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因斯的挫敗

凱因斯表示，自由放任說滿足了公眾幻想，認為可以在請多不相容的智識傳統裡找出調和之道。 * 柏克、洛克與休謨建立的保守派論點，捍衛個人財產權， * 盧梭的「民主平等主義」 * 邊沁的「效益社會主義」 * 社會達爾文主義（競爭能確保最優秀和最強者勝出） * 及某些基督教神學觀（人類事務是神安排好的，贏家由神選出）的見解。 凱因斯認為，社會達爾文主義和這類神學觀既不人道，又錯得離譜。但他真正想談的其實是保守主義與社會主義。柏克和休謨是現代保守主義之父，盧梭則是法國大革命的推手，並深深影響了社會主義思想。柏克想保障有錢人的財產權：也就是拌衛絕對不平等；盧核則視平學為人類的起點與最終理想，必須靠民主「公意」（General Wil） 來實現，無法藉商業交易達成。然而，自由放任說卻有可能同時贏得這兩位思愬家的支持者青睞，只要商業的魔法能在保障有錢人財產權的同時，又比政府大規模實施計畫經濟更能促成權力與財富平等即可。 凱因斯指出，自由放任說大受歡迎其實是個意外，因為它調和了原本毫不相容的幾派思想。但只要自由放任無法實現諾言，促成共榮共享，它所建構的意識形態融合就會開始動搖。 實際情況是： 從大戰爆發到一九三一年英國金融危機，凱因斯的公職生涯只有一個目標，就是讓歐洲政策聽命於他的才智，卻始終徒勞。在財政部，他沒能說服戰時內閣相信財政上的壓力無法負擔得起一擊致命的攻擊或徵兵；擔任巴黎和會代表時，他沒能說服各國領袖認知到歐洲的長久和平需要齊心合作努力重建這片大陸。從內部說服不了，他嘗試從外部鼓動，以記者、公共知識分子和媒體老闆的身分向政府施壓，但一九三二年的此時清楚證明他再次失敗了。他好不容易征服自由黨，自由黨卻邊緣化了。儘管他在《和約的經濟後果》與《邱吉爾先生的經濟後果》裡的主張，如今已成為普通人琅琅上口的常識，可是他預言成真卻只害自己的政治盟友失去權力，他自小反對的政黨取得政權，即便課徵關稅也不是由於信服他的論證，只是因為保守黨已經鼓吹關稅了五十年。脫離金本位讓英國大有餘裕推動公共工程，卻沒有一項排入政府計畫。所有人都同意《凡爾賽和約》一敗塗地，卻沒人肯及時修正，防止德國陷入災難。 於是，當一九三三年國際貨幣秩序改革會議交了白卷，沒有提出任何未來合作計畫或程序，凱因斯對歐洲領導階層徹底失望，預言各國不肯放下老派的金融思想，只會讓已經吞噬德國的政治潰瘍向外擴大。「現在顯然已經沒有秘密、沒有驚喜，只剩腦袋空空了，」他這樣寫道：「決議落空只會讓民眾更加憤世嫉俗，對掌權者更無敬意。而最近別處的例子告訴我們，這種失去敬意是民主國家面臨的最大危機。」 凱因斯從這場夢魘脫胎換骨，開創出一番非凡的事業。他替百姓揭開高級金融的神祕面紗，一舉成為名重全球的公共知識分子。他告訴一般民眾，經濟思想其實沒有那麼複雜，大夥兒只是被金融家的專業術語和貴氣逼人給唬住。富人當然懂錢，否則哪會賺那麼多？重點是市場上極缺既有威望，又能將金融行話轉成白話文，還能駁倒那些替人人明知有問題的政策辯護的說詞。 凱因斯擅長擔任公共知識分子，帶給他的回報遠不只金錢而已。五十歲的他，和當年搭著妹婿機車晃到白廳的那個聰明散漫的無名小伙子，社會地位完全不可同日而語，不僅在鄉間擁有房產，五大洲的出版社都巴不得他上門，歐洲王室邀宴不斷，連妻子都是國際知名的芭蕾舞伶。他成為布倫斯伯里幫的大金主，這場藝術運動至少孕育了維吉尼亞•吳爾芙這樣一位真天才，大西洋兩岸都很推崇她的作品。儘管他本人審美天分有限，但名聲與財富讓凱因斯得以在當時的大藝術家之間吃得很開，這些全是他最想仿效而不可得的人。 從大戰、大蕭條到現代主義，凱因斯經歷過許多大事件，而編纂這一段歷史的史學家似乎非提到他不可。但凱因斯也沒能跳出時代局限，始終無法將名聲轉為政治權力。生活在兩次大戰之間的達官顯貴，如今大多已被世人遺忘。要不是凱因斯找到了形塑未來的方法，現在也不過是腳注才會提到的名人罷了。 凱因斯靠寫作吸引了大批讀者，但這些讀者卻未能撼動上位者。不論首相和內閣大臣在選舉期間說了什麼，掌權之後仍然去找金融大師求神問卜，對他們的神聖算式言聽計從，而這些大師無一不向世人開示，唯有收支平衡和高利率才是救贖之道。凱因斯最終發現，這群術士幾乎全靠嚴格劃分自己的經濟學說與市井小民的普通意見，從中獲取權力。凱因斯說服愈多百姓，倫敦金融城的先知們就愈容易打動政治人物，說服對方相只有他們才知道金融迷霧中的奧秘。當然，腦袋清楚的首相不會隨便在路上抓一個人來當財政大臣。改革的呼聲愈響，就愈需要可靠的專家掌舵。凱因斯想上達天聽，首先就得收服這群金融術士。 於是，凱因斯決定讓自己也愛成術士。他改變了描述經濟問題的方式，不再形容經濟兩難其實很好解決，方法誰都能懂，而是將之形容成非常困難複雜，唯有聰明的知識分子戰士才能探得偉大的真理。他不再在大眾媒體刺激和嘲諷對手，而是全力在學術期刊提出專業論證；不再將自己定位成破除迷思者，而是經濟學的愛因斯坦，正在發展新的大理論，徹底推翻舊思維。這是對抗學術敵手的一種阿諛手法：對方或許有錯，但絕不愚笨，也不是被誤導。他們的看法其實相當安穩，唯有思想大海嘯才能推倒。對於公共事務方面的對手，凱因斯不再正面衝突，甚至不再辯解，因為他正忙著思索他們看不懂的高妙理論，沒空理睬他們的質問。銀行家布蘭德（R.H.Brand）問他廣播演說時提到的新「需求問題」是什麼意思，凱因斯避而不答。「我可能還無法跟您談這件事，」他這樣說道，接著表示知識發展到這個階段，銀行家的想法不是很重要。「我正在努力寫書……到時內容會非常學術，因為我滿肯定的，我的首要目標應該是說服經濟學的同行。 至於信奉馬克思主義的朋友，凱因斯則是隱約暗示自己可能帶來的震撼。「我想自己正在寫的經濟理論書將大幅顛覆——不是馬上，但我想十年內—這個世界看待經濟問題的方式，」他在信裡告訴社會主義劇作家蕭伯納。「一旦我的新理論傳播開來，跟政治、情感和熱情交融在一起，我不敢說最後會有什麼行動或結果，但肯定會帶來巨大的改變，尤其馬克思主義所倚賴的李嘉圖思想將會瓦解。」 二戰爆發前，凱因斯去過蘇聯兩次，德國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