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门学子的悲歌连载（7）- 我在男厕所夜读的高一秋冬学期

2004年9月，我正式开始了在辽宁省实验中学读省级理科实验班的生涯。我们班比正常班级人数少，只有44名同学，其中33名男生，11名女生；31人来自沈阳市，13人来自外市，但农村学生只有我一个。所有人要么是初中数理化竞赛获奖，要么是沈阳市中考成绩顶尖者。除我来自贫困家庭外，尚有几名沈阳同学来自普通工人家庭，其余大多数同学则家境优渥——父母要么是高级知识分子，要么是政府或事业单位中层干部。

我在沈阳上学的第一个学期非常辛苦。从农村到省会城市，生活上发生了巨变。比方说，农村的旱厕结构十分清晰。即使走进一个完全陌生的旱厕公共厕所，大家都会一目了然地清楚蹲下后，脸是应该朝着过道的。而城里的冲水马桶则没有这么容易理解，特别是我们寝室楼厕所隔间的门是从马桶侧面打开的。我第一次走进厕所隔间，拉开门后，盯着白瓷马桶，思索了许久究竟哪边是前，哪边是后，毕竟在我看来，两个方向任一边朝前都有它的道理。直到后来冲水时，看见激荡的水流冲刷的方向，我才恍然大悟。

我的农村口音也给我造成了一些困扰，即便我没有遭到城市同学的嘲笑。在乡下，与普通话发音不同，我们的“姑”和“哥”两个字都会发二声。我的宿管阿姨曾笑着纠正我的发音：“读gē，不是gé！”另外，我平翘舌不分，乡下人通过音调区分“四”和“十”，而在沈阳这两个字是通过平翘舌区分的。我记得很清楚有一个女生在食堂门口问我几点了，我告诉她“六点十分”，但她无论如何都听不明白我说的到底是“十分”还是“四分”，即使我拼命地试图卷起舌头也无济于事。

当然，最大的艰辛还是来自学习方面。英语是我最大的困扰。我们的英语老师云老师恰好也是我们的班主任。云老师那年48岁，笑容温暖，温柔体贴，对我这个来自农村的学生特别关爱有加。在开学前，她经常找我聊天，了解我的生活情况，希望我能尽快适应新的生活。

开学后，很快我们迎来了第一节英语课。云老师走进教室，体贴的笑容换成了严肃认真的授课表情。然后，她张开嘴的一瞬间我就懵了——她说的是英语！英语课居然是用英语讲的！我完全跟不上老师的节奏，茫然地看着她，无论如何也不能把讲台上说着我几乎听不懂语言的云老师和前几天还不紧不慢与我唠家常的那个云老师联系在一起。我们班男生是奇数，恰好我一个坐一个座位，所以我没有同桌可以请教。我只好厚着脸皮问前座温文尔雅的女同学迟雪：“老师让我们干什么？”迟雪告诉我：“她让我们翻到98页。”我赶忙将书翻到98页，对着课本，依然无法跟上老师英文授课的速度。

下课后，我十分好奇地问迟雪：“老师说的英语你都能听懂吗？”迟雪点点头：“能听懂”，然后她接着告诉我，“我们初中英语课也大部分是用英语讲的。” 我沉默在了自己的座位上。中考时，我英语考了148分，单科全县排第三名，但在省会城市的高中，我就像没有学过英语一样。

除英语外，为准备高中学科竞赛，我们的数理化生四门课程进度快，难度大。比如我们会在高一上学期即学完所有高中生物内容，也会在高二上学期前学完所有数理化课程。特别是数学课，在老师讲课及平常考试中，经常会有超纲试题出现。

为了跟上学习进度，我常常需要在寝室11点熄灯后另找光源学习。最开始，我是在寝室楼值班室门口的灯下学习，后来担心被宿管阿姨发现，我就机智地把“熄灯后自习室”挪到了男厕所。我住的宿舍楼很旧。厕所里是水泥地，终日潮乎乎的，坑坑洼洼的地方还有不知积了多久的水。厕所四周水管子上蒙着一层厚厚的铁锈，铁锈的味道均匀地扩散到潮湿的空气中。厕所顶棚挂着一盏老旧的灯泡，灯光昏黄。为了能获取稍微明亮一点的灯光，我只能站得直直的，毫无依靠地在灯泡正下方拿着习题或卷子复习，因为如果我靠在墙上或暖气片上，那里的灯光就过于昏暗了。我一般会选择在正常自习时间学习数理化生，而在这些孤独又隐秘的“晚自习”时光里，我则会学习语文和英语。

熬夜学习的后果就是第二天白天上课会非常困，特别是在暖气开足了的阴乎乎的沈阳冬日下午。如果再搭配上生物老师为了赶进度在讲台上毫不停歇地输出，那袭来的困意是完全无法用精神意志来抵抗的。班主任建议我们听课听困了的同学可以选择站起来听。一开始有好几个同学会站起来听，后来大部分人都放弃了。大家战略性地选择了在相对来讲不那么重要的生物课上休养生息，以便调整精神备战刀刀见血的数学课。

我脑子一根筋，虽然那时我尚未决定学习生物竞赛，但总觉得不能在课堂上睡着，于是我每次都孤零零地站着听生物课，一边听一边思考高尔基体和高尔基是否有什么关系。有时候站着听课也困，我就死劲掐自己的大腿，让痛觉神经刺激我保持清醒。

那半年，我犹如未经专业训练就被扔进长跑比赛的选手，每天都咬紧牙关，上气不接下气地坚持着。（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