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面人生的危险结局

喜寿庄101号房

1997年3月19日下午17时许，东京警方接到报案：涩谷区圆山町名为喜寿庄的木结构公寓一楼的101号空房间里有一具女尸。

圆山町位于涩谷站西侧、道玄坂上北侧，是知名的情人旅馆街，从早期艺妓聚居的地点，到二战迅速发展的特殊行业，在日本泡沫经济鼎盛时也抵达顶点——不到两千人的社区里，最多曾有过300家以上的情人旅馆。

(喜寿庄和后面的H公寓为同一业主所有)

(喜寿庄正面，地下室是餐厅，一楼二楼是公寓)

(喜寿庄背面)

案发公寓喜寿庄与隔壁H公寓为同一名业主所有。喜寿庄地下一层尼泊尔餐馆的经理帮业主管理两栋房产，持有喜寿庄的钥匙。事发的101号房间自1996年10月上任租客搬走后一直空置。三月初餐厅经理回到祖国度假，才刚回到日本。3月18日经理经过喜寿庄公寓，看见101号房间窗户敞开，一个女子躺在地面，以为女子在睡觉。附近的居民知道101号房间空置的不在少数，不时有人会带妓女到那里过夜，餐厅经理想着这个风俗女子睡醒后就会离开，没有太在意。可是第二天女子仍然穿着同样衣物保持同样姿势待在房间，经理才明白情况不对，向警方报告。

喜寿庄位于地铁神泉站东北约16.2米，距离东面的涩谷站约600米，周边是密集的住宅、商店等中小型建筑，毗邻酒店、餐厅林立的道玄坂路。喜寿庄地下一层出租给餐馆，地上两层每层各有三个用于出租的公寓单位，101好房入口旁是4.5张榻榻米大小的厨房，厨房西侧是洗手间，厨房北侧是6张榻榻米大小的房间。

(现场的DNA物证)

死者头部、面部有瘀伤和擦伤，下颌骨、颈部及左右胸锁乳突肌部位均有受压痕迹，颈部软组织和甲状腺均有出血，死者系颈部机械系窒息而亡，死因他杀。

法医推测其死亡时间在8日深夜至9日凌晨之间，也就是说，她已经死了大约十天。根据手提包里名片夹里属于渡边泰子的名片，警方确认了受害者的身份正是渡边泰子，其生前在东京电力公司东京本部企划部经济调查课任副课长。

101号房间房门开敞，门口地上摆着一双黑色高跟鞋。女性死者身穿蓝色套装和卡其色名牌大衣，倒在房间正中，现场的钱包里几乎没有太多现金。警方在她胸前提取到一些唾液，左肩提取到血液，指甲缝里提取到皮屑组织，下体内提取到精液。房间的浴室马桶里有一个浸泡在蓝色除臭剂里、使用过的避孕套，渡边泰子身旁有一些体毛，鉴证人员共在现场找到22根体毛。渡边泰子的钱包里有28个未开封的避孕套。马桶里的避孕套与渡边泰子钱包的避孕套为同一品牌同一型号。

精英的双面人生

（渡边泰子）

渡边泰子1957年6月7日生于东京，遇害时39岁。她出身优渥，父亲来自山梨县一个没落的家族，毕业于东京大学，曾经在东京电力公司任职，母亲的家族是东京当地的名门望族，外公是大学教授，母亲毕业于日本女子大学。渡边泰子的母亲看不起丈夫的出身，但泰子非常崇拜父亲。个性文静，学习成绩优异的泰子也被父亲当成继承人，受到百般宠爱。泰子有一个小6岁的妹妹，不过她和母亲妹妹关系疏离。

渡边泰子在大学二年级遭遇人生第一个重大挫折，父亲达雄因胆管癌去世，年仅52岁。泰子的情绪受到很大影响，患上厌食症，身高169厘米的她体重只有44公斤。

渡边泰子从庆应女子高中毕业后考入最好的私立大学庆应义塾大学经济学专业，1980年23岁时加入东京电力公司，是东电第一名女性员工（此前日本公司对于女性的歧视更甚，基本不会招收女性的正式雇员）。渡边泰子秉持着不能让父亲蒙羞的想法，追随着父亲的脚步，在公司兢兢业业，努力奋斗。

