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利益决定一切 —— 097 《明君与暴君：多面帝王朱元璋》
天下为私
其实，封赏功臣虽然是大喜之事，但是这名利之事也最容易引起争议了，因为大多数将士都没有人家“大树将军”冯异的那般风范。
据现代的研究表明，人往往倾向于高估自己的能力，所以古往今来，因争功争破了头的真不知凡几。比如前面提到过的唐初武将们多不服太宗皇帝对房玄龄的封赏，再有像《旧唐书·尉迟敬德传》中的记载：贞观初年尉迟敬德等人侍宴于庆善宫，当时有个人排位在尉迟的前面，他当即大怒道：“你有何功劳，让你坐到我的前面？”任城王李道宗坐在尉迟的后面，他好意上前劝解，结果被怒火中烧的尉迟差点打瞎了一只眼睛。
朱元璋在封赏之前，就已经强调说“凡今爵赏次第，皆朕所自定，至公而无私”，那意思就是要大家心服口服，谁敢再有异言就等着瞧吧。作为皇帝至尊，朱当然是最有权威的功勋评判人，除了看重资历，朱皇帝自然也可以凭借个人的感情好恶来定夺，尤其是他更看重一个人的“忠诚度”及“规范度”。
接着他就举例说：“如御史大夫汤和，与朕同里闬，结发相从，屡建功劳，然嗜酒妄杀，不由法度；赵庸从平章李文忠取应昌，其功不细，而乃私其奴婢，废坏国法；廖永忠战鄱阳时，奋勇忘躯，与敌舟相拒，朕亲见之，可谓奇男子，然而使所善儒生窥朕意向，以徼封爵；佥都督郭子兴不奉主将之命，不守纪律，虽有功劳，未足掩过，此四人止封为侯。”【1】此处提到的“郭子兴”即郭兴，“子兴”是他的原名。
当然，很多事情朱皇帝不好明说，只得冠个“欲加之罪”，就算是对大家的疑惑有个交代。对于朱皇帝的这般用心裁夺，后世的王世贞被吓出了一身冷汗：“读洪武三年之功令，未尝不三复而叹也……中山侯，宿将也，以一言之悖而不获公（爵）；德庆侯，巨勋也，以一事之纰而不获公……（太祖）训词何凛乎斧钺焉！”【2】
这里的“一言之悖”，指的自然就是当年汤和在常州时发过的那句牢骚。对于廖永忠所受到的不平待遇，谈迁在《国榷》中表示不满道：“夫窥旨不过冀一时幸，非罪也！获减禄赏十之二，何足损其功。”而正因为朱皇帝完全从一家之私、一己之偏出发，才制造了这种君臣极度不和谐的气氛，“其后功臣多诛绝，早见端于此矣”。尤其是廖永忠这种情形，他完全是为朱着想、为朱办事的，可是朱元璋不仅不有所肯定的表示，反而还将黑锅甩给廖氏，试想廖永忠心中怎能没有怨言呢？
另外，朱皇帝又说：“平章李文忠总兵应昌，逐前元太子远遁漠北，获其皇孙、妃嫔、重宝悉归朝廷，此功最大；御史大夫邓愈自幼相从，屡更任使，虽经摧挫，口无怨言，此二人者，宜列公爵。左丞相李善长，虽无汗马之劳，然事朕最久，供给军食，未尝缺乏；右丞相徐达，与朕同乡里，朕起兵时，即从征讨四方，摧强抚顺，劳勋居多，此二人者，已列公爵，宜进封大国，以示褒嘉。”
其实，李善长的封赏是有点援引萧何、房玄龄一类的先例的，且朱皇帝的乡土观念极重，李氏恐怕是有些当不起的，因为萧何实在是刘邦最得力的大管家和一代能臣；况且，作为大汉功臣的韩信、彭越、英布、卢绾等人皆得裂土为王，明显又比徐、常等人的爵赏要高得多。
这也是前文中我们已经交代过的，朱氏此举，可谓在继承中又有革新，一切的着眼点都在于加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在进一步强化“秦制”——中国的历代王朝往往都是一刀一枪打出来的，开国君主们往往都具有超强的实力和巨大的权威，是所谓“暴力最强者”，所以他们在制定政治游戏规则时，总是首要维护自己的利益、主要对一己负责（而非对其他群体或多数人），而且权力、权威越大者越能够尽量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可以举一些反例，比如说刘邦之所以多封异姓王这跟他自身实力较弱大有关系；再如东晋的江山不是打出来的，就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皇权空前孱弱；再如18世纪彼得大帝之后的俄国，政局非常不稳定，相继出现了四位女皇和四位男性幼主、弱君，这些统治者不少是依靠政变上台的，他们为了换得有力者的支持，便不断提高贵族的特权并将大量国有土地赏赐给贵族，那些国有土地上的农民也进行了农奴化！
本来，朱皇帝这次总共封了三十位侯爵，汪兴祖（张德胜养子）先是被列名为东胜侯，继而就因为犯了事儿被除名；次年明军征四川，汪氏受命戴罪立功，可能因为立功心切，结果他不幸战死，得以追封东胜侯。作为大明猛将之一的薛显被封为了永城侯，但是他之前因有专杀之罪（即擅自杀人），所以只封侯而不予铁券，且不久就被发配到了海南，很多年以后才被重新召还。
最后，朱皇帝又强调说：“《尚书》中云：‘德懋懋官，功懋懋赏。’今日所定的，若是有爵不称德，或赏不酬劳之处，卿等最好当廷指出来，不要事后再多加议论。”但是诸将当场都不敢有任何异议，于是个个都表现出一副顿首悦服之相。
