所以我只能一直拖着，躲着。那阵子我经常感到紧张、纠结，甚至连续做噩梦。心理学的书籍告诉我，这是焦虑、心理压力大的表现。

直到福利院的一场会议，让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党妮的事。

福利院有个五岁的孩子，问一位志愿者，“我是不是被丢掉的。”

志愿者不知该怎样回答，实话实说承认了，结果孩子闹情绪，哭起来。这事被一位在隔壁办公的领导听到，在福利院召开全体会议。

领导在会上说，以后我们的工作要重大改革，凡是孩子问起身世，统一说父母去世了，不要节外生枝，搞那些乱七八糟的。要把孩子分为三类，第一是能收养的，按照收养家庭喜欢的模样培养，他们喜欢什么样，我们就把孩子培养成什么样。

第二是难收养的，尽快给孩子找到寄养家庭，送走，让他们和寄养家庭建立链接。

最后是有重大残疾的，注定18岁以后无法走进社会，要直接进社会福利院的。所有老师和阿姨，不要跟这种孩子产生过多的感情。如果在儿童福利院照顾得太好，到了社会福利院和养老院，他们适应不了那里的环境。

“以后的工作，就统一按照这个模板进行。”

这些话让我如坐针毡，非常愤怒。

为节省人力和物力，简化工作流程，他们打算把这些孩子驯化成不要有麻烦、不要有问题的样子。这是工业流水线，生产罐头产品，是批量驯化马戏团里的动物，唯独不是对待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成年人总是在分析利弊，找出看上去最划算、最有利的一种活法，去安排孩子。但是利弊不该是人活着的唯一目的，我们也不该用利弊的算法度过人生。每个人的人生都应该由他们自己经历，而不是大人设想出一个成本最低、最划算的方式。

我找保育阿姨吐槽，怎么能这样，结果阿姨说这也挺好，至少工作起来比较省事。

会后，我又看到了党妮，她已经帮我打好热腾腾的饭菜。

我突然想到，党妮不就是领导眼里，“有问题、有麻烦”的孩子吗？按照领导的想法，她最好按部就班地在寄养家庭长大成人，而不是瞎折腾，解答内心的疑问。

我没有发言权，也没有权力改变福利院的做法，但至少，这里有一个孩子，还没有被培育成千篇一律的乖小孩，她在寻求我的帮助，想让我陪她，走上一条充满问题和麻烦的路。

我有点动心了。

我找到院长，和他说了党妮的事情。自从这家福利院2013年建院，院长就在，现在他任期将满，准备调离，工作上的重大变革，只能交给下一任院长，要是等到他离任，党妮的问题，或许真的只能等她长大成人以后了。

院长满脸愁容，“干嘛非要找呢？寄养家庭对她多好。”

我说：“我们没法替孩子活，如果不帮她做这件事，她始终都有这执念，干出什么事就不好了。我去寄养家庭看过，的确是非常好的家人，但是只有成年人才计算利弊、好处，年轻时只会跟着自己的喜好走，利弊也不是活着的唯一目的。不然就帮她找找看？”

院长皱着眉头想了半天。我恐怕不是第一个来找他的人，党妮在找我之前，直接找过他，也找过辅导老师，阿姨，能找的人都找了，她们可能都来向院长汇报过。

也许是觉得拗不过这个孩子，真怕她出事，院长叹了口气说：“那你就带着她周末、假期去吧，不要告诉寄养家庭，不要伤人家的心。”

院长打开电脑写了一份说明书，盖好章，递给我之前，又嘱咐我，“你把握好分寸，如果查到亲妈太混蛋，就赶紧停止，别让她受到什么伤害。”

我拿着授权书，带党妮又来到派出所，仍旧是上次接待我们的警察，他无奈地摇摇头，仍然不是很愿意让她往下找，“你为啥非要找呢？福利院过得不开心？”

党妮说：“没有，福利院很好，寄养家庭也对我很好，我就想知道我是谁。”