1985年泰子没有通过公司外派哈佛大学留学的选拔；1988年泰子被借调到一家智库工作三年；1993年泰子升任东电企划部经济调查课副课长，年收入约1,300万日元。据警方核计包括东电股票在内，泰子共有个人资产约7,000万元。

家世、学历、样貌、事业，从普世评价人生成功与否的各个方面而言，渡边泰子都是绝对的胜家。然而社会精英如她，在死后被曝出拥有双面人生，犹如平地惊雷，激起广泛的讨论和猜测。

渡边泰子在东电工作期间曾有过八个女同事，这八名同事先后因结婚或升职受限的原因离职，最后仍然只有泰子一人留下。入职13年后的升职，其实也并非表面上那样光明。经济调查课不属于东电的核心部门，渡边泰子虽然得到了头衔和高薪，基本已经算是被边缘化，不太有继续上升的空间了。

渡边泰子的同事与她在工作之外并无交集，所有人对她的印象就是怪一个字。她有严重洁癖，无法容忍他人触碰她的物品，每天会多次反复洗手。她瘦骨嶙峋，每到午饭时间都会吃大把的维生素片。

即使是学生时代的老师同学，对于渡边泰子的印象除了外貌成绩等，几乎都不了解她的性格脾气。大学老师说泰子“似乎总是很孤独，与周围的人隔绝开来”。她没有要好的朋友，也没有亲密的爱人，某种程度上，她好像竭力避免着暴露自己的内心，不愿意让人深入了解她。

在杉并区渡边家的高级住宅里，警察们见到泰子的母亲和妹妹。母女三人同住一个屋檐下，泰子多日没有归家，母亲和妹妹却并没有报警，也没有打算去找她。被问到渡边泰子的私生活时，母亲虽然没有主动配合，却也没有过多掩饰对女儿的秘密知情。

警方得以拼凑出渡边泰子隐藏的那部分人生，第一条线索来自她手提包里的日记本。里面详细记录了至少88名男性的名字，以及相对应的地点和金额。如果泰子是一名应召女郎，警方当然毫不怀疑就会认定这是她的卖淫日记，可是泰子是在日本有垄断地位的能源公司的高级白领，她会为了钱出卖身体吗？她又为什么要出卖身体？这个疑问很快就得到了解答，警方在渡边家里找到了五本类似的日记本，从1991年开始，每年一本，泰子包里的那本是1997年的。

根据日记本上的电话号码，警方找到了一家俱乐部，俱乐部的人员认出渡边泰子的照片，不过她在那里名叫诗织，做过兼职的应召女郎。泰子衣着朴素，上班时从不化妆，可是警方从她在公司的员工更衣室的橱柜里找到了颜色浓艳的口红和长卷发假发。她的遗物里，有一份署名诗织的女子就其在酒店房间的床上排泄向酒店道歉，并愿意赔偿承担酒店一切经济损失的道歉书，还有一份诗织与男子有偿性交易的合同。

警察们带着按照长卷发假发和化着浓妆的渡边泰子还原的画像在圆山町走访，认识作为诗织的泰子的人不在少数。道玄坂的地藏菩萨像前，是泰子“固定”招徕客人的地点。傍晚、周末，一有男人经过，泰子会问：“要不要玩一玩。”便利店的店员记得，泰子几乎每晚都会到店里买啤酒和关东煮，要求店员在关东煮的杯子里加满汤，站在店门口一顿狼吞虎咽，把食物和啤酒一扫而光。

1991年，从智库返回东电的33岁的渡边泰子仿佛失去了对工作的兴趣，不再孜孜不倦争取发表研究成果，而是在下班后和周末去涩谷的俱乐部做兼职女招待。之后泰子上街接客，周六日的白天还会去酒店做应召女郎。俱乐部的人员介绍泰子生意不好，经常被客人要求换掉，也许是为了避免被挑选、被剩下，泰子选择主动上街去找客人。

（道玄坂地藏菩萨像）

从东电下班后，泰子去涩谷站附近的109购物中心的洗手间里化上浓妆，戴上长假发，在圆山町的道玄坂地藏菩萨像前和经过的男人打招呼。如果对方有意，两人会一起去旁边的情人旅馆。1996年6月开始，渡边泰子成为品川区五反田一家SM俱乐部的员工，周末和假期，她都会在中午到下午17时许在SM俱乐部打工，之后再去圆山町街头拉客接客直到深夜。

