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蒙德.瓦尔登，一个英国农民的意外死亡

今天我要讲的是一个悲伤的故事，主人公是一位名叫雷蒙德·瓦尔登的农民。1940年，他因拒绝从租种的农场搬离而被警察枪击身亡。此前，他未能按照当地战时农业执行委员会的要求，开垦足够多的土地。

在讲述这个故事之前，让我们先来看一下那些大人物们在农业方面的活动。

前首相大卫·劳合·乔治，他打响了消灭地主阶级战争的第一枪，这场战争通过对贵族征税，深刻地影响了英国乡村。他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首相。二战爆发后，温斯顿·丘吉尔邀请劳合·乔治加入战时内阁担任农业大臣，但劳合·乔治拒绝了。相反，他决定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他在苏塞克斯郡彻尔拥有的60英亩农场。他在那里种植水果，还开了一家小农场商店，就像杰里米·克拉克森一样。他还弄到了一种新型机器，叫做陀螺耕耘机，他连夜使用这台机器翻耕草地，将其改种谷物。他还邀请了许多媒体前来，宣传现代种植方法对于增加粮食产量的重要性。

农业科学家乔治·斯特普尔顿，当时在乡村四处奔走，支持开垦运动，并推广草田轮作，即让草地与其他作物轮种。他希望这些新方法能从长远角度提高农业生产力。战争期间，他说服政府开设了许多新的研究站，对他来说，1939年是忙碌的一年。

利明顿勋爵花了大量时间在柏林就他关于有机农业的著作发表演讲，并与他颇为喜爱的纳粹高层交往。战争期间，他的父亲去世，所以他得到了晋升，成为了朴茨茅斯伯爵。但为了简便起见，我们还是继续称他为利明顿。简单回顾一下他的情况：他是一位贵族，因劳合·乔治对土地所有者征税而极为恼火，于是他发展出了自己的法西斯理念——有机运动，旨在重建封建制度。他非常厌恶科学家，因为他认为应该由贵族来告诉民众该做什么。他也不喜欢农民，他想要纯正的英国农民。他曾是一名保守党议员，试图通过骑劫执政的保守党来推翻政府，以建立独裁统治并推行他的改革。

莱斯特郡是受战时开垦运动影响最为彻底的一个郡，战时农业执行委员会在当地有权向农民发布强制耕种命令，并驱逐任何被认为不合作或无能的农民。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大多是农民。在这里，农民由他们自己社会阶层的成员监督，总体来说，事情进展得很顺利。

但在汉普郡，情况并非如此。利明顿勋爵是汉普郡战时农业委员会的副主席，担任查尔斯·肖的副手。利明顿勋爵形容肖是一位拥有古老家族和庞大地产的地主，住在一座全国闻名的大宅邸里，且具有绝对的个人操守。可以说他集合了旧时地主统治阶层所有的优点，同时也体现出了这个阶层些许缺乏想象力的特点。换句话说，在汉普郡，所有这些针对农民和土地的战时权力都交给了贵族，不过情况不同的是，这些贵族并不太喜欢农民。这使得汉普郡的委员会与莱斯特郡的委员会有所不同。

在战时及战后，肖和利明顿都极力推动地主继续掌控权力。从1944年起，利明顿还领导了中央土地所有者协会，该协会本质上相当于地主版的全国农民联盟，为富人们的利益而“奋勇作战”。战争期间，他加入了英国人民党，该党是从英国法西斯联盟衍生出来的。利明顿公开表示同情纳粹，在战争期间，英国大多数纳粹同情者都被抓进橘子以防闹事，但在英国社会，对待贵族则有不同的规则。所以，利明顿没有被关起来，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被允许 “参与战时事务”。他在20世纪60年代的自传中写道：“战争来了，如果我掩饰自己并没有努力去避免战争爆发这一事实，那就是不诚实的。因为从政治角度看，我看不到战争能带来任何好处。”他勉强躲过了根据政府18B条例被关押的命运。所以，他没有试图阻止战争爆发，因为他认为德国的政治体制可能比英国的更可取。他甚至被邻居举报向敌人发闪光信号。当警察来调查时，他能向警察证明唯一的闪光来自7英里外。所以他否认向敌人发闪光信号。然后他继续为自己辩护，说 “我们曾经是一个正统的国家，在过去，你可以和敌人交谈。在战时，没有人能安全地独立思考。18世纪那种你可以拿到护照，穿越交战军队防线去旅行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战时的某种骑士精神，有时比一味的仇恨更能获取敌人的秘密。”

简而言之，战争爆发前他在德国讲学，并且与所有纳粹高层都有接触。出于政治原因，他没有试图阻止战争爆发。而且在战时，他很可能与纳粹勾结，虽然他否认这一点，但同时又为其辩护。

在战争初期，雷金纳德・多尔曼 - 史密斯爵士担任农业大臣，唐纳德・弗格森爵士是该部的首席秘书。他们几乎每个周末都和利明顿碰面，毫无顾忌地讨论农业政策，包括航运和物资供应方面的情况，完全不避讳保密问题。

