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社会思想史》摘要和笔记（20250114）

城市代表坚决指出了自由对于发展“商业”的重大意义。人民如果只是知道商人对于自由的这些颂歌，就会责备已故索洛维约夫的不公正，因为他说，在法律委员会里传遍了贵族、商人和僧侣们的和睦的、极为悲哀的“奴隶”呼声！根据商人对自由的歌颂，似乎应该假定，商人代表，相反的，曾和睦的叫喊：“自由万岁！”但是，已故的历史家是对的。

西方的秩序是好的，自由也是好东西，但俄国不是西方。俄国商人等级自己没有自由，却又不能没有奴隶劳动。他们最恳切的请求将他们从对国家的义务兵役中解放出来，从束缚商工业活动的警察桎梏中解放出来，但又与此同时请求准许他们购买“奴隶”。彼得一世比任何其他国王都更懂得工业和商业的需要。他进行了伟大的变革。但是他的改革没有取消工厂和作坊工人的奴隶劳动，相反，它破天荒第一次使这种劳动得到广泛采用。

城市选民和当选人的见解就是如此。索洛维约夫是对的！这就使我们对于当时俄国商人的西方化的范围，有了明确概念：从西方秩序中应该抄袭那些增加商人的身价和自由的东西，同时完全忽视那些这样或那样，从这方面或那方面保障工人人身自由的东西。

这种商人的西方化，与贵族的西方化极为相似。俄国贵族等级也是不反对颂扬西方的，因为西方贵族保有一些为俄国所没有的特权。它同时又害怕与西方接触，因为西方各国的居民享有人身自由。然而这里有着重大差别。

如果城市的委托书充满了对彼得一世的歌颂，那么，随后在18世纪下半期，贵族思想家却对他开始采取一种颇为慎重的态度，因为他的官制级别使门第的重要性退居于官衔之下，而且他全然无意豁免贵族的义务兵役。

自远古到18世纪，所有自由的人都能蓄奴。法律禁止寺院和显贵购买世袭领地，但不禁止任何人购买人。

城市工商业者在第一次人口普查后购买的奴仆，从他们那里划拨出去，按照他们的意愿，拨给城市工商业及行会或者地主。剥夺商人购买奴隶的权利的制度，是经过这种实质上非法的命令确立起来的。

但是领有奴隶的权利，是不能同领有有住民的庄园的权利等量齐观的。在莫斯科罗斯，只有军职人员才享有这后一权利。在属于商工阶层的人们中，只有参加首都商会的人们以及被选为地方长官的那些市镇工商业者，才享有这一权利。

雇佣劳动当时在俄国并不是什么不为人知的现象。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然而我国大规模工业的基础仍旧是奴隶式的，这一点除统计数字外，还为另一事实所证明：这就是，如法典委员会城市代表发言所表示，人们认为对于企业家，雇佣劳动不及奴隶劳动有利。然而在资本主义生产下，事情并非如此，这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工作的”企业家们所熟知的。

严厉的改革家虽坚定、无情的使个别阶层的利益服从国家，却从未忘记用他自己的、本国的内容充实西方的形式。按照他的设想，新的城市机关必须“促进伟大国王的利益和幸福”，也就是必须服务于国家的需要。他很少关心城市自治：他一般的不了解自治。

可能以为，商人谋求垄断。可是，这是没有的事情。垄断家企图将新人排斥于他们的范围之外。与此相反，18世纪的俄国商人却申请将所有在罗斯从事商业和手工业的人们都列入他们的阶层。对于他们，问题实在不在于商业权利，而在于履行商人对国家的义务。对于所有愿意同他们一道分担这种义务的人，他们都愿意给予所有属于他们这个阶层的权利。

在法典委员会时期，市镇仍旧像在17世纪时一样，是一个负担赋税和劳役的公社。像任何这种公社一样，它必须交纳一定的货币税和负担一定的实物税，它关心的不是减少公社社员的数目，而是尽可能多的增加这个数目。

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阻碍他们转入城市，妨碍了我国城乡之间的劳动分工，造成了手工业在乡村的广泛发展。这种工业的发展过程有其自己的逻辑，它同市镇公社工业发展的逻辑，是不尽相同的。这里时常发生许多矛盾，这种矛盾在法典委员会里亦有表现。农村公社的代表表示，由于禁止农民经营工商业，国家不仅给农民，而且也给自己造成巨大损失。

只是从事手工业而抛弃农业的乡村居民，在经济活动上表现为城市居民。如果我们的事实上的城市居民，比法律上的城市居民负担较轻的赋役，则后者自然要呼吁他们遵守制度，要求“平等”。我们所考察的商工阶层的要求，最多的就是这种“平等”愿望。

商人不仅是同农民的倾向进行了斗争。他们希望所有一切从事商工业活动的人们，无论他们属于哪个阶层，都必须选择：或者放弃这种活动，或者一同负担商人的义务。【农奴经商可以规避大量商人交纳的捐税，由此获得的利益使他们能够向地主支付更高的租税，这是有利于地主阶层的。同时，地主贵族也可以通过直接收购农民的农作物，通过付款方式等条件进一步榨取农民的利益。在这个领域，农民和地主联合起来反对商工业者。】——“第八章 社会思想在不同社会成分相互斗争影响下的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