每晚的街头“工作”，泰子似乎给自己规定每晚必须要接客四人才可以回家。她的收费定在每位客人25,000日元至40,000日元之间，如果客人抱怨太贵或者钱不够，她会降价到5,000日元、甚至3,000日元，只是为了完成四个客人的配额。她有时在酒店，有时干脆就在停车场的角落与客人发生关系。接完四个客人，无论多晚，渡边泰子都会乘地铁回到杉并区的家里。

日记里，泰子写下给自己加油打气，鼓励自己接满四个客人的话语。她包里的28个避孕套，正是为了接下来一周准备服务的28名客人准备。

至遇害前，渡边泰子已暗地里卖淫六年之久。泰子随身带着的那本最近期的日记本，记录的最后一笔交易在3月7日，她遇害前一天。

比母亲妹妹还要了解她的人

通过泰子日记上的名字和电话号码，警方找到了一些愿意[匿名]出面讲述与泰子交往细节的人。

五十多岁的Ａ男，作为客人与泰子相识两年，不时会发生关系。逢年过节泰子会给Ａ寄去生日贺卡和圣诞贺卡，卡上泰子用娟秀的字迹记录着祝福。得知Ａ男在计算机行业工作，泰子特意将报纸上有关该行业的消息剪下来，送给Ａ做参考。

泰子没有隐瞒自己在东电工作的情况，经常满怀热情谈论起电力能源行业，赞美电力是日本经济最基础的驱动力。

渡边泰子曾经在与Ａ开房时，让他拍下自己裸体摆出不雅姿态的照片。

（渡边泰子让A拍的自己的照片）

与Ａ相处的泰子严肃又一板一眼，两人相约在酒店相聚时，泰子会把提前购买供两人饮用的啤酒饮料的收据交给Ａ，要求他报销。酒店的优惠券，泰子全都收集起来，一旦集满了可以兑换礼物的优惠券，泰子会立刻去领取奖品，即使那些只是不值钱的小玩意儿。

大学教授Ｂ男也收到过泰子的圣诞卡和与教授所在经济学领域的剪报。

（泰子寄给Ｂ的圣诞卡）

（泰子给B准备的剪报）

某一天Ｂ吃完饭回家，经过道玄坂地藏菩萨时被渡边泰子喊住，两人去了酒店。Ｂ觉得泰子有种与妓女所处的世界格格不入的“优雅气质”，对她产生兴趣，留下联络方式，日后再次约见。Ｂ和渡边泰子保持着每月见一两次的频率，在两人认识三年的时间里，共见面56次。Ｂ甚至与泰子商量好，一次付清了六个月见面的费用。

Ｂ眼中的泰子除了优雅之外，聪明、令人愉快，Ｂ承认对泰子产生了特殊的感情。泰子与Ｂ见面时不太化妆，也对Ｂ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工作单位和家里的电话号码。Ｂ谈到音乐、文学、艺术之类的话题时，泰子保持沉默，仿佛漠不关心，至于名牌、美食、旅游那些，泰子依然是毫无兴趣。而泰子被确认死亡后，警方证实她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从小就学习钢琴。

泰子曾对Ｂ表示和他在一起很安心。B认为泰子不善于用言语表达情感，对自己有些排斥，直到两人最后一次见面也从未对他敞开心扉。

Ｂ对警方说虽然和泰子总是在酒店见面，但三次中大约有一次两人并不会发生性关系，只是单纯聊天两三个小时。Ｂ声称他支付给泰子的费用，只是对她愿意陪伴自己的感谢，而不是买春的价格。

最后的行踪

除了喜寿庄101号房的DNA证据外，警方在案发四天后的3月12日，在巢鸭一处私人住宅的花园里发现了属于渡边泰子的月票。屋主早起浇花时，看见花园墙上摆着一个黑色的月票夹，上面印着片假名的渡边泰子。因为附近没有姓渡边的邻居，捂住以为可能是喝醉的人不小心遗失，决定报警。渡边泰子通勤的路线并不经过巢鸭，平时她也很少会到巢鸭。

