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1900庚子“山西教案”

华夏文摘第一五一五期(cm0420c)

本文仅为1900庚子“山西教案”受难者而作。

庚子年，大清光绪二十六年，西历1900年，中国出了一件大事：义和拳暴动，杀洋鬼子，杀二毛子（中国基督徒），清政府利用义和团武装跟驻中国的若干个外国代表宣战，接着便是八国联军炮轰大沽口，攻占天津、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出逃，不几天又下诏罪己 …… 最后，签署《辛丑条约》（1901年），俗称“庚子赔款”。

山西巡抚毓贤，早在山东任地方官期间，就因严酷镇压当地拳民，得外号“屠户”。后来发现民间拳民组织可以利用，随即提出“改拳勇为民团”的主张，使用剿、抚兼用的手段，把拳民改编为“义和团”，并编入官方武装。在其为山东巡抚期间，“民团”烧杀教堂及教民事件不断。在德国及其他几国的外交压力下，毓贤于1899年11月被革职，由袁世凯继任山东巡抚。但是仅仅几个月后，他又被任命为山西巡抚。在慈禧及宫廷内主战派的鼓励下，毓贤四月份上任山西，六、七两个月便大开杀戒，指使并奖励拳民杀洋人并二毛子。由于他的亲自指挥和杀戮，全国暴乱中屠杀外国传教士及中国教民最多的便是山西，史称“山西教案”。

毓贤任职之前，山西并没有义和团组织和大的暴乱事件发生。一位在太原英国教会女子学校的教师舍克莱敦女士（M. E. Shekleton）记录了她去一个名叫葡萄的女学生的家访印象。

“我对第一次去那个可爱的山村城治坡记忆犹新：毛驴在风景如画的山道上行走，还有旅途尽头的热情欢迎和好客。张，一家之长，多年的基督徒，是一个有棱角的、长有胡子的人，坚定而忠诚，同时也是一个极为忠心耿耿的父亲。他教他的美丽而又贤惠的妻子用繁复的象形文字读圣经，他们渴望他们的两个可爱受宠的女儿也变为基督徒。星期日，如果天气允许，他会步行10英里去最近的一个教堂礼拜，并且常常牵着毛驴，上面坐着妻子和婴儿或两个女儿。

“就是在那里我们第一次见到了张，也是在那里我认识并喜欢上他的妻子 – 一位甜美贤淑的女人，其优雅程度可与任何一位英国淑女媲美。倾听她给她的非基督教徒乡村妇女们讲解启示录真是非常愉悦享受！如此清晰到位，如此形象和热诚；但是最精彩的还是听她带着几个孩子祈祷 – 孩子们簇拥在她的身边 – 桃努（音译）和葡萄，还有小儿子咿咿呀呀地跟着她重复着祷词。我们在他们的小家度过了一天一夜；多幸福的一家！虽然穷，因为张只是一个小小的农民，但是非常干净、明亮、平和。然而多么孤独！没有其他一个邻居愿意踏入基督的门槛。肯定地，这个小家庭需要在家人当中聚集全部的爱和光明，因为他们被当作瘟疫般的被人回避着：完全不亚于居住在撒哈拉大沙漠那般的被人类的同情和援助所隔离。

“葡萄，小女儿，是家里的宠爱；假小子似地外向，活蹦乱跳，但是内心却充满了孩子的敏感和爱。非常忠实于她的爸爸和妈妈，也非常象大姐姐似地为幼小的、家里的小国王似的弟弟骄傲；这个小弟弟正象所有的英国小孩所惯于作的那样。事实上，我去家访的目的之一就是去看看这个精彩的小男孩，被自豪的姑娘葡萄当作崇拜和宠爱的小宝贝一样的弟弟。

“张先生非常急于让葡萄去一天路程之遥的太原府的教会学校读书；他本人是一个很开明的人，从不认为女孩应该被忽视，如中国的旧习俗那样。多年来，葡萄一直是女校的快乐群中的一员。完完全全地享受学校生活，但是葡萄也渴望回家探望父母。上个假期来临，也是事变前最后一次回家，葡萄带给了父亲长期以来盼望的快乐：她承认自己已经是基督徒了。可谁能知道祸事已经蕴藏在即了！”

