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16 ┃《草与禾》中华文明4000年融合史
“中华文明数千年的融合最主要的推动力就是草原文明和华夏文明之间的互动。”
----《草与禾》波音
关于本书
波音是一位蒙古族作家，为了《草与禾》，他在2016年7月进行了一次漠南草原之旅。本书于2019年6月出版，讲述了4000多年来，在中华大地上，“草的世界”与“禾的世界”此消彼长、冲突融合的过程。
两个世界在地理上相隔万里，在政治体制、经济模式、文化传统方面差异巨大，它们是如何在碰撞与互动中不断协调自身、突破隔阂，最终形成了大一统国家的呢？这也是本书所探讨的核心主题。
本书以政权模式的演进为主线，将中华文明的融合过程分成5个阶段：草原和华夏单一政权模式、以华夏为主体的混合政权模式、以草原为主体的混合政权模式、元朝统一政权模式、清朝统一政权模式。
“草的世界”在哪儿
本书把以农耕为主要谋生手段的地区称作“禾的世界”。从“满天星斗”的红山、龙山、陶寺、良渚等文化，到“月明星稀”的二里头，直至秦统一六国，禾的世界持续扩张。依托考古和文字记载，我们对禾的世界比较熟悉，而北方“草的世界”就显得模糊和神秘。
从地理上看，横跨欧亚大陆北方的草原带，西起欧洲的多瑙河下游及黑海北岸，向东蔓延，直至中国东北地区的大兴安岭，跨度达到上万公里。其中，阿尔泰山、天山以东到大兴安岭之间的东部草原带绵延与华夏北方相接，是本书重点关注的区域，作者称它为“草的世界”。
“草”与“禾”的世界有什么不同
草与禾是两个迥异的世界：一边定居农耕，另一边逐水草而居，骑马游牧；一边是组织严密、层级分明的帝国，另一边是松散的部落联合体；华夏帝国的运转依靠对广大民众征收赋税，而草原政权靠联盟首领为各部落带来丰厚利益来维系。
骑马游牧的生产方式让草原民族自带武力Buff，在冷兵器时代，草原骑兵的优势明显，直到火枪的出现，终结了草原帝国的命运。
单一模式下“草”与“禾”的对峙
两个世界之间，有一个“长城地带”，主要包括黄河中下游平原区、阴山山脉、燕山山脉、黄河中上游区域、以及山间小盆地的集合。
远古时期，这里散落着若干亦农亦牧的部落。商周时期，中原政权就与这些“方国”、“夷狄”交战不止。经过春秋、战国，七国雄起，这些散落的部落成了被兼并的对象。当过渡地带消失，草与禾开始直面彼此。
秦统一六国，率先完成华夏文明圈的整合，成为华夏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国。此时，草原上除了匈奴，还有东胡和月氏，未完成草原整合的匈奴不是秦军的对手。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驾崩，华夏大乱，直到公元前202年刘邦统一天下，建立汉朝。匈奴冒顿（mò dú）单于抓住时机，成为第一个完成草原统一的霸主，其统治区域东起辽河流域，西到葱岭（今帕米尔高原一带），北抵贝加尔湖，南接长城。
汉朝是较为单一的华夏政权，匈奴是较为单一的草原政权，此后近300年，双方时战时和，互有胜负。有意思的是，在对方内乱时，双方都没有直接介入。因为对彼此都缺乏了解和治理经验，双方只好“各管各的”。
融合1.0：单一模式到混合模式
公元48年，匈奴再次分裂，南匈奴向汉称臣，北匈奴最终被击溃，而草原上又崛起了新的势力：鲜卑和乌桓。草的世界不平静，禾的世界也进入三国时期。
三国是一个分裂的时代，连年混战让华夏人口锐减；三国也是一个整合的时代，为了补充人员，魏蜀吴都对周边少数民族加大了征服与管理，无形中实现华夏文明圈的扩大与深化。到了西晋，关中百万人口中，已经有将近一半是少数民族，而且很多还改了汉姓。
316年西晋灭亡，中原士族大量南迁，北方少数民族势力纷纷入主中原，政权模式的探索拉开帷幕。不论是匈奴人的前赵、羯族人的后赵，还是汉族人的冉魏和氐族人的前秦，单一模式政权都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是单一模式的排他性无法实现多元社会的稳定治理。
直到慕容鲜卑建立“前燕”，采用二元化的治理方案：民政上，前燕借鉴华夏治理模式，大量使用汉族官僚，有效地管理汉族人和农田；军政上，前燕保留鲜卑人部落管理方式，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
虽然“前燕”在中原逐鹿中也落败，但由慕容鲜卑开辟的二元化道路，在另一支拓跋鲜卑手上得到传承。从长城地带一个小小代国开始，拓跋鲜卑逐渐发展成北方强权之一“北魏”，再经过分裂整合，最终到隋唐一统天下。
这期间，不管是拓跋、宇文，还是杨、李，都来自北方军镇色彩浓厚的关陇军事集团。他们身上融合了华夏和草原文化，兼具草与禾的治理模式逐渐成熟起来，作者称之为“以华夏为主体的混合政权模式”。
融合1.5：混合模式的主体变化