但是寻找一个孩子的过去，注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警察查到党妮在一个叫春心收容所的地方待过，距离这里40分钟车程。打不通电话，我们乘坐大巴过去，结果收容所关了。

向街道社区打听，也没有消息，去管辖派出所，查收容所当年的管理者，半天没查到，警察让我们回去，查到给我打电话。

直到三个多月以后，当年收容所的所长给我打电话，读出党妮的档案。

原来党妮被遗弃后，被一家人捡到，这家人养了她10个月，想要收养她，但是最终也没办法上户口，这才报了警，警察把她送进收容所。

档案里只有简单描述，没有写是谁捡到她。我们只好询问那家人报警的龙林派出所，电话打不通，一查距离福利院约80公里，也不是马上能去的，就想等党妮放假再说。

然而到了假期，疫情席卷，所有事都停滞了。

疫情封闭学校，党妮经常到福利院来，除了继续做我的小秘书，每次我上夜班，她都要留宿和我睡，和妈妈说我给她补习功课。

我的宿舍有两张单人床，分配给我和另外一位老师，那位老师就住福利院对门，几乎从不睡宿舍。等我把孩子们安顿睡了，回到宿舍，和党妮就像是大学室友那样，熄灯，拧开一盏小台灯，聊聊天。有一回我问：“你真的不怕得到亲生母亲不爱你的结果吗？”

她从被子里钻出来，坐起来说：“不会的，没有哪个妈妈不爱自己的孩子，她一定是有苦衷的。扔掉我，她也一定很内疚，那我现在长大了有能力了，我要救赎我妈妈。”

我不由地感慨，她寻找亲妈的决心有多强烈，那股“天真”的劲儿就多气人。

2021年的下半年管控放松，党妮又来找我，问我是不是可以去找捡到她的那个人了？

我还是没有下定决心，依然害怕她的“天真”接受不了黑暗的真相。

于是，我以过几天要出差为由拖延，她给我打电话，问我哪天回来。到回来那天，我说又去了趟别的地方，要晚几天才回去。过四五天，她又给我打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回。

我实在躲不过这种催命般的追问，索性和她摊牌。

回去以后，我约党妮在麦当劳见面，再重复那个老生常谈的问题：

“如果亲妈不爱你，不想要你，你还要找她吗？”

她也还是那句话，“没有妈妈不爱自己的孩子。”

我说：“我以前照顾过一个女孩，被母亲扔掉过四次，你也认为她的妈妈爱她？”

她有点疑虑，挠挠头，依旧说：“她肯定有什么难处。”

我又问，那杀人犯呢？杀人犯也是有苦衷的？

她居然说：“你看电视剧上杀人的，都是被逼到墙角了。”

我看着眼前这个12岁的女孩，突然觉得，她需要被现实上一课。乐观、善良固然是很好的品质，但是任何事都是一把双刃剑，过了那条界限，都会是一种灾难。

每个人成长的路上，都有那么一两件事，打破理想与现实的分界。或许是被最要好的朋友出卖，或许遇人不淑，离婚，或许是被骗了钱，走上破产还债的路。

我从小生活在一个良好的教育环境里，爸妈都是机关单位的，小区里住的，都是清华大学毕业的科研人员，遇到的人都是高知。我自幼就像活在温室里，一点都不了解现实世界。

2006年，我最好的朋友突然从荷兰回国，给了我一张肝癌晚期的诊断书。她说这次回来是希望我和她男朋友一起陪她去荷兰，度过人生最后一段路。

到了荷兰才知道，她找我们来的真正目的：她希望我们签署一份安乐死同意书。不是法律文件，只是家属同意书，是医院为了避免日后纠纷的一道手续。

我的朋友自幼被遗弃，奶奶去世后没有亲属，在事实关系上，我和他男朋友是唯一有资格签署家属同意书的。为了让我们签字，她拒绝打止痛剂，让我们目睹她的痛苦。在社工和律师的帮助下，我们决定放她走。