巢鸭地区当时住着很多伊朗人、孟加拉人和其它外国人，这些人中又有许多没有合法身份，滞留日本。发现渡边泰子的月票后，警方并没有在周边地区排查寻找相关人。

法医估计的案发时间3月8日是周六。12:30许，渡边泰子带着从百货商店购买的沙拉前往五反田的SM俱乐部上班。当时俱乐部没有客人，泰子等到17:30离开，其后行踪不明，但19时许她与熟客河野在涩谷站忠犬八公像出口处会面，两人去圆山町的711便利店购买关东煮，再去王子酒店开房发生关系。22:16渡边泰子和河野走出酒店，步行至道玄坂警察岗前分开。

目击者在22:30左右见到渡边泰子在圆山町的一家蔬菜水果店前及道玄坂的萩原大厦前招徕顾客。大约在23:25至23:45期间，圆山町的一个居民看见一男一女走上喜寿庄一楼的楼梯，男子身高与女子相仿，肤色黝黑，像是东南亚人，穿着黑白相间的套头衫，女子穿着卡其色风衣。

3月8日23:57，喜寿庄的一个租户在神泉站的公用电话与朋友通话完毕，正准备返回喜寿庄自己的公寓时，听到101号房间传出类似男女性交的呻吟声。9日凌晨12:30，租户离家，那时101号房一片安静。凌晨三时许，租户再次返家，101号房依然没有任何动静。

渡边泰子此前从未在外留宿不回家过。3月8日离家后她没有回家，母亲无法联络到她。次日她没有按照约定去五反田的SM俱乐部上班、10日她也没有去东电上班。

8日傍晚与渡边泰子在王子酒店开房的河野告诉警方，泰子收取35,000元，当时河野给了泰子四张一万日元的纸钞，泰子找给他五张一千日元的纸钞，河野亲眼看见泰子将四万日元放入钱包。泰子的尸体被尼泊尔餐厅经历发现时，她的钱包里仅有473元硬币，这笔四万元的现金不翼而飞。

警方怀疑抢劫杀人。

最先发现渡边泰子尸体的餐厅经理是首要嫌疑人，他拥有案发房间的钥匙。不过经理也拥有无懈可击的不在场证明：法医推断的泰子遇害时间里，经理返回祖国，没有作案时间。经理告诉警方，隔壁公寓（也由经理帮助业主管理）401号房的租客之一戈文达因为姐姐近期要从尼泊尔来日本，打算让姐姐住在401号房，便与三名室友商量让他们搬到喜寿庄101号房。三名室友提出要看看喜寿庄101号房才做决定，1997年1月底戈文达向经理借了钥匙。后来戈文达的姐姐改变计划，且业主不同意减免房租，戈文达于3月1日给经理打电话留言，要求归还喜寿庄101号房间钥匙。

3月10日经理从戈文达的朋友那里拿回钥匙。

3月19日，警察到戈文达所住单位向他了解情况。戈文达表示3月6日已经把钥匙交给朋友，拜托他还给经理，他不认识渡边泰子，以前也从未见过她。

被问话的次日戈文达不告而别离开H公寓，与两名同乡在其它地点租了一套租金周结的公寓，不再去原先工作的印度餐厅。警方发布了针对他的通缉令，得知此情况后，戈文达于22日去涩谷警察署自首。

尼泊尔人戈文达

渡边泰子的日记里详细记录了她的接客情况，其中有几笔记录在客人一栏里写着“外国人（H公寓401）”。警方认为这个客人就是戈文达——住在H公寓401号房的外国人。

（戈文达）

戈文达 （Govinda Prasad Mainali），时年29岁，1994年持90天短期签证独自从尼泊尔来到日本打工，签证过期后没有续签，而是偷偷黑了下来。戈文达把打黑工的钱，除去基本的生活所需，都寄回老家给妻子，家人用他在日本赚的钱在加德满都盖新房。

（H公寓）

1996年11月戈文达搬到涩谷区圆山町喜寿庄相邻的H公寓，与另外四名非法居留的尼泊尔同乡住在401号房间。

戈文达的DNA与喜寿庄101号房马桶里避孕套内的精液DNA一致。房间里提取的16根阴毛与戈文达一致。

面对这些证据，戈文达改口承认认识渡边泰子，但最后一次与渡边泰子发生关系是在2月25日到3月1、2日之间。

戈文达交代了他认识渡边泰子以及和她几次接触的机缘。

1996年圣诞节前，一晚戈文达下班经过涩谷的一家情趣酒店，渡边泰子叫住了他，对他说： “做爱一次5,000日元。” 戈文达答说自己没钱住酒店，渡边泰子说“哪里都可以”，于是戈文达带渡边泰子去他所住的401号房间。除了戈文达外，他的一名室友也在那晚与渡边泰子发生关系。月底的一天，渡边泰子突然走进401号房间，那时戈文达和两位室友都在，泰子问戈文达：“今天你还想做爱吗？”戈文达的两个室友借口那是戈文达姐姐的房间，请泰子不要再出现，就这样把她打发走了。