汉普郡战时委员会以在行使权力方面格外积极而闻名。1944年，他们对未能按时提交文件的佃农停发动物饲料配给，还驱逐了一位名叫约翰·克罗的农民。克罗此前曾管理威斯敏斯特公爵的家庭农场。后来他在该郡租下了一个非常贫瘠的农场，并彻底扭转了农场的局面，培育出了屡获大奖的奶牛群。克罗提出增加牛奶产量，而非开垦他的农田，却被要求在三周内离开。这种僵化态度以及明显想要刁难农民的做法，无疑部分是因为政府将大量权力交给了一个狂热维护贵族阶层利益的人，让他在当地战时有权骚扰农民。

利明顿是农业执行委员会的副主席，同时担任全国牛奶检测与咨询计划主席、技术发展小组委员会主席、牛奶与牲畜小组委员会主席、新森林牧区发展小组委员会主席，以及兔子与害虫小组委员会主席。他还是耕作委员会成员，这可是个重要职位，因为该委员会负责发布耕种命令。汉普郡委员会的行事风格与他的贵族倾向相符。

时任农业大臣曾要求各委员会充分利用科学建议来提高产量，丹尼尔·霍尔是当时最杰出的农业科学家之一，他刚刚从研究岗位退休，来到汉普郡，担任韦兹沃思勋爵学院的代理院长。一战期间，霍尔曾在农业部内部负责开垦运动，他几乎可以说是国内最有资格协助战时农业工作的人。他写信给汉普郡委员会，主动提供帮助，但委员会拒绝了他的提议。人们怀疑真正的原因是他在英国土地利用和农业生产方式上的观点，与汉普郡的贵族群体意见不合。这是个有趣的小插曲。利明顿讨厌科学家，尤其讨厌丹尼尔·霍尔，因为丹尼尔·霍尔主张土地国有化以提高农业效率，但这意味着土地贵族阶层的终结，而利明顿认为这个阶层对于英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存续至关重要。霍尔和他的朋友欧文在战争期间与约翰·博伊德等医学专业人士合作，游说政府解决英国民众的营养问题，直到1942年因病去世。

以上就是所有这些大人物的经历。现在我们要介绍一个新人物，雷克斯·帕特森，在这段农业发展小历史中，他相当引人注目，因为实际上他本人就是位农民。我试图通过这些口述证词，将普通农民的声音融入到讲述之中，但在构建农民自身历史的过程中，他们或多或少都处于隐形状态。作为一个群体，农民们并没有太多历史能动性。之前人们就这个话题所谈论的，要么是政治家、贵族、科学家、医生，要么是农业作家，但雷克斯·帕特森是一位农民，他是个例外。雷克斯·帕特森出生于一个小商贩家庭，是这个行业的新从业者。他曾短暂就读于丹尼尔·霍尔任教的医学院，之后在肯特郡租下一个农场，后来搬到了汉普郡。在汉普郡，他尝试了一些不同的做法，展现出创业精神以及对奶牛养殖创新的信念。

当时，通常的做法是在农家院子里挤奶，天气较好的月份，奶牛在户外吃草，每天挤奶时间都要往返牛舍。冬天，奶牛会被圈养在室内，这就需要用稻草铺垫牛床，用干草喂养它们。冬季这一切都非常耗费人力，而且需要建造昂贵的牛舍，干草也不如鲜草好。牛群规模通常很小，只有几头奶牛。但帕特森的做法不同。他购置了一个挤奶棚，这是一种可移动的挤奶厅，可以放置在田间，随牛群移动。这样做有很多好处：无需建造专门的挤奶牛舍；奶牛无需每天在挤奶厅和牧场之间往返；奶牛甚至可以全年待在户外，减少对稻草和干草的需求，无需为它们铺垫牛床、清理粪便并将它们赶到田间。帕特森的挤奶棚可以容纳40到60头奶牛，这对于一个人来说工作量合适，而且在当时算是规模较大的牛群。这种方式很专业，也很成功。但为了扩大业务，帕特森没有扩大单个牛群规模，而是增加了更多牛群和更多挤奶棚，每个挤奶棚由一个相对独立工作的人负责。他租赁了越来越多的土地，购置了越来越多的挤奶棚，到战争爆发时，他管理着1万英亩土地，为4000头奶牛挤奶。

帕特森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因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大多数农场因农业萧条而举步维艰时，他的生意却盈利颇丰。像丹尼尔·霍尔和C.S. 欧文这样坚信农业改良的人，以帕特森做例子，证明即便没有政府补贴，一个拥有1万英亩土地农场和进取精神的人，也能让英国农业在世界市场上具有竞争力。帕特森还发明了一种叫做“buck rake”的机器，用于将青草打包进青贮窖。青贮是一种保存青草以便冬季使用的全新方法，比干草好得多，并且由于战时宣传，在战争期间才真正流行起来。