决定是我和她男朋友一起下的，但是执行那天，他消失了，最终由我一个人签署。

一个月后，在她的追悼会上，我遭受到她的同学、老师、邻居的谴责和攻击，他们说“是你杀了她”“你会遭到报应的”，我用眼神向她男朋友求助，他躲开了，没有解释她的痛苦和强烈的愿望。

我无力辩解和反驳，只能被淹没在这种攻击里。从那天起，我与整个世界隔绝，再也不敢置身阳光下，只能蜷缩进卧室，拉上窗帘，不敢见光，不能听到任何声音，即便耳机里的声音也会把我自己吓到。

19岁那年，我被确诊为创伤后应激心理障碍（PTSD），休学，躲在家里一年未与外界接触，也没有再说过话。直到在一位精神科医生姐姐的帮助下，我进入儿童福利院，走上截然不同的人生。

对我来说，这是人生真正的开始，所谓“长大成人的一瞬间”。虽然无比疼痛，熬过去，可能会获得新生，而党妮也该经历这个瞬间了。

两年多来，我一直不愿意帮助党妮寻找亲妈，我拖延、逃避，反复打退堂鼓，就像是一个旁观者，害怕打破她的美梦。

现在我突然意识到，党妮的美梦壳子太厚了，我必须帮她打破这壳子，呼吸外面真实的空气，即使外面的空气没有那么纯净，充满了硝烟和残酷。

党妮望向我，好像在拿眼神乞求我不要放弃。

在麦当劳，我们达成了一致。我向她承诺，在往后的调查中，无论出现什么样的信息我都不会隐瞒，如果最终结果不好，都是她必须要承受的代价。

她马上使劲点点头，“好好，没问题。”

直到此刻，我才真正登上了这件事的舞台，下定决心陪她到最后。

我安顿好工作，在2022年五一假期前，和党妮的养母说，假期我带她去大峡谷旅游。两年多来我们已经熟悉，阿姨很放心让党妮跟我出去。

就在那个五一假期，我们甩掉所有的疑虑，开启这趟寻亲之旅。

党妮在一个偏僻的县城被遗弃，要走很长的盘山路，没有高速，有一段还是石子路，很不好走，我们先坐了一趟公共大巴，到达一个县城包了一辆车，大概走了五六个小时，终于到达党妮出生地管辖的龙林派出所。

接待的警察不是很愿意帮忙，问了一连串“为什么要找亲妈”“福利院过的不好吗”“孩子有什么病吗（他以为是得了一些需要父母捐献的疾病）”，发现都不是，他就更疑惑，“那你为啥非要找？”

党妮回答过太多遍这个问题，有点不耐烦地说：“你就别管是为啥了，反正就是要找，我们有福利院的批文，你要不放心你给福利院打电话确认。”

警察说：“哎呀，我又没怀疑你，你看看我们这，路也不好走吧，又穷，教育水平也差，比不了你们城市，你就是找到了，你那妈也很穷，养不起你的，还是你们那边好。”

党妮撅着嘴，直勾勾地看着警察。

警察说：“行行行，我给你找，这十几年前的了，这可得翻一阵子呢，等我们所长回来他估计知道在哪，我刚来一年，旧档案不知道在哪。要不你们先找个宾馆休息，我找到了给你们打电话。”

党妮撅着嘴说：“你可别想骗我，我找不到我就不走了，我天天来。”

我们找了一家宾馆暂住。大概两三个小时后，我收到电话。打电话的是所长，他说：“找到捡她的人了，地址我短信发给你。”

片刻后，我收到短信，除了地址外，还有一句：

你带孩子跟那家叙叙旧，然后就带孩子回去吧，不要让她再找了。

他没有明说，但我感觉他们已经找到当时的笔录，内容应该不乐观。但是我也不打算打退堂鼓，走到这里，就让她面对。

我们从宾馆找了一辆三蹦子，走了五六公里，终于抵达捡到党妮的人家。这个村子是比较新的农村，房屋建筑看着挺气派。站在那家门前，党妮说：“咱们买一箱牛奶吧？”