1997年1月下旬某天，戈文达下班路上又一次被渡边泰子喊住，因为不想打扰室友，戈文达没有把泰子领回公寓，而是带去了他借了钥匙的喜寿庄101号房间。渡边泰子提供安全套，二人发生关系后，戈文达支付了5,000日元。

戈文达说，最后一次见到渡边泰子是在2月底到至多3月1、2日，他下班回家在H公寓楼梯上遇到泰子，对方问他是否要发生性关系，戈文达同意并又领着泰子去了喜寿庄。这次戈文达照旧使用泰子带来的避孕套与泰子发生关系。戈文达给渡边泰子一张一万日元纸币，泰子说更喜欢硬币，于是戈文达把身上所有的4,500元硬币交给泰子，并说还差500元。泰子说没有关系，可以下次见面时再给。戈文达对警察说，之所以记得这个日期，是因为一万日元是他2月25日从一个室友那里借的，那张钱直到3月3、4日还没有用过。戈文达离开喜寿庄前，把用过的避孕套从洗手间门缝里扔进了马桶。渡边泰子先走出房间，戈文达没有锁门。他想着5号会领工资，可以到时把工资和101号房间的钥匙一起给室友，并请室友帮忙把钥匙还给餐厅经理。不锁门的原因是还可以利用这个房间和女人发生关系。

戈文达并承认，在2月初到情人节期间的某天，他在忠犬八公广场上搭讪了一名女子，把她也带去喜寿庄101号房发生了关系。

区别对待外国人的法律

戈文达被警方羁押三年后，2000年4月东京地方法院就渡边泰子被杀案开庭，检方以谋杀罪名对戈文达提起告诉。

案发当天，戈文达在千叶县海滨幕张站附近的印度餐厅打工到晚上22时店铺打烊。

从幕张站坐地铁到涩谷区，按照不同的线路所需时间在1小时10分钟到1小时30分钟之间，警方以此判断戈文达完全有时间下班后赶到喜寿庄公寓杀死渡边泰子。

戈文达的一个室友告诉警方，3月上中旬，戈文达共计还给他20万日元。早前因为需要寄30万日元回尼泊尔，手头紧张的戈文达向室友借了10万日元，室友半开玩笑要他还双倍，也就是20万元。3月5日戈文达发工资，6日他还了室友15万日元，并在13、14日又给了室友5万日元。戈文达每个月5日领工资，每月工资216,925日元，扣除偿还向另两名室友借的各1万日元、房租、电话费和其它生活费用，根本不可能在3月6日至14日间还能给室友20万日元。

室友因逾期滞留在录下关于戈文达的证言后被遣返尼泊尔，因此庭上只是宣读了他的证词，他本人没有出现。

检方举证喜寿庄101号房马桶里的避孕套精液属于戈文达，鉴证专家随即选取四名男子精液与不同浓度的除臭剂混合，在室温下放置并观察精子的变化。除臭剂回加速精子分解，10天后四名实验者大约有30%-40%的精子出现头尾分离，20天后，这一比例升至60%-80%。鉴证专家根据101号房马桶避孕套内精子的分解情况，得出戈文达的精液系渡边泰子遇害时即3月8日前后被丢弃。

此外房间内16根阴毛都与戈文达相符。

依据前述所有证据，检方认定戈文达就是3月8日深夜至9日凌晨在喜寿庄101号房杀死渡边泰子的凶犯。

辩方则指出，戈文达3月8日22时下班，到达神泉站需要一个半小时，即23:30左右到家。戈文达的室友记得至迟9日凌晨1时许戈文达已经回到公寓。警方在戈文达租住的公寓房间里未能找到任何与渡边泰子有关的物证。

与检方意见相左的是，辩方认为戈文达留在喜寿庄101号房马桶里的安全套的精子头尾已分离，因此安全套至少是在警方勘查现场20天或更早之前被丢弃。这与戈文达交代的最后一次与渡边泰子发生关系的时间段——2月底或3月1、2日——相符。