这位女教师描述的正是居住在山西省寿阳县城治坡村的我的曾祖父母一家。

在未来大杀大砍的两、三个月中，我曾祖父一家八口人，有五人将不幸成为义和团砍刀下的牺牲品。曾祖父张海船，曾祖母李秉元，老姑张锡花，老姑父张体仁（？），和两岁左右的小爷爷张三小。我爷爷和他的哥哥（我叫大爷爷），一个六岁，一个八岁，死里逃生过后，被太原的英国教会学校收留养大。他们的二姐，葡萄，当时正在太原教会学校读书，经历了太原第一天的动乱 – 烧毁教会医院、烧死她的老师库姆斯（Coombs）女士，以及她和几个同学当天死里逃生的遭遇。正是葡萄和她的几个同学的见证，人们才知道太原教案第一天发生的详细经过。

1900年6月27号（庚子农历6月1号），这一天，太原府的教会女子学校开始放暑假，家近的学生已经回家，家远的十一位女学生，包括葡萄和若干个来自寿阳县的女生，都集中在爱德华兹医生（Edwards）的医院，等待家人来接。爱德华兹医生一家碰巧回英国休假，由罗维特（Lovitt）医生代管。这个包括医院、小教堂、和传教士住房的宅院隶属于英国教士建立的寿阳宣教会。傍晚六、七点左右，城里响起骚乱的喊叫声，暴民很快便行至教会医院驻地，并投掷砖块火把。医院房屋很快燃烧起来。学生们和住在院里的八位教士及家属一同躲避到处于角落里的厨房。但是邻居怕大火烧至自己家，便开始拆除相连的厨房墙壁，大家只好决定一起冒着大火冲出院外。多数人逃出院子后，教师库姆斯女士发现两个女学生没有出来，便又冲回院里，先推出一个叫芙蓉的学生，又去拉另一个叫艾桃的学生。艾桃个头比较大，又是被裹过小脚的，行动比较缓慢，库姆斯女士拉不动她，俩人一起跌倒在燃烧的瓦砾堆上。这时库姆斯女士贴在艾桃的耳边说：“不要害怕，我们很快就会去天堂。在那里我们会再相见”。这时有人把库姆斯女士推开，并把艾桃拉了出去，而库姆斯女士三次起身都被暴民推搡回火堆，最后还被压上门板，直至被烧死。这时大约已经半夜时分。

第二天，有中国教民悄悄进去把库姆斯女士的尸体草草埋在了院子里。库姆斯女士，全名Edith Anna Coombs，1862年出生于爱丁堡，19岁左右进入牛津大学最早的两所女子学院之一的Somerville Hall，四年后获文学学士。毕业后在英国伯明翰一所女子高中任教。1898年加入寿阳宣教会，担任该教会在太原府的女子学校教师。1900年6月27日遇难，时年三十八岁，为山西省外国宣教士庚子事件第一位受难者（见图片）。

一年过后，被救的女学生芙蓉和艾桃才被找到。下面是她俩的叙述。

芙蓉 （Fuh Jung音译）

“我现在十二岁。我父亲家在太原县。去年冬天我被许配给一个给基督徒摄影师当助手的男人。他非常希望我去教会学校上学。但是直到去年四月才去那里。我在那里只待了三个月就碰上了事件爆发，我们都不得不出逃。当传教士们离开院子时，我很害怕大门口燃烧的火焰，库姆斯女士返回来把我抱了出去，把我放下后又反身回去拉艾桃（音译自Ai T’ao）。艾桃走路不便，而且比我重，所以库姆斯女士没办法把她带多远。在她们向我所在的地方走过来时，我看见她俩都绊倒了。这时旁边一个男人拿着棍子向库姆斯女士打去，其他的人也用砖块打她。她用自己的身子护着艾桃，但是有人把她拉开了。我惊恐地看到他们把库姆斯女士推进火堆。她好几次都试着爬起来，而且恳求人们不要杀她。但是她被一次又一次地推入火堆，最后，他们把破门板和其他东西压在她身上，使她无法逃脱。

“这时有人发现了我，把我带回他家。开始他要把我卖掉，街上那些掮客来看过我。幸运的是，住在外院的一个六十岁的老头和他的四十七岁的老婆没有孩子，挺喜欢我。商议之后，他们决定收养我，并答应付给那个人15,000 (?钱币)。之后我就住在他们家了。他们一直对我很好，只是又让我重新裹脚了。

