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小説

特爾納蓋耶夫娜常對我説，她有一篇小説正在寫。有時只是一個想法，有時是已經完成了底稿，有時告訴我可以在一個月内寄給我，投稿給我編輯的雜志，有時，有時……

我逐漸忘了這件事，或者説，我逐漸把這件事當作她的一部分。她告訴我她難以動筆，準確來説，是難以把行動變成敘述。先寫話劇。我跟她說。她是里加州立劇團的演員，每周一每周三，定時去排練，有時周末需要加練。我沒有看過她的演出，一方面我在彼得堡，另一方面，据當地報紙顯示，集體觀演的小學生們和他們的家長（國企幹部，每個人都有兩處房產，單位分一處，自己購一処）對演出十分感動。

我希望這只是我出於嫉妒説下的話，而不是她的演出真的讓他們感動。但即便是後者又如何呢。

總之，我的文學雜志在半年之後因爲無人來稿宣告結束。連結束刊都沒有就消失了，希望不會有人記起它。而特爾納蓋耶夫娜的小説我還沒有看到。

她并不是沒有寫東西，有時寫一點，有時寫點作業練習，如果能算是練習的話，這種作業，沒有方向，沒有目標，出於練手？我不覺得這是一件能夠保持手感的工作，跟做飯不一樣，也跟游泳不一樣。總的來説，她寫得不多，冷靜來説，她也寫得不好。

我與她的聯係常常是單方面的，常常是我單方面找她，偶爾她單方面找我。我們沒有什麽交集，除了一起在西伯利亞讀書的經歷外，而我也不認爲這種讀書經歷能夠維繫，原因是一目瞭然的，“成熟的”成年人社交就應該充滿恰到好處的禮貌告別，從緊密到尷尬可能只需要多睡兩覺，與其如此，不如溫和地各自奔赴人生的下一生活，而不是施壓某種太過沉重的過去直到滾不止歇。我一直是這麽想的，很可惜地是，我從來沒有做到過，任何一次都沒有。

她不算有酗酒的習慣，她喝酒，向我這樣從不喝酒的人是極其少見的，她前段時間沒有喝，或者很少喝，在那段時間前，她才跟我説她正在寫的小説，是進度最完善的一次，她還問我，她，她與我，爲什麽天生是個俄羅斯人，是個……說俄語的，而不是什麽英語作家，現在可能在某個郡的大學的創意寫作係成爲抒情小説的職業作家，我説，是的，是的，俄國人也能寫世界文學的，但我自己也不太相信。我們的東西即便是世界文學，也總會被輕飄飄地說：太俄國了……仿佛緯度是西里爾字母的原罪一樣。

她喝酒，在她結束了前段時間的停頓后，又開始喝，我猜想她喝的有點變本加厲，甚至有些放縱了。我的猜想有所依據：她在某一天的對話結束后，第二天再無音訊，如此過了一整天。爲此我去找了一個共同的熟人，一個大學生，和她合租在一起。直到第三天，這個人才告訴我，她昨天死在了出租屋裏。今天她才知道她死了。所以我説，我的猜想是有依據的。

可能是酒精導致的心臟問題，總之這些林林種種的問題對我們來説很常見，會和睡眠一起到來，而在此之前我們都很有自信地認爲我們不會死，我們的藉口看起來很謙遜、很實誠——“在可預見的幾年内，我大概不會死”——實際上就是在說，我，伊凡伊里奇，怎麽會死！只是因爲托爾斯泰們説了太多，讓我們拙劣而狡猾地去逃避表達罷了，得了吧！誰會認爲自己在該死之前死呢，又誰會認爲自己現在就該去死了呢！總之，我有些睏了，但願我不會熬夜，我快要睡了，我希望我能稍晚幾年死，至少現在不要死。但在睡之前我得把這件事説完。

我收到消息後坐火車到普斯科夫，接著坐大巴過國境綫，到了里加，她的尸體和正常尸體沒什麽區別，卻也和我預想中的正常尸體相去甚遠，因爲味道不大——我甚至想摸摸她，但最後只是握著她的手站了一會——除了頭髮，看得出她最近在熬夜，也很久沒洗頭了。她頭髮有股臭味。我希望我能用什麽薄荷洗髮水之類給她清潔一下，只不過在簽完字后，就看著她變成了一盒子灰。總之我替她忙完了這些，然後打算交給她早就沒了往來的親戚。在差不多搞定這些的時候，大學生讓我去清理她的東西，沒有遺言，當然也沒有遺囑。她留下了一大堆書，還有一些零零散散的生活物品，一些玩具，一些收集的紙牌。我把紙牌收走了，至於書，有些分掉了，還有些賣給了二手書商。以及一些信，別人寫給她的，其中一部分是情書，我饒有趣味地讀完了所有這些，意識到情書比我想象中少，她沒有我預想中受歡迎，雖然還是很受歡迎。另外有一些筆記之類，很少，現在很少人還用筆記寫東西了。

在這些文字中，我沒有看到她的小説。我不知道她是寫完了、寄出去了、然後不可能得到回信（相信我，我知道那些“文學雜志”都是些什麽貨色），還是從來沒寫過。

但我相信她在寫一篇小説，她最多還沒有開始動筆而已，但我相信她在寫，而且大概寫得不錯。至少不差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