我们环顾四周，没有看见商店。党妮也不想走得太远，于是作罢。

我刚要敲门，党妮拦住了我说：“待会儿你问人家，我不好问。”

我挺好奇，“为什么不好问？”

党妮说：“人家是跟我有感情的，可是我一点印象都没有，一上来就问人家信息，不是显得我太功利了吗？你本来就是福利院的工作人员，问这些事情很正常。”

“天真”的脑子，好像瞬间切换了。

我敲门，一位大概60岁的阿姨开门，头上系着红色纱巾，穿着有点脏的旧围裙，戴一副黄铜耳环。党妮迫不及待地问：“阿姨，十几年前你是不是捡到一个小孩？”

阿姨点点头“对对对”，党妮说：“我就是！我来看看您！”

阿姨很激动，抓着党妮的肩膀，半天也忘了请我们进去，“你都长这么大了”。

进门以后，阿姨泪眼婆娑地抚摸着党妮的头，“当时我特别想要下你，可是上不了户口。你小时候可乖了，都不哭的。”然后开始一连串问题，“你现在几岁了？在哪上学呢？学习好不好……”

老阿姨为招待我们，把茶几上摆满各种水果，像是要把家里所有吃的都拿出来，“中午一定要在这吃饭，我先去把米饭焖上。”说着就去厨房张罗。

我们也不好一上来就问人家关键问题，想着吃饭的时候，边吃边聊着问。党妮一直朝我使眼色，还在底下拽我的裤子，那意思好像是说：你怎么不问？你快问呀。

这时阿姨接了一个电话，嘴里说的方言，我只能听个大概。阿姨说：“嗯对，为什么啊？”她问了几次“为什么”，最后“额…好…哦…嗯”，挂掉电话仍然一脸疑惑。

我觉得是派出所的人，于是假借帮她做饭，聊起来：“你记不记得在哪捡到她的？”

阿姨一看就是老实人，大大咧咧不会撒谎，听我这么一问，坑坑巴巴地说：“那个…哎呀…是我老公捡到的，他说来着，我忘了…”然后赶紧转移话题，“你们有啥忌口不？我给你们做炸排骨，黄焖鸡，两个青菜，你看行吧？”

我随意附和着，更加确定刚才是派出所打来的电话。

满满一桌子菜，党妮却心不在焉，咬着筷子，拨两下米饭，到最后也没吃两口。我余光都能感觉到，她一直在看我。我只能继续追问，可是阿姨都以“我老公捡的”“忘了”“你现在这么好，就不要想以前的事了”为由不愿回答，然后转移话题。

问不出什么，我们只能告别阿姨。

出门以后，党妮很沮丧，嘴里一直嘟囔：“怎么会什么也不记得呢。”

回到龙林派出所，警厅里站着一位老警员，一见到我们，就瞪大眼睛，冲我使眼色。他就是龙林派出所的所长，到阿姨家以前那条短信，就是他发给我的，恐怕阿姨接到的电话也是他打过去的。

所长把留党妮在外面，单独叫我进办公室，掰扯一顿，问出那个问题：为啥非要找妈？

我只能重头和他讲了一遍。

所长说：“我看了当时的笔录，这妈很恶劣啊！确定要告诉孩子吗？”

我很坚定，“是的！起初我和院长都是不赞同的，你问的这个问题我问过她不下十遍了，每次她都很坚定。我们大人是不能以为你好的名义，把我们认为不好的事情擅自遮住，她需要自己去经历，这个事前前后后快三年了，她自己想清楚了。就告诉她吧。“

所长若有所思，还是不肯罢休，“给你们院长打个电话。”

我拨通院长的电话，跟他讲出现在的情况，再把电话递给所长。他们用方言交流着，我想笔录里记录着的情况大概不乐观，可能比我想象的还要恶劣，所长怕孩子承受不了，要和院长再次确认。

说了一会儿，所长放下电话，叹了口气，“你出来吧。”

