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第三只耳朵倾听海浪
诗人聂鲁达曾这样比较圣地亚哥和瓦尔帕莱索：“圣地亚哥是被冰雪高墙囚禁的城市，而瓦尔帕莱索却向茫茫无际的大海，向市廛的喧闹，向孩童的眼睛，敞开了自己的大门：那里的一切都是不一样的。”
混乱、贫穷、无序、肮脏、夸张、色彩，以及，无尽的狗吠声……
这是瓦尔帕莱索带给我的第一印象。
瓦尔帕莱索（意为“天堂谷”）以满墙的艺术壁画闻名。这座依山而建的海港城市曾因海洋贸易盛极一时，又因巴拿马运河的开通由盛转衰。这种衰败感似乎是永远甩不掉的牛皮癣，被牢牢地印刻在瓦尔帕莱索的城市风貌上——破败陈旧的铁皮房屋无序地堆砌在小山丘上，房屋墙壁上尽是斑驳的零碎漆皮，有着随时脱落的风险；殖民地风格的古典建筑，仿佛被笼罩上了一层灰尘般，显得阴暗破旧；蜿蜒曲折的盘山台阶上尽是鸟粪与狗屎；数不清的黑色电线在街角电线杆上盘织交错，像下水道口的一坨黑发般扭曲在了一起。
如今这座城市，为了挽回最后的尊严，被智利人称作“波西米亚之城”。波西米亚风格在精神上自由奔放，而在外观上却如犬儒主义者般不拘小节、脏乱不堪。正是这样一座总是弥漫着海雾的城市，成了智力诗人聂鲁达的灵感启发之地，这位大地之守护神的居所。
聂鲁达是陪伴我早期旅行的诸多作家之一。2015年，我沿着丝绸之路从西安前往新疆的旅途中，聂鲁达的诗篇陪伴我走过星星峡的胡杨林、库车的大巴扎以及巴音布鲁克的丰美草地。我喜欢聂鲁达的相貌。瞧啊：鱼泡似的大眼睛镶嵌在一副肉滚滚的面具里，投射出童真与诙谐；灵感天使将他的顶发拔得丝毫不剩，全都拿去喂养了暮色、露珠、麦穗、贫寒和痛苦。粗黑的眉毛弯成了两道海湾，将爱情和革命聚拢，那是诗人长时间沉思的标志。
中国诗人艾青曾称聂鲁达“有着外交官的彬彬有礼的风度、诗人的天真的情感和民间歌手的纯朴的品德。”艾青的观察无疑是敏锐的，寥寥数语就囊括出了聂鲁达的生平经历及其诗歌特点。
巴勃罗·聂鲁达（1904－1973）出生于铁路工人家庭，成长于特木科城，这里位于智利粗犷的南方大地，遍布着火山、湍流、雪峰、海滩和原始森林，充满着自然的野性和气息。青年聂鲁达，作为农场上的劳作者和乡镇居民，正是在此积累了大量关于自然元素和质朴生活的素材，并在此后将它们连缀成珍珠项链，悬挂在诗句里。
聂鲁达年少成名。凭借丰富新颖的意象、大胆广泛的联想（“光的沉缓的嬉戏”、“水果的枝芽自太阳落在你深色的外套上”、“月亮转动他齿轮般的梦”），他的诗句赢得了智利人的喜爱。诗歌的超现实魔力甚至将聂鲁达转变为了一名“外交官”。在诗人的自传《我坦言我曾历经沧桑》中，他曾生动地回忆道：
一位朋友把我推荐给外交部的一位司长。他立即接见我。他知道我的诗。
“我也知道您的抱负。请坐在这把舒服的扶手椅上。从这里可以清晰地看到广场，看到广场上的集市。您看看那些小汽车。全是过眼云烟。您是青年诗人，这太幸运了。您看见那座宫殿了吗？那原属于我家。如今我却只能待在这里，待在这满是官僚气的猪圈里。这种时候，唯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精神了。您喜欢柴可夫斯基吗？”
他跟我聊了一个钟头艺术之后，伸手与我握别，对我说别为求职的事担心，说他是领事司司长。
“您现在可以认为自己已被委派在驻外的职位上了。”
两年间，我不时到这位彬彬有礼的领事司司长办公室去，他的态度越来越殷勤周到。他一见我来，就冷冷地把他的一位秘书叫来，皱着眉头对这位秘书说：
“我现在谁也不见。让我忘掉日常的乏味谈话吧。诗人来访，是本部仅有的不凡事