“当北京的电报令所有能够找得到的女学生被送至摄影师那里时，我的养父母放弃了我。在那里我又碰到了原先定了婚的男人。我告诉他养父母如何对我好，他非常愿意让我回到他们身边去，直到我们结婚或有其他什么安排。如果太原府学校再开学，我很愿意回去继续读书。”

（爱德华兹医生续：由于芙蓉和她的未婚夫都渴望她继续上学，她成为被送往北京读书的七个女孩子中的一个。）

艾桃（Ai T’ao音译）

“我现在十七岁，寿阳县人。我很小的时候就配婚给王克义（音译）的儿子。当他们成为基督徒后，把我送到了太原府的教会学校。我在那里两年。

“去年，当传教士们从燃烧的房屋往外逃时，我和另一个同学芙蓉不能像其他同学那样跑得快，库姆斯女士就跑回来帮助我们。没跑几步，人们就开始向我们仍石块，并用棍子打我们。我和库姆斯女士都被绊倒了，然后她用身子尽量地护着我，并说：‘不要害怕。我们很快就会去天堂。在那里我们会再相见。’她从我身上被拽走，当时我不知道她其后的情况。但是后来得知，她被推进火堆直到被烧死。我当时如果不是被一个男人拉走，可能也会被石头打死。

“我在这个人家里待到9月17号，然后他把我卖给了一家姓黄的富裕人家。…… ”（禾注：艾桃此后被转卖两次，受尽虐待，直到李鸿章的电报命令所有的女学生都要被交还到一位中国基督徒摄影师那里。此处不再赘述。）

爱德华兹医生补充：

“艾桃未婚夫家的公公是在太原府医院皈依基督的，回到家后也表现了很大的改变。义和团暴动时，他是被点名的人。当听说暴民要来抓他时，他和妻子跳入水塘。他的妻子被人捞出救活，他本人淹死。他们的儿子逃脱，现在做了一家木匠的学徒，可能和艾桃已经结婚。”

逃出大火后的外国教士家庭八人连同几个佣人和三个女学生，都集中到了英国浸礼会教士法尔廷（Farthing）的家里，那里当时已经有十二个外国人。为保证中国学生不受到牵连，教士们把三个女学生交托给一位姓史/施（音译）的人家，然后劝说佣人们都各自逃命。在危难的时刻，教士们认为应该寻求官府的保护（他们并不知道暴动就是在官府的直接怂恿下开始的，而官府一直公开表明暴动是暴民所为），于是由教士法尔廷和华特浩斯（Whitehouse）俩人去见官员。官府的回答是他们会尽力保护外国人。7月5日，有官员来登记所有人的名单，并通告巡抚大人的指令：为保证保护他们，外国人必须都集中到一个在他眼皮底下的住所去。教士们虽然疑心重重，但也无其他办法。于是在7月7日这天另外一处住宅的六名教士及家人也加入进来，大人小孩一共二十六人，包括中国内地会CIM，英国浸礼会BMS，寿阳宣教会SYM，还有另外两个组织的成员，冒着雨来到官府指定的地点。在这里，他们发现在他们之前已有法国天主教会若干人员被带到这里。包括两位主教（俩人都已经在中国传教三十多年）、三位教士，七位修女（刚刚在前一年到达中国），和五位中国教民。

就在太原府的外国传教士被强迫转移住处之时，寿阳县的毕涵道牧师（Pigott）一行七人正在去往太原的途中。毕涵道牧师是寿阳宣教会的发起者和主要领导人，他的教会建在寿阳县，同时有医院和学校建在太原。事发之前他正在筹办一个专为外国传教士孩子开的学校。所以一行人中有他本人、夫人和他们十三岁的儿子，家庭教师，管家，和两个临时来访的准备加入新学校的美国小女孩（她们的父母是美国公理会成员，驻扎在汾州；8月9号那天，连同另外两个年龄更小的孩子，在汾州被杀害）。早在6月29日，毕涵道牧师已经接到太原来信，知道了医院被烧毁、库姆斯女士被烧死的情况，同时也风闻近处的暴乱，遂接受了教民闫来宝（音译）的邀请，暂去闫家所在的北梁山窑洞躲避。后来考虑到将会给闫家招来麻烦，两天之后，毕涵道牧师决定还是回到县城，寻求官府的保护。但回到县城才发现他们的住宅已经被贴了封条，县衙门的官员告诉他们官府目前已经无力保护外国人，但是可以派人护送他们去太原。出发时，毕涵道牧师和年仅二十四岁的家庭教师Robinson被拷上了手铐，理由是如果沿途碰到义和团，官兵可以说他们已经是在押犯而不被杀害。然而在7月8号到达太原的时候，他们不但没被松绑，反而被加上了枷板，关押到县衙门的监狱里。妇女和孩子们被关押在不同的牢房。