他让我先坐，他去里面拿出一个文件夹，从文件夹里找出其中的两张，大概是涉及到我们无权查看的隐私，只有这两页能给我们看。我和党妮并排坐在所长对面，他把那两张纸放在桌子上，迟疑半秒钟，又突然猛地按住，一下推到我面前说：“字迹不清楚，你先看吧。”

其实笔录写的非常清楚，所长不愿意给党妮，就是因为情况太恶劣了。

2009年7月，张兰在山上采菌子，看到一个女人将一个包裹放在树下，女人东张西望，看到有人发现她，她赶紧跑了。张兰快走几步，发现是一个孩子，她喊女人：“你别走，你别走，你给我站住！”

张兰背起箩筐，手里抱着孩子追赶女人，追上后问：“你是不是张家村的？我见过你。你不要孩子了？”女人听到这话准备跑，被张兰死死抓着，张兰说：“孩子有什么问题？你有什么困难咱可以想办法嘛，你不能不要孩子。”

女人甩开张兰，张兰抱不稳孩子，只能放开女人，女人跑掉了。

安顿好了孩子，张兰去张家村找那个女人，她在村里晃悠了三个小时，碰到回来的女人，女人说：“那你让警察来抓我，抓了我我也不要。”说完女人跑掉了，张兰没有追。

读完，我抬头望着所长。他又给我使眼色，盼着我能在最后时刻改变主意，不让党妮得知残酷的真相。可是我早已经下定决心，不管什么情况，都不再瞒着党妮。

我还是把这两页纸给了党妮，所长叹了口气，拿着保温杯去倒水了。

党妮手里握着这两页纸，边看边哭，眼泪掉到纸上，止不住。

所长倒水回来，拍了拍党妮，“小姑娘，我能理解你找亲妈的心情，这是你们第一次来，我想把你们打发走的原因。这种妈不如不知道。没什么，就是有这种人，你就忘了她吧，回去好好孝敬你养母。”

这种话党妮听过很多遍了，她不理所长，坐在椅子上一直哭，后来趴在桌子上哭。所长又单独找我说：“那个女人不在我们的管辖范围，可能是被发现遗弃，怕有麻烦。迁走到哪，我们是可以查到的，但是没有必要再找了吧？”

我没敢看他，低头说，“让她自己决定吧。”

所长白了我一眼。

最后党妮还是说，“我还是想见她一面。”

听她这么说，所长满脸不可思议地问：“这娃娃智商是没有问题的吧？有啥病没？”

我说：“她没病，很善良。”

所长说：“太善良也是病！”

党妮听到这话，眼角还挂着泪，撅起嘴瞪了人家一眼。

所长在办公室查到党妮亲妈的现居地址，还打了一个电话，和那边的派出所打招呼。出来的时候，他手里拿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串地址。可是这回他没有给我，而是直接把纸条递给党妮说：“孩子，去爱值得你爱的人。”然后出去了。

党妮手里握着纸条，好像没听见，“懂得感恩”“珍惜当下”“爱值得爱的人”这种话她在福利院听过够多了。

离开派出所，快天黑了，我们在宾馆住下，我想看看党妮最后的决定。

等她情绪恢复一点，我问：“你想明天回家，还是去找她？”

她欲言又止，没有回答我，这是我两年多以来，第一次见她在这件事上犹豫。最后她说：“我们还是找她去吧，听听她怎么说，她当时也有难处吧。”

我想劈头盖脸一通撕掉她的遮羞布，党妮却突然趴在床上嚎啕大哭，边哭边说：“怎么会有人不爱自己的孩子？世界上真有这样的人吗？”

我有点懵，感觉她“天真”的模样，在我心里裂开一道缝隙。

第二天起来，党妮和我说：“我们还是去找她吧，问问她为什么不爱我。”

于是我们前往生母现居地的管辖派出所，由于龙林派出所的所长打过招呼，我们一进来，这里的警员就知道是要找妈的人。一位比较老的警员说：“她就在前面左拐，加油站旁边的那排房子住，你确定你要去吗？”