大唐消灭东突厥后，需要安置大量投降的突厥部落。此外，境内还有羌、党项、吐谷浑、吐蕃、回鹘、契丹，甚至中亚的粟特等众多民族部落。这些部落的依附为大唐边境的管理提供了军事保障，但也为“安史之乱”的爆发埋下了隐患。
“安史之乱”不是表面上安史叛军与大唐政府军的对垒，而是裹挟了突厥余党、回鹘、各种草原势力的大乱局。经过7年，叛乱虽然被平息，但大唐已盛世不再，变成一个单一华夏政权。
唐朝后期，华夏中央势弱、藩镇割据，而草原也是群雄分立。契丹在耶律阿保机的带领下崛起，907年，耶律阿保机成为契丹可汗。契丹辖下不仅有契丹人，还有躲避战乱的多个民族，尤其是华夏进入五代十国的混战后，汉族人也大量流入契丹进内。
契丹逐渐从单一的草原政权变成以草原为主体的混合政权。契丹兴建了固定的都城，但可汗在草原和都城之间季节性的迁徙。行政上，契丹建立南北院制度，实现对农耕区和游牧区的二元管理。因为具备农耕区的生产能力，契丹比以往的单一草原政权更加稳定。从916年耶律阿保机称帝，直至1125年，辽朝存续209年。
长城以南，宋（960年－1279年）统一华夏。辽宋纠葛100多年，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听罗振宇的“文明之旅”节目。最终，辽、宋都被另一个崛起的力量击溃：女真。女真建立的金沿袭了契丹的混合管理模式，但人口数量上的劣势，让女真在管理广大疆域过程中变得举步维艰。
从汉末到唐末再到宋末，政权混合模式一直在探索、深化，草原、华夏、丛林都裹挟到文明融合的进程中，一个真正融合的大一统时代即将到来。
融合2.0：元朝 “大一统”
蒙古铁骑横扫欧亚大陆，在四处征伐中，蒙古帝国逐渐吸收了不同部族的治理模式，华夏丰富的物产与稳定的赋税为蒙古的扩张提供了物资支持，回鹘的投靠为蒙古带来非常重要的商业能力。
1271年，忽必烈称帝，选取《易经》中的“大哉乾元”，建国号为“大元”，定都于大都，亦称“汗八里”（今北京）。忽必烈将三种身份集于一身，他既是草原的大汗，也是华夏的皇帝，还接受了藏地高僧的金顶灌礼。
元朝政权可以说是升级版的混合模式，是一个“三体”政权：草原军事力量、华夏生产力量、西域商业力量，三大支柱相互支撑。
隋唐、契丹、金朝的混合政权，到元朝推进到一个新境界：大一统政权。疆域上，整合了草原、中原、东北丛林、西域绿洲、青藏高原；行政上，采用行省等制度进行整体管理；经济上，全国一盘棋考虑。
元朝政治、军事中心在北方，而粮食生产中心在南方，漕运成为对接和维系三大支柱的命脉。在当时的科学技术条件下，运输、金融等工具很难支撑三个支柱的无缝对接。元朝崩塌的直接诱因就是漕运中断。
元虽然覆灭，但蒙古没有丢失草原，一直延续至今，而大一统模式在大清手中再次发扬光大。
融合3.0：清朝“大一统”
明成祖朱棣在边塞军旅中成长起来，带有浓厚的草原色彩，作者形容他是披着大明外衣的“蒙古人”。明孕育自元，朱棣想实现的是像元朝的大一统，因而明朝在前期基本是一个以华夏为主体的混合政权。但继他之后，不管是华夏，还是草原，都缺乏进取的雄主，草与禾又退回南北分裂的状态。
明朝中后期，世界开始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即全球化。但明朝越来越封闭，不仅没能利用全球化浪潮再次强大，最终被另一支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部消灭。
1616年努尔哈赤称汗，建立大金。皇太极继位后，改女真为满族，改国号为大清。最终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和体系建设，大清再次将草原、山林、华夏、西域、高原、海洋整合在一起，一个新的大一统政权又矗立在东亚大陆之上。
与之前的政权不同，大清面对的最大变化是“全球化”。全球化引入了美洲抗旱作物，让北方也成为粮仓；全球化还带来丰富的白银，财政与经济运行得到金融支持。由此，大清获得比元朝更大的稳定性。
然而，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也更加严峻，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大清最终在辛亥革命中走向末路。
结语
虽然清朝灭亡，但经过数千年的融合实践，中华文明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各民族在“中华一家”的共识下携手前行，共同走向繁荣。
《草与禾》不仅为读者厘清草原与华夏政权更迭的线索，更重要的是提供一个更高的视角，让读者了解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在融合中发展的整体脉络。
“当今世界和我们自己，都是文明融合的产物”，文明的融合不是一蹴而就，历史的进程也会反反复复，但融合发展的大方向不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