1900年7月9号下午2、3时左右，由道台率领一队官兵，来到教士们的住处，宣布逮捕令，然后不论外国人还是中国人，在场的人一律被押解到巡抚衙门。在衙门院子里，毓贤亲自坐堂，念一个人名字，问一句：“哪里来的”；当听到回答“英国来的”，或“法国来的”，便下令：“杀”。刽子手大喊一声，刀起人头落。如此连续杀完三十八名外国人和五、六名中国人后，毓贤还嫌不过瘾，立即命令把前日刚从寿阳到达的毕涵道牧师一行七人押来。在尸横遍地的巡抚衙门院子里，寿阳宣教会大人孩子们被带至毓贤台案前跪下。当毓贤问毕涵道从哪里来，回答“英国”时，毓贤恶笑一声，命令“打”。这时两个美国小女孩吓哭了，紧抱着大人的脖子。打手们马上冲过来殴打所有的人。有两人被打昏。但紧接着毓贤就下令“杀”。就这样，全部大人小孩被杀害。然后毓贤又命令士兵把所有死者的衣服扒光，让街头的乞丐把尸体拖到南城门内的空地上，第二天又全部扔到城外刑杀场的乱坟堆上，任凭鹰鹫野狗的吞噬。一年之后，当爱德华兹医生回来收尸时已经完全无法辨认尸体了。

在寿阳县的北梁山，当毕涵道传教士一行走后，闫来宝一家便躲避进了山林。但是第二天回家探风的闫来宝本人便被抓到，当场被砍头。他的小儿子也很快被抓到；受尽吊打、压石盘、火烧等折磨后也被砍头。后来接连几天，闫家另外六口人在村子里被杀，还有七口人被押往县城杀害。一家十五口人被杀戮。距离北梁山十几里路的城治坡，我曾祖父一家人和其他几家教民被带至一处山坡地；据说给了他们选择：让他们声明放弃外国上帝，给义和团神像贡香；但是教民们拒绝放弃他们的信仰，因此被当场砍头。在十里之外的什贴镇，英国浸礼会的一位被称为老胡的中国传教士（他是我曾祖父一家的朋友和引路人），由于名声较大，死的也比较惨。他被砍头后，心脏被挖出来，身体也被肢解，然后一块块被扔进火里燃烧。寿阳县中国教民总共被杀七十人有余，其中十八名妇女，十一名儿童。

葡萄，我的老姑，在太原府出事的当天从爱德华兹医生的医院大火里死里逃生，第二天被官兵抓到一处满清官员人家，关押一个多月后于8月6号移交给寿阳县衙门。在县城，她被一位“叔叔”接领出来，发现父母姐姐姐夫和小弟弟均被杀害，城治坡的家也被抢劫一空。所幸还有两个弟弟侥幸活下来，于是就和两个弟弟在这位“叔叔”家暂居下来。在其后几个月中，葡萄发现自己被“叔叔”偷偷许配出去，急中生智，写信给太原的摄影师教友（Chu Yiu Wen）求救，得以逃离。她的两个弟弟，我爷爷和大爷爷，也很快被教会接出来，送到了太原的教会学校。（葡萄的故事已在别处详述，不再重复。见本作者《圣诞时节忆家难》）。

8月20日，在八国联军的攻打威压下，慈禧在逃离北京的路途中以光绪之口颁布《罪己诏》，同意议和。9月7日又发布了剿杀义和团的命令。9月10日至20日，两宫朝廷主臣逃至山西太原停留。在这里，慈禧再次发布剿杀义和团的命令，并将主战派几名大员革职。9月26日，慈禧下旨革去山西巡抚毓贤的职位，发放新疆。但是在联军的强烈要求惩办毓贤（洋人称他为中国的尼禄）的压力下，慈禧不得不追加对毓贤的严惩，于1901年2月13日下令对毓贤即行正法。诏书在兰州追上毓贤，2月22日，毓贤被斩。