法庭认可辩方的辩护意见，检方只能证明戈文达在某个时间点曾经与渡边泰子在喜寿庄发生过性关系，无法确定发生关系的时间，更不能确定戈文达是杀害渡边泰子的凶手。戈文达被判无罪。

检方提起上诉。二审东京高等法院于2000年12月以被告的DNA与犯罪现场的精液及体毛DNA一致改判戈文达谋杀罪名成立，处无期徒刑。

戈文达始终否认犯罪，坚持上诉。

2003年10月被告方的上诉请求被最高法院驳回，此为终审判决，至此戈文达已失去了所有上诉的机会。即使如此，他的辩护律师也没有放弃，家乡尼泊尔的亲人也支持他。对于执法机关在此案中对身为外国人的被告的处置，日本、尼泊尔乃至西方国家均有深入报道。日本律师联合会自发为戈文达组织了辩护律师团队向东京高等法院申诉请求再审。

戈文达方面的努力没有白费，2011年7月，案发14年后，东京高等法院要求对喜寿庄101号房内的物证重新做鉴定。检方在一审二审中故意略去的渡边泰子体内的精液以及现场的17根体毛的DNA信息被证实与戈文达并不一致。现场两份精液样本中，马桶避孕套里的精液属于戈文达、渡边泰子体内的精液属于陌生男子C；现场的22根体毛中，6根属于戈文达、16根属于陌生男子C；渡边泰子胸部的唾液和指甲缝内的皮屑组织属于陌生男子C。新的鉴证结果至少可以说明与渡边泰子发生过关系的除了戈文达外，还有一个不知名的男人C，而且这个人很可能是最后接触渡边泰子的人以及凶手。戈文达的四名室友，其中三人的DNA与C不相符，第四人未被检测DNA，但其血型与渡边泰子体内精液血型不符，四人均被排除。

（喜寿庄101号房内DNA信息检测结果）

检方在庭审中并略去戈文达方面关于钥匙的说法。戈文达称3月6日已经把喜寿庄101号房的钥匙交给室友，拜托他还给餐厅经理。检方在庭上只陈述了餐厅经理10日拿到钥匙，这一时间差，显得戈文达在10日之前是唯一持有房间钥匙的人，具有作案的机会。如果戈文达所说属实，他2月底或3月1、2日最后一次使用101号房之后、把钥匙交给室友之前，故意没有锁上房门，以便再次利用房间，那么在案发时，任何人都能够进入101号房。即使是经理发现渡边泰子的尸体时，101号房的窗户开敞、房门未锁，经过的人只要注意到，都会明白进入房间并非难事。

（喜寿庄室内）

为检方提供证词的戈文达的室友被遣返回尼泊尔，其证词中的细节或矛盾之处乃至是否属实，都无从考证。餐厅经理关于何时拿到钥匙的记忆模糊，检方仅采用了最利于起诉戈文达的那一版本说法，即3月10日。

至于戈文达还室友的欠款，确切金额和确切日期在室友证词中前后矛盾，辩方认为法庭当不予采纳。

2012年11月法官作出检方未能排除案发现场喜寿庄101号房内曾有过除受害者、被告外的第三者，因而未能证明戈文达就是犯案者的结论。戈文达的判决被推翻，案件择期再审。等待再审排期期间，戈文达被遣返回尼泊尔。随后最高法院做出了不再重申案件的决定。戈文达向日本法院提出赔偿申请，被判获得6,800万日元，以补偿他在日本监狱里度过的近15年时光。

东电阴谋论

2011年3月11日，福岛第一核电站因海啸引发核事故，堆芯内所有核燃料熔毁，事故后东电放任核污水流入太平洋。2013年8月，福岛核电站再次发生事故，300吨高辐射浓度核污水从储存槽外泄。2023年日本不顾多国严正抗议和反对，开始向太平洋排放福岛核电站的放射性污水。包括2011年核事故时任东电会长胜俣恒久在内的三名东电高管被检方起诉，但被判无罪。