党妮没有马上回复，好像有点犹豫。

警员说：“还有一个信息，龙林派出所不知道，你想知道吗？”他看向党妮。

党妮瞪大眼睛看着他，几秒后，还是点了点头。

“我们前几年协助其他所解救被拐儿童时，被抓的人贩子交代罪行，提到她，她要卖掉一个孩子，因为耳朵有缺陷，人贩子没有要。”

党妮没有哭，看上去也没有情绪，只是呆呆地坐着。外面下起暴雨，派出所把我们安排在闲置的宿舍里，让我们先休息，等雨小再做决定。

党妮伫立窗前，望向远处加油站旁边那排房子，不知道在想什么。

这时我的电话响了，是她的养母，问我们什么时候回来，下雨了，要不要开车接。阿姨在电话里唠叨着，我望向窗边的党妮说：“她去上厕所了，我稍后问她，给你回电话。”

我走过去说，你妈给你打电话了，说要来接我们。

党妮没有说话，前面是遗弃她、要卖掉她的生母，后面是爱她的养母。

暴雨下个不停，好像故意给这个女孩多一刻抉择。

那时我觉得，她肯定还是要去的。将近三年，这一路不知道去过多少地方，前面五百米，就到终点了，不去见一面说不过去。

而且看过笔录，听完警察说人贩子的事，我心里都非常愤怒，想质问这个亲妈，甚至都想临走时骂她两句。

党妮突然说：“姐姐，我们回去吧，我想我妈了。”

她拿起我的电话，拨给妈妈说：“妈，你不用来接我们，我们自己回去，晚上能到，下雨开车不安全。”我听到阿姨在电话里叽叽喳喳，嘱咐不停。

挂电话前，党妮有点哽咽地说：“妈，我想吃炸菌子土豆焖饭。”

她挂掉电话，抱住我说：“谢谢你，姐姐，你打心底尊重每个孩子，这几年陪我胡闹。我再也不会找她了。”

我只是觉得怅然若失。

党妮的决定，颠覆掉我对这孩子的印象。

三年时光，百里山路，走到最后一步，总得画上句号有份交代吧，可是党妮选择不要。

我终于明白，她在这件事上根本不是“天真”，而是一直在欺骗自我。

党妮和我讲过，她们班同学都知道她是福利院的小孩，对她格外好。有一次她被其他班的同学欺负，他们班十几个人找人家打架。

班里有调皮爱捉弄女生的男生，但是他们从来不捉弄党妮，到她值日的时候，还帮她一起打扫卫生，体育课跑步的时候看她落下太多，前面的几个同学故意跑慢一点。

她三岁被福利院接管，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里长大，爸爸、妈妈、姐姐都很疼爱她，在学校受到老师和同学的照顾，住在村里，邻里间也友好熟络。

在她的世界，所有人爱着她、关心她，唯独那个亲生母亲不爱她、不想要她。

党妮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只能给生母找借口，“她肯定是有苦衷的。”

最后，她选择保留那份幻想，宁愿继续骗自己，也不愿意触碰最后的真相。

回程的长途巴士上，党妮坐在靠窗的位置，脸朝窗外，哭了半小时，后来闭上眼，趴在前面的靠背上，直到送她到家，我们也没有再提这件事。一周后，党妮给我发信息：

你有没有觉得我很傻？

我问她，怎么会傻呢？

她说，我相信一个不爱我的人有苦衷，很傻，而且现在大家都知道，我妈不爱我了。

我说，会有这样的人，但也会有很多人觉得你好勇敢。这个年龄，我们都愿意在美好的梦里沉溺，很少有人愿意主动离开美梦，认识世界的真相，也很少有人知道自己要什么，愿意承担相应的结果，你12岁就做到了，我12岁既没有自己的想法，也不敢承担责任。