至1900年9月26日毓贤被革职，山西省有159 名外国教士及家人和4500多名中国教民被杀，涉及到的地区遍布全山西省。其中中国教民被害最多的是太谷和寿阳两地，仅寿阳县就有72人。

远在英伦休假的爱德华兹医生，听到暴乱的消息后马上返回中国。在等待进入山西之前（山西的地方军把守各个关口，不允许任何外国人进入），他通过一些死里逃生的中国教民，收集到了一些遇难的传教士们留下的书信和日记，也有中国教友直接写给他本人的信件。一直到第二年4月，形势才有所缓和，山西省新任巡抚岑春煊亲自写信请在上海的英国“中国内地会”（CIM）牧师李提摩太博士（Timothy Richard）去山西帮助解决受难和受损的外国教会事宜以及具体赔偿事项。李提摩太牧师到达北京后，组成爱德华兹医生和美国公理会的艾特伍德（Atwood）的三人代表团，于5月29日觐见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商讨了各教会在山西的损失和赔偿以及具体的善后工作。达成协议之后，李提摩太授全权于爱德华兹医生，由他亲自去太原处理所有具体事项。1901年7月9号，在太原惨案发生整整一年后，由清政府官员护送的几名外国传教士，到达太原。在其后的几个月里，爱德华兹医生亲历了很多地区的收集清理尸骨、记录见证材料、监督官府提供棺材并举办各地追悼会等多项事项。按照合约，清政府必须为各地遇难者立碑，并按中国礼仪披麻戴孝举行追悼会。太原的追悼会于1901年7月18日举行，寿阳县的追悼会于1901年11月29日举行。城治坡村的刻有受难十一人姓名的石碑《城治耶稣教案碑》于1903年完工。

回到太原之前，爱德华兹医生已经了解到逃生的教会女学生的情况，督促李鸿章向山西巡抚发电报，寻找这些学生，并保证把她们送交至那位基督徒摄影师家中。当爱德华兹医生在山西基本处理完受难者的后事后，于1901年11月，亲自护送七位女学生去北京的美国教会学校（由美国公理会成员贝满Elizabeth Bridgeman女士建立的女子中学“贝满女中”，1903年由Luella Miner女士接任校长）。葡萄是其中之一。赴京前，葡萄和两个弟弟一起拍了照。我大爷爷家保留的这张照片的背后是明信片的格式，上面是书写好的爱德华兹医生的姓名和老家的地址（不知道当时是否是准备邮寄去英国的？还是这位医生留给葡萄或两兄弟的地址？）；最下边有红色印刷的字样：谷佩箴照相。在空白的半页上面，爱德华兹医生写下了几行字：

八口人家的最后三个成员；其余被屠杀了。葡萄，中间的姑娘，是（？字迹不清）老好人胡，什贴的传教士。她的故事最有意思。爱德华兹医生陪护她和其他六个女学生去北京上学。

爱德华兹医生的全名是 Ebenezer Henry Edwards。中文名字叫叶守真。他于1880左右到中国行医传教，先是在上海和江苏一带，后来去了山西，在那里一呆就是十八年。在太原，他先是在内地会Dr. Herold Schofield 的诊所当医生。Schofield医生于1883 在太原死于伤寒以后，爱德华兹接任医院负责人。在这里他同Schofield医生的表妹、毕涵道夫人Jessie的妹妹佛罗伦斯 Florence 结为夫妻，后从内地会转入寿阳宣教会。1901年回山西处理善后工作时，爱德华兹医生声明放弃他名下所有的医院及家产的索赔款项。英国内地会和浸礼会的成员也宣布放弃赔款。后来在个别官员和商人的个人捐款和教民的义务劳动的基础上，医院被重建起来。在大的赔款项目上，李提摩太还在北京时就跟李鸿章明确商定：给山西省的50万银两（相当于6万6千英镑）赔款必须全部用来在山西建立一所西式大学。李鸿章说山西太穷，拿不出这些赔款，但是李提摩太坚持不让，最后终于确定山西省必须用这笔款项来建立山西大学，十年付清。但山西巡抚的条件是，建大学的钱款由山西省承担，但是不能公开说是出自惩罚性的“庚子赔款”，而且十年后，大学收回中国方面管理权（以后再来说这段故事）。