总之，这个人具备利明顿讨厌的所有特质。他不是扎根土地的纯种农民，而是农业领域的新进入者。帕特森独立、聪明、创新、有商业头脑且大获成功。自然而然，利明顿开始找他麻烦。汉普郡委员会对帕特森的业务进行调查时，给他评了最高等级，而且他也非常配合委员会的要求，但委员会却告知，他没有足够的劳动力来成功经营业务，并且他还与地主利明顿勋爵就他应该开垦的土地产生了争执。他被告知，他的农场将受到与那些无能农民同样的管控。雷克斯·帕特森是个有影响力的人物，所以这场争执被刊登在《农民周刊》上，全国农民联盟的一份报告完全为他正名，并指责汉普郡委员会是在迫害他，而且行事幼稚。这是进步的大农场主与这些本应推动进步农业发展的委员会中的贵族之间的明显冲突。最终，帕特森取得了胜利，但并非所有农民都是这么有影响力的人物。

雷·瓦尔登于1874年出生，他父亲在他年幼时就去世了。母亲一边抚养孩子，一边继续经营他们在伊奇和斯托克租来的小农场。16岁时，雷被登记为农民，并且他在这个农场度过了余生。农场不大，约有60英亩，坐落在铁路路堤旁。他似乎是个相当不错的租户，仅在母亲去世后有过一次拖欠租金的情况。他独来独往，一直单身，面容消瘦，不常刮胡子，戴着一顶旧帽子，还带着一把枪。对于孩子们来说，他是个相当可怕的老头。他妹妹过去常常帮他料理家务，在他去世后，妹妹形容他不是个容易冲动的人，恰恰相反，他人很平和，有时事情让他心烦时才会有点紧张。

瓦尔登养了一些奶牛，大概还有一小块耕地，因为他院子里有一些未脱粒的小麦，这让委员会很不满。我们可以推测，瓦尔登先生要么无视，要么拒绝了开垦34英亩土地的命令，因为这超过了他农场面积的一半。作为一个老人，在没有拖拉机的帮助下，开垦34英亩土地需要花费很多天的时间，因为一英亩土地一天才能犁完。1940年4月16日，强制耕种令下达，5月7日，他们联系了土地所有者，询问如果赶走瓦尔登先生，是否能找到更好的租户。他们还联系了农业部，以获得驱逐他的许可。7月9日，他们给了他7天时间搬离。7月22日至23日，农场被围困，警察前来驱逐他。瓦尔登拒绝离开房子，在长达18小时的围困过程中，他用猎枪子弹击中了5名警察，其中一名伤势严重。警察起初撤退了，但午夜左右他们带着一些催泪瓦斯回来，从窗户扔进屋里，试图把他赶出来，但他拒绝离开，继续从门口向警察开枪。在几次尝试进入房子失败后，警察发现他在楼上，头部受了重伤，并非自伤。他后来在医院去世。《每日邮报》报道：“66岁的单身农民雷蒙德·瓦尔登，来自阿尔福德，昨晚在医院因伤去世，此前他经历了一场惊人的长达18小时的围攻，一人在他农场与武装警察的对峙中负隅顽抗。”

在这个案例中，从技术层面讲，汉普郡委员会一切都是按章办事。他们下达了耕种命令，却被无视；他们在获得农业部许可后才下达了驱逐令。而雷·瓦尔登选择与警察对峙。但这看起来确实有点不近人情。他是位老人，农场里肯定种了些小麦，明明有储粮，却被要求开垦其农场总面积55%的土地。且不说以他这个年纪，完成这些工作得花费好些日子，这也会让他维持奶牛养殖变得相当棘手。所以，尽管委员会从技术上是按章办事，但最初的耕种命令似乎不太合理，特别是汉普郡早已超过了预定的耕种目标。雷·瓦尔登没有办法对驱逐令提出上诉。在这种情况下，委员会只需联系部长，但除此之外，对他们的权力没有其他制衡。

农民兼作家A.G. 斯特里特写道：“瓦尔登在汉普郡抗争这些做法，就像年轻的英国人在海外奋勇作战一样坚决。真正该受指责的是那些负责战时国家农业管理的人，主要是他的农民邻居们，这让英国农民，尤其是汉普郡的农民，长久蒙羞。历史将表明，在乔治·雷蒙德·瓦尔登需要帮助的时候，没有一个农民站出来与他并肩作战。“

我们能因此指责贵族阶层吗？或许值得注意的是，农民与战时委员会之间发生冲突的显著例子似乎都出现在汉普郡，而不是莱斯特郡，尽管莱斯特郡的变革更为激进，但一切似乎都进展得更为顺利。这两个地方的关键区别在于战时农业委员会的人员构成。但雷·瓦尔登这一不必要的悲剧事件表明，这些关于英国乡村、贵族、科学以及政府角色的观念，确实影响了那些只想在不属于自己的土地上勉强维持简单生计的人们。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它实实在在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彻底毁灭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