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士诚何以失败 —— 072 《明君与暴君：多面帝王朱元璋》

第十一章、扫灭张士诚

张吴的败因

在扫灭了陈友谅及规取福建受挫之后，朱元璋越发懂得了“养威、俟时”的道理，所以他在灭陈之后，并没有急于乘着胜利之余威直下平江；而是先巩固灭陈战果，安定了后方，又经过一番养精蓄锐，这才集中起全力对付日渐衰微的张士诚。尽管在征讨福建的问题上，朱氏也因操之过急遭遇到了一次不大不小的挫折，但是好在及时改弦易辙。

遥想宋太宗当年，他在消灭北汉之后，就急匆匆地对辽国展开大规模用兵：当时敌情判断不明尚且不说，辽内部虽危机四伏，但其毕竟是军事大国，如果没有长远的谋划与成熟的安排，怎么能轻率与之决战呢？因此，疲惫、冒进的宋军初次伐辽失利，数年后再战仍遭惨败，以至精锐丧失，险要的幽云地区迄北宋之世也未能夺回——最终只是从金国手里勉强收回，可旋即又失去了。

这个教训是极其惨痛的，后世每念及此，必至“一回惆怅一沾巾”，而朱元璋本人应该也是熟知这段耻辱的历史的。如今，他已经瞅准了时机，就要为中国历史撰写新的精彩篇章了：一面是越战越勇、越战越强、越战越精，可是那另一面呢？张家兄弟为最后的决战准备好了吗？

他们可曾知道，他们在下坡路上反而已越走越远了……

就在张士诚于至正二十三年九月称“吴王”之后，他即命老弟张士信迁元江浙丞相达识铁睦尔于嘉兴，最后又将其毒杀。从此张士诚便大权独揽，高高在上，恢复了自己昔日称大周王时的威风。而张士信则成为江浙行省丞相，帮着哥哥打理军政。

苏杭一带自来民物蕃盛，储积殷富，所以胸无大志的张家兄弟处此烟柳繁华、温柔富贵之地，想不骄侈淫佚、堕落放纵都很难。他们“自谓化家为国，以底小康，大起第宅，饰园池，蓄声妓，购画图，惟酒色耽乐是从……”【1】于是，张氏兄弟日渐懈怠于政事，又暗于断制，权柄便逐渐被那些文吏们所窃取。

张士诚在起初大概也振作过，比如他曾亲往乡贤、曾做过元朝地方官的施子安（即《水浒传》作者施耐庵）家中拜望，试图请施老先生出山，可遭到对方的婉言拒绝。张氏为人迟重寡言，他自知是个上不了大台面的泥腿子，所以也就乐得装出一副好士的模样以邀取好名誉，《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就曾出入其幕下。

但凡有读书人到张士诚那里，他既不管人家是否贤德，也不问此人是否有真才实学，就一概厚加赏赐，“舆马、居室，无不充足”。为此，那些嗜利的读书人，往往争相到张士诚那里献媚，结果张氏也真的被这些满肚子歌功颂德、溜须拍马之辈，弄得整日家昏昏然，以至于对岌岌可危的政治形势麻木起来。张氏也慢慢地成了一位足不出户的“宅男”（很像不问政事、闭锁深宫、事权付诸兄弟的洪秀全），为此耳目众多的元璋曾非常鄙视地说道：“我诸事经心，言行法随，尚且有人欺蒙我。张九四终岁不出门，不理政事，岂不着人瞒？”

之前我们已经说过了，在张士诚的兄弟之中，士德是最出色的，他被擒杀以后，张家军士气日衰。张士义死得最早，而苟活的张士信最是愚妄之辈，其不识大体，以至人们常常会在背后讥笑他。士信生活腐化荒淫，其后房有姬妾上百，她们还被专门教授跳那令元顺帝老兄着迷的“天魔之舞”，极尽堕落之能事；另外，据说士信园池中的采莲舟都是用极其贵重的沉檀木做成的。

士信用事，疏间旧将，夺其兵柄，由此上下离心，将士不肯用命。等到派遣将领出征时，他们就装病不起，然后邀求官爵、田宅之类，直等到被满足之后，才起程任事。这些将领到达军中之后，又往往无心作战，常载妓女歌舞，日会游谈之士，酣宴博弈。等到他们丧师失地而归，张家兄弟又不责问，依旧复用为将，“其威权不立类如此”！连个起码的赏罚规矩都没有，焉能不败？