（因福岛核事故被起诉的三名东电高层，上图中和下图左为胜俣恒久）

胜俣恒久因罪恶滔天的核事故被迫辞去东电会长职务，但在渡边泰子和她的父亲渡边达雄在世时，胜俣恒久是东电企划部部长，是父女二人的上司。渡边达雄曾东电指派负责核电业务，那个年代核电被视为“未来的光明能源”，然而在完成了一项工作任务后，达雄成了反核电的人士，在东电宣传核电的危险，继而提交关于核电站危险性的报告。原本眼看就要升为高层的渡边达雄因此被降职，第二年就因癌症郁郁而终。继承父亲遗志的渡边泰子也像达雄那样，坚决反对核电。她发表了关于核电的分析报告，受到经济学界关注并取得奖项。东电动用巨大财力和资源打压学术界和业界针对核电的反对声浪，渡边泰子为她的勇敢付出了被排挤被边缘化的代价。1988年，渡边泰子被借调去智库，无异于对她的惩罚，不允许她参与公司事务的惩罚。与渡边父女在东电的孤军作战相比，胜俣恒久官运亨通，1996年任董事企划部部长、1998年任常务董事、1999年董事副社长、2002年就任社长。

胜俣恒久在东电的职业道路——东电对核电大刀阔斧的推进——渡边达雄和渡边泰子的失意——渡边泰子死后警方敷衍的调查和检方急于给戈文达定罪——凡此种种，在2011年福岛核泄漏后，都被重新检视。东电为了铲除反对核电的力量策划了渡边泰子的惨案，这种阴谋论也许是空穴来风，并非毫无依据。

渡边泰子是一个谜

杀害渡边泰子的真凶至今尚未落网。警方有意忽略至关重要的物证，一心要给戈文达定罪的调查和侦办策略延误了找到真凶的最佳时机。或许渡边泰子永远也不会得到她应有的公正了。

渡边泰子选择的生活方式无疑将她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而她决定并致力于卖春这一做法，也将永远是一个谜。

（渡边泰子）

遇害前，渡边泰子的行为愈发乖张，除了在情人酒店的床上大小便，她在街头小便、在深夜返回杉并区家中的末班车上吃面包和关东煮、去街上捡空酒瓶换钱……但又白天黑夜连轴转、除了正职，还严格遵守每天接待四名客人的规定，将卖春的细节每天仔细记录。这种关注自我的高度自律的规则和秩序感与肆意破坏挑战社会公序良俗的态度，仿佛透露了渡边泰子的歇斯底里愤怒和绝望。桐野夏生在小说异常里写道：“什么个性，才能，这些东西都只是凡庸的种族为了勉强在这个竞争社会苟延残喘才磨练出来的武器。”“四十岁的女人就真的是老太婆了。老太婆没有商业价值，绝对没有。届满三十岁时我也曾恐惧过即将变成老太婆，但没有即将届满四十岁时这么严重，那时至少还对未来怀抱着希望。所谓的希望是，比方说，说不定会得到上司慧眼提拔出人头地，或许能邂逅某个好男人……诸如此类的可笑幻想。如今我对二者都已经毫无指望了。”

很多人将泰子的举动视为对母亲的一种报复。母亲轻视父亲的出身和工作而泰子将父亲视为人生榜样，父亲在东电发展不顺、患绝症终至离世，泰子把所有的一切都怪罪到母亲头上，为了报复，不惜下海自毁。假使这种看法属实，也应当有什么导火索令泰子在父亲过世多年后突然改变。

亦有看法以为渡边泰子是在东电经历种种不公和对女性的歧视后心灰意冷，通过卖淫纾解压力和郁闷。

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在厌女一书中从女性角度分析过卖淫的缘由。长期处在肉体和精神压抑的情形下的女性通过与异性发生性行为短暂获得了重夺权力的假象。女性通过嘲弄与其发生性关系的男性，表达了对歧视她的男性群体的鄙视。卖春的女子有时会不可控制甚至强迫症般沉迷于此，仅仅为了获得掌握权力的一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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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野夏生将渡边泰子的案子写成小说异常。残酷、恶毒、精确，私以为30多岁的渡边泰子在步入暗黑世界的那一刻，的确已经对人生绝望。

桐野夏生（原案链接）

我几乎从不在案件里发表个人见解，把对案件的解读和主观意识强加在案件事实和给读者，都是不负责任和不公平的做法。渡边泰子、大林三佐子、小林麻耶、小林麻央、佐野胡末枝、佐野惠，乃至铃木凉美、今井梦露，她们都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她们面对的人生困境和作出的人生选择，早已证明不是孤例。

我只有心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