由于爱德华兹医生亲自参与解救葡萄和我的爷爷大爷爷、记录下来有关我祖辈的珍贵的历史资料，一条无形的纽带连接了我们。因此我又追踪了一些这位医生和他的家庭故事。

爱德华兹医生于1903年又携全家回到太原。他们和舍克莱敦女士（她于1900年4月从上海出发去伦敦，所以也躲过了屠杀）重新恢复了教会学校；教民们帮助修复了医院。爱德华兹夫人佛罗伦斯还重访寿阳县，感谢帮助过姐姐和姐夫毕涵道一行的教民，并协助重新恢复教会组织和活动。直到1906年佛罗伦斯病重，他们年岁也大，遂退休回到英国。1913年他们夫妇又再访中国。爱德华兹夫人于1916年病逝。这之间爱德华兹医生曾多次短期回到中国做指导工作。

爱德华兹医生的夫人佛罗伦斯是个性格独特的人物。她的小妹妹艾美丽（Emily Kemp）专门为她写过一本书：Reminiscences of a Sister，描述了佛罗伦斯热情、执着、无私、忘我的人品，以及她天生的一种宗教情怀和献身精神。佛罗伦斯和毕涵道夫人Jessie 是家中五个姊妹中老大老三。佛罗伦斯是老三。她们的小妹妹艾美丽本人在英伦是颇有名气的作家和画家，和太原事件第一天就被烧死的女教师库姆斯在牛津Somerville Hall女子学院时是同学和朋友；她曾于1893至94年去中国帮助三姐看管孩子及家务，对太原和寿阳都比较熟悉。她回忆三姐佛罗伦斯的文字平铺直叙，却非常感人。这本回忆录虽然主要对象是她的三姐，但是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姊妹们一家（包括表兄Schofield医生）以及爱德华兹医生一家的成员及生活情况。其中有两章是分别献给爱德华兹医生夫妻两人的大儿子George和小儿子Robert的。

他们的大儿子George，1888年出生于太原，在爱丁堡大学医学院获得医学博士后即回到太原教会医院行医，在太原口碑非常好。不幸的是，在1918年的大瘟疫传播到山西时，在救治大量病人的过程中，小爱德华兹医生疲劳过度被感染，死于太原，葬于他的两个幼年夭折的兄弟身旁。

小儿子Robert 于1898出生在太原，当全家在1899年回英国休假时，他还在母亲的襁褓里。三年后父母再回太原时，考虑到当时的种种困难，把他留在了英国的外婆家，而四姨妈Lidia实际承担了妈妈的角色。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十八岁的Robert进入军校接受军事训练。1917年被派往法国前线。1918年7月14日，年仅20岁的Robert在前线阵亡。当时他的五姨妈艾美丽就在不远的战地医院服务，而他的父亲，爱德华兹医生，也被作为军医征调到前线医院。得到儿子受重伤的电报后，爱德华兹医生马上赶往儿子的阵地，但是已经无力挽回这个年轻的生命了。当得知大儿子在中国的太原感染瘟疫死亡的消息，爱德华兹医生在欧洲战场停战之际马上又返回中国，回到太原的医院顶替儿子的位置。一年之内两个儿子先后死亡，可以想象爱德华兹医生需要多大的毅力来承担痛苦和继续工作。他的一位在战地医院的司令官给他的姨妹艾美丽的信中说：“爱德华兹医生是一座顽强的高塔，是我们所有人的榜样。”很快，他们唯一的女儿Marjory，刚从英国的医学院毕业，为了父兄的事业，为了对父兄的爱，也毅然回到太原，成为太原教会医院的第三位爱德华兹医生，继续奉献医术和爱心。

艾美丽最后写道：我们家有八口人已经长眠在太原府。“我听见主的声音……我再将送去谁？谁将愿意为我们而去？”

我没有查到这之后的故事。

愿所有因爱而受难的亡灵安息天国！

（完成于庚子2020基督受难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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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府女子学校合影，1898年。后排左起第二人（瘦高个）是舍克莱敦 Shekleton 女士；第三人是库姆斯Coombs女士。她们前排位于她俩中间的可能是葡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