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何以在与朱家军对阵时，张家军几乎从无胜绩。

张家兄弟身边围绕的尽是些佞幸之臣，其中有黄敬夫、蔡文彦、叶德新等三参军为士信的心腹。

三人皆是迂阔书生，不知大计，却偏偏可以蛊惑视听，把持政柄，所以国事日非也就不难想见了。当时，苏州一带有民谣云：“丞相做事业，专靠黄、蔡（菜）、叶。一朝西风起，干瘪！”后来黄、蔡、叶三人均被朱家军俘获，有心又狠辣的元璋为应“干瘪”之谣，便专门将他们腊成了肉干，悬于苏州城头。

张氏政权毫无章法及约束可言，即使张士诚本人有心爱民，那些贪婪、残暴的官吏也是不可能体会上意的，因为他们根本无从忌惮。在明末著名文士钱谦益的《国初群雄事略》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张士诚的“国戚元勋”、女婿潘元绍，其位重于宰相，但生平却酗酒好杀。他家有美女数十，其中一苏姓女子最是才色绝美，潘氏头一晚还与她寻欢作乐，次日他偶一突发奇想，不仅将此女子灌醉杀死，更割下其头颅以金盘盛之荐于宾客，结果宾客们都被吓了一跳。后来，张氏将灭时，病态审美的潘氏又逼迫众妻妾自杀，而他自己却妄图苟活，结果在投降后被朱家军斩首，其头颅则被人专门丢进了粪坑里【2】。

显然，除了战争所产生的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损耗之外，上层统治集团为了维持自己的奢侈生活，也是不可能减轻对老百姓的剥削和压迫的。比如有个叫周铁星的，是张士信麾下的一名官吏，此人因聚敛有功，竟官至上卿。为了驱迫百姓缴纳钱粮，他就曾发明过一种头上布满铁钉的刑杖，以至百姓对其恨之入骨。

盘剥之外，再加之一些沉重的工役，比如修筑工事、疏浚河港等，也都是非常耗费民力的。“动民力以摇根本，用吏术以括田租”，这都是亡国丧邦的重大弊政。无知无识、宽厚驭下、不讲规矩的张士诚，就算他真有意关心民瘼，可他最终也只能给人们留下一个麻木不仁、为政形同儿戏的恶名。

“士诚之心，知施恩而不施威，知取之易而不知守之难”！即使张氏兄弟可以问鼎天下，那不过也将昙花一现，因为“山大王”式的治国方式是最不靠谱儿的。

其实，对于张士诚用人行政的这些缺陷、弊端，也曾有不少人向他提出过劝谏和批评。比如作为东南大名士的山阴人杨维桢，张士诚为显出自己礼贤下士、求贤若渴的心意，便屡屡招纳杨维桢；杨氏有感于张士诚的诚意，便对于张氏的为政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其中道：“况为阁下之将帅者，有生之心，无死之志矣；为阁下之守令者，有奉上之道，无恤下之政矣；为阁下之亲族姻党省，无禄养之法，有行位之权矣……”【3】

杨维桢批评张氏不辨是非、不辨忠奸、任人唯亲，专用势利小人。他更清醒地看到，若长此以往，张吴政权必然不久于世，“不有内变，必有外祸，不待智者而后知也。阁下狃于小安而无长虑，东南豪杰又何望乎！”

对于杨维桢的这番直言，目光短浅、喜好媚语的张士诚等人自然会弃而不用，还一致指责杨氏为“狂生”。张家兄弟本就是这个做人的境界，所以绝不能对他们要求、期待过高——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朱、张二人本质上的差别，其实并不在谁的拳头硬、谁的时机佳，而更在于他们器局、智量的大小以及战略战术的高下——张氏的骨子里始终还是一位“草莽”，而朱氏则通过不断的学习大致褪去了身上的草莽之气。

还是那句老话：“堡垒往往是从内部被攻破的。”就像一截未经任何处理的木头一样，放得时间越长，它自身就会越腐败不堪。这也就是张吴政权，其以腐烂之质，更当是难以抵抗外部所加之锋刃的。

不过，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恃强”的陈友谅正因为强，所以他才敢于一而再、再而三地发起主动进攻，也因此剽悍轻死的他才在野战中被迅速地消灭；但是“恃富”的张士诚却不同，后来他只一味凭坚据守，人力资源、物资储备又丰富，所以非常耐打，也因此应天方面必得下大工夫、费大气力来好好收拾他。

而一俟消灭了张士诚，朱氏政权通往全国的进军道路也就彻底打开了，他们改朝换代的理想眼看就要实现了！

【1】《续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

【2】这一记载与《明太祖实录》有些出入。

【3】《国初群雄事略》卷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