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的锚点
今年十月的一天，我们去参观了重庆涪陵的白鹤梁水下博物馆。白鹤梁原是涪陵江边的一道一千多米长的石堤。古代没有水位监测，只在梁上刻有两尾石鱼。石鱼露出水面，水位下降，来年便有“石鱼出水兆丰年”一说。每到枯水季，水落石出，文人墨客在这里题词吟诗，一千多年来留下了三万多字真迹。
三峡大坝建成后，白鹤梁沉入江底。一同沉入江底的，还有我故乡三峡江边的小城。2001年，奉节古城爆破，全城人搬迁至奉节新城。2003年，我们举家搬至重庆市区。我对奉节老城有记忆的片段几乎为零。甚至可以说，我五岁前的童年记忆都接近空白。第一次看《三峡好人》时还在中学，看到顺江而下的小船、赵涛在桥上徘徊，我的心中忽然涌起一股温暖的雾气，朦胧又熟悉。
我渐渐意识到，所谓记忆，是需要人不断回溯不断reinforce 的过程。故乡是锚，记忆是漂泊的小船。即使年代久远、风雨漂泊，故乡的江河、建筑、空气和泥土，像是对我们的承诺，长久不变的伫立在那儿，把记忆的小船稳稳的拉回童年。人很健忘，记忆是种宝贵的东西，需要某种连续的、不间断的刺激才能长久维系。或是每年过年回访的老屋、或是偶尔路过的幼儿园校区。失去了锚的小船，要如何停泊在旧时的港口呢。而我五岁前的某一部份童年，也随着这座老城一样，沉入了江底。
我离开奉节时太小，回去得太少，从情感上并没有把它当成故乡。对于“三峡移民”这个身份，我很少提及，也不觉得它是属于我的一部分。高中时老师放了一部外媒（大概是BBC吧) 关于三峡大坝的纪录片，几千万人背井离乡，千年古城沉入水底，外媒的镜头视角满是遗憾、惋惜和批判。我和我的家人、我的亲戚，从未觉得我们属于某种悲壮的宏大叙事。我们只看到搬进了新的城市、新的楼房。推翻、扩张、发展、重建。生活变得更好了，这毋庸置疑。即使没有三峡大坝，迁徙和发展也是必须的逻辑。
后来我去了更远更远的地方。我总是忍不住想，如果我的家乡是一线城市，充满了机遇、发展和大城市的新鲜刺激，我对离开的选择还会如此笃定吗？但是哪里才是头呢？我遇到一个土生土长的纽约人，问他，疫情期间有没有想过离开纽约。To where? 我好像抛出了一个天文问题。这个在世界中心长大的幸运儿，离开的选项从来没有出现在他脑子里。可是，如果从来没有需要回到的地方，那些关于记忆的船又在哪里停靠呢？
白鹤梁水下博物馆2003年开工，2009年建好。但我竟然是夏天读何伟的<other rivers> 才从这个美国人笔下第一次听说这个离我一百多公里的博物馆。如果不是离开后回来，我也许很难提起兴致拜访。讲解员说，这是一个难度巨大的工程，耗资2亿。考虑了多个方案，最终选择了“无压容器”方案。水下的石梁被拱形玻璃罩罩住, 内置过滤后的水源，免于江水冲刷侵蚀。不必等水落石出，也能欣赏石鱼。只是江水不是曾经的江水了。从经济效益来看，这个巨大的水下工程算不上好的投资；从观赏性来讲，这也不是个人人都会新奇的博物馆。可我还是很喜欢它。就好像看《风流一代》，我在科长的电影里找了一些新的关于丢失的奉节老城的记忆一样欣喜。我想涪陵人也都会喜欢。三峡工程开始时，没人质疑，也无法扭转。但是现在只要潜入水下，就能看到以前嬉戏过的堤坝被温柔地保护起来，也是弥补了一些遗憾吧。
今年的八月到十一月，我回到重庆生活。这大概是我高中毕业之后在重庆生活的最长时间了。成年之后回到故乡生活，有一种旁观小时候的自己的抽离感。这几年我家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重庆也让我越来越让我感到陌生。这个城市被贴上“网红”的标签，流量资本涌入，游客络绎不绝。我几乎是眼看着我长大的街区在过去的二十年发展起来，成了重庆最大的商圈。城市发展的逻辑同样粗暴，推翻、扩张、发展、重建。像三峡蓄水一样吞没周边的建筑。于是曾经常去的后街，藏匿着裁缝店、小面馆的老居民楼，成了咖啡馆和打卡墙。曾经风靡的市体育场退役开满了各类音乐小酒馆。还有二次元、高奢品牌、美食馆、每个群体都能在这里找到消费的欲望。只是和我没有了什么关系。
我在这里有过很多小时候的记忆。八岁，商圈刚开业，入驻了一家精致文创店，审美比学校门口的小卖部高级多了，目标用户也显然不是只会卡通贴画的小学生。店铺的名字成了我刚申请的QQ密码。十二岁，商圈开了重庆第一家H&M，场面分外火爆。那时我刚上初中，时尚这个词还离我又近又远。H&M是每天放学从公交站到回家的必经之路。我总是从店里穿过店，一面漫不经心的赶路，一面扫射琳琅满目的新品。终于，我攒钱在这里买了第一件紫色格纹衬衫，做出了偏离顶楼商场童装又不过分高调的时尚叛逆。后来同一个商铺卖了汽车、卖了奢侈品、开了咖啡店，我也不关心了。今年夏天，商圈面临全面“升级”，变成了一个大工地。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子呢？ 我有一点生气。如果故乡是一种承诺，每一次商圈的迭代都是对我的背叛。在快速发展的二十世纪初的城市长大的小孩多么无趣，把商铺作为记忆的锚点，好像在刻舟求剑，经不得任何细节的拷问。
有一天我跟妈妈去以前的中学看了看。毫不例外，学校在我毕业后就翻新了，初中的整栋教学楼都被推翻。谈不上“物是人非”，也就不必强行感伤。我们决定坐公交车慢慢回家，重庆公交车爬坡上坎，跨桥绕江，自有它一套复杂的逻辑。比如，112线分内环和外环，465线有空调车和老式车，同一个海关车站有两个站点。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不熟悉的人很容易坐错。从学校回家的路我走了几千遍，连沿路的招牌小店都能津津乐道。但等我真的走到车站才眼前一黑，竟然连该坐哪一号公交都需要查手机地图。记忆实在不可靠啊，那些我引以为傲的知识就这样消失了。我并不想执拗地与时间抗争。可是忘记回家的公交路线，比算不出高三的数学题、背不了课本上的文言文更让人沮丧。
在重庆期间，我回老家看了一趟奶奶。路途很长，我要先做一个半小时高铁，再坐五十分钟的车上山——达到的时候，已经完全看不到城市的气息。十年前爷爷去世，奶奶从重庆执意回山里独居。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个小院是过去二十年我生命中唯一没有变化的东西。农村老龄化严重，几乎看不到年轻人。院子里的葡萄藤不再，后院的果树也没有精力打理。但我推开大门，引入眼帘的还是不变的群山和绿意。外界的变化让我疲惫，这一刻的锚稳稳钩住了码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