给名的同时，自然也要给利，不管怎么说，这些被封赏的开国功臣都成了新一代的大地主、大贵族，也成了大明王朝最典型的既得利益者。比如洪武四年，一次赏赐给六国公、唐胜宗等二十五侯及丞相、参政等在临濠的山地，就多达六百五十八顷之多，平均每人合两千五百亩；洪武四年十二月，朱皇帝仅赏赐汤和田就多达万亩。另外，这些军功新贵还被赏赐了数以千计的佃户、户人或伴当军士。单相对而言，他们所得到的封赏与前代开国功臣相比是普遍较少的。
几天后，朱皇帝大宴诸功臣。宴罢，他又苦口婆心地告诫大家，要大家继续保持优良的奋斗传统，且不可忘记昔日艰难，生出骄逸之心，否则富贵来得快去得也快。
另外还有一次，朱皇帝上朝罢，退坐东阁，特召来武将们训话道：“你们退朝之后，闲来都做些什么事呢？有没有亲近儒生呢？从前，在战阵之间，你们提兵御敌，以勇敢为先，以战斗为能，以必胜为功。但是现在你们居闲无事，勇力无所施，就应该与儒生们一同讲求古之名将成功立业之后，事君有道、持身有礼、谦恭不伐能、保全其功名者何人，骄淫奢侈、暴横不法、不能保全始终者何人？并且常以此为鉴戒，择其善者而从之，则可与古之贤将并肩了。”
当尉迟敬德打伤李道宗时，李世民就曾语重心长地对他说道：“朕观览汉史，见汉高祖时的功臣能保全的很少，朕心里常常觉得高祖过分了。及至朕居大位之后，常常想要保全功臣，令功臣们香火永续。可是你坐上高位就触犯法令，朕这才知道韩信、彭越等人的被诛，哪里是高祖的过错！国家大事，唯有赏与罚，非分之恩，不可能多次施与，你等还当自我管束，千万别有后悔的一天！”
在这个时候，朱元璋的心恐怕还是跟李世民有些相近的，他也有心保全功臣们，所以他才几次三番劝诫大家要节制点、规矩点。但是，“共患难易，同富贵难”，由于朱氏的独特个性、当政时间较长、大明开国的情势与前代不同、皇储出现问题等因素，最终上演的剧目恐怕是此时的朱氏本人也始料未及的。
大宴功臣的次日，魏国公徐达率诸将诣阙谢恩。朱皇帝御华盖殿，赐徐达等侍坐，且从容与大家交谈起来。最后，朱皇帝认真地总结了一下自己夺取天下的整个大略，尽管前面已经有所提及，但作为一段特别重要的文字，这里还是全录于下：
曩者，四方纷乱，群雄竞起。朕与卿等初起乡土，本图自全，非有意于天下，及渡江以来，观群雄所为，强者纵于暴横，弱者不能自立，荒淫者迷于子女，贪残者耽于货宝，奢侈者溺于富贵，剽贼者喜于战斗，兹数者无救患之心，徒为生民之患。
若张士诚、陈友谅，尤为巨蠹，士诚恃其财富，侈而无节，友谅恃其兵强，暴而无恩。朕独无所恃，惟不嗜杀，布信义，守勤俭，所恃者卿等一心，共济艰危，故来者如归。尝与二寇相持，人有劝朕先击士诚，以为士诚切近，友谅稍远，若先击友谅，则士诚必乘我后，此亦一计。然不知友谅剽而轻，士诚狡而懦，友谅之志骄，士诚之器小，志骄则好生事，器小则无远图，故友谅有鄱阳之役，与战宜速，吾知士诚必不能逾姑苏一步，以为之援也。向若先攻士诚，则姑苏之城，并力坚守，友谅必空国而来，我将撤姑苏之师以御之，是我疲于应敌，事有难为，朕之所以取二寇者，固自有先后也。
二寇既除，兵力有余，鼓行中原，宜无不如志，或劝朕荡平群寇，乃取元都。若等又欲直走元都，兼举陇蜀，皆未合朕意。朕所以命卿等先取山东，次及河洛者，先声既震，幽蓟自倾，且朕亲驻大梁，止潼关之兵者，知张思道、李思齐、王保保皆百战之余，未肯遽降，急之非北走元都，则西走陇蜀，并力一隅，未易定也。故出其不意，反旆而北，元众胆落，不战而奔，然后西征张、李二人，望绝势穷，故不劳而克，惟王保保犹力战以拒朕师。
向使若等未平元都，而先与之角力，彼人望未绝，困兽犹斗，声势相闻，胜负未可知也。事势与友谅、士诚又正相反，至于闽广，传檄而定，区区巴蜀，恃其险远，此特余事耳。若等可以少解甲胄之劳矣。【3】
以长江下游讨平上游，率南方之军统一北方，两相战争奇迹，千古独此一人，朱皇帝的自负之情溢于言表！
接着，朱皇帝又命曹国公李文忠领大都督府事，颍川侯傅友德、吉安侯陆仲亨、济宁侯顾时、临江侯陈德、六安侯王志、荣阳侯郑遇春、江阴侯吴良、南雄侯赵庸同知都督府事。之后，升指挥王成、单发、沐英、何文辉、陈桓、庄龄、王蕳、蓝玉、仇成、金朝兴、费震、王弼、胡德并为大都督府都督佥事，仍令子孙世袭指挥。
这里不妨一提，像后来明军的千户（正五品）、百户之类的中下等军职，也是可以世袭的，只不过只能由嫡长子袭职。与后来残酷对待大多数开国功臣相比，这也算朱元璋对军队中普通军官的一种变相收买了。
【1】《明太祖实录》卷五十八
【2】《弇州续稿》卷四十。注意这里强调汤和乃是“宿将”，意在其资历深；廖永忠为“巨勋”，意在其功劳大。
【3】《明太祖实录》卷五十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