这场碎梦之旅后，党妮还是经常来福利院，常常带给我礼物，给我编过一顶帽子，妈妈做的鲜花饼，去外面采了花做成花束送给我，只是再也没有提过她的亲生母亲。

我感觉她没有以前活泼开朗，变得成熟稳重了一些。

党妮把寒假安排得很满，春节前就把学校的作业写完了，还把下个学期的课本预习了一遍。春节期间，她去福利院帮忙，问院长，我当义工你能给我钱吗？院长问，你要钱干什么，她说，我想报个英语班。

院长不知道，党妮为啥突然冒出这个想法，但我清楚。碎梦之旅后，党妮问过我做什么工作比较好，我说那得看你兴趣。她说，如果也没什么兴趣，那做什么会生活比较优越？

我说英语吧，英语很好，应该能找到不错的工作。

后来院长给党妮报了英语班。有一次我周末去看她，她还在背英语，跟我说，我要好好学习，以后让爸爸妈妈姐姐过上好日子，我要带妈妈去国外旅游。说到这儿，她突然问我，哪里与中国最不一样？

我说，可能是土耳其吧，房子都是五颜六色的，和中国很不一样。

她说，那我以后就带我妈去土耳其。

我有些欣慰，自己的决定没有错。这段旅途让她重新认识这个世界，之前自己幻想了一个世界，还是一个小孩子，这次之后她要承担责任了。

改变的还不止是党妮。碎梦之旅刚结束时，我怕党妮情绪很糟，我也不能每天看着她，就把整件事告诉了她姐姐，让她姐姐注意一下。

党妮的姐姐问我，为什么愿意带着她胡闹，我说，需要有个人把她的梦砸碎，或早或晚，你我都无一幸免，只是她在这个年龄找上门，那就现在吧。

党妮的姐姐觉得，我和党妮都很了不起，因为多数人只敢活在“安全与正确”的选择里，而我们敢和这样的选择说不。曾经她也是很保守的的人，现在好像也受到影响。

党妮碎梦之旅半年后，姐姐辞掉公务员的工作，开启间隔年，说是需要明白我要什么，再去工作。后来她去斯里兰卡支教，回来以后读研究生，打算去当老师。

而我在一年后，渐渐远离了福利院的日常工作。与领导层教育理念的不合，注定让我在这里无法施展抱负，也没法去真正改变那些孩子的命运。

与其在这里空耗，不如把有限的人生放在更重要的事情上。不过遇到“有麻烦、有问题”的孩子，我还是会过去帮忙。

与其封锁那些麻烦和问题，把孩子培养成乖宝宝，不如陪伴他们走过生命中的阵痛，经历过这些的孩子，往往比我们想象中更能承担责任。

碎梦之旅两个月后，我担心党妮的情绪问题，和养母打招呼，让党妮周末跟我回家。于是周五放学，我去学校接她，她半天也没出来，原来是被老师留下改作业。

老师见人来，就让她走了，临走时问党妮，这是谁呀。党妮犹豫了一下说，这是我姐姐。

离开学校，党妮好像特别开心，她对我说：

“我觉得我们像战友，你陪我经历了自己的战役。”

读完这篇故事，我总是想起小时候我妈教我骑自行车的事。

我上车，她就在后面扶着，骑两步，她松手，我啪地一下摔倒了。回头一看，我妈一直望着我，招招手让我爬起来。

于是我再上车，她再扶着我，松手，这回我多骑了五米，又摔了。

后来我摔的次数越来越少，骑得越来越远，就这样一点点学会骑自行车。

要是我妈一直抓着车屁股不撒手，或者我摔了，扭脸一看她没人影了，也许这辈子我都学不会骑自行车。

在党妮的梦碎之旅中，纪良安也许就是这样的吧。

陪伴孩子，不是让她绝对安全、没有问题，也不是任由她自己肆意胡闹，而是在安全的范围内陪着她，让在她经历残酷真相时知道，背后有人陪伴，摔倒也不怕。

每一次爬起来，她都会变得更强大。

（文中部分人物、地点系化名）

编辑：迪恩 小旋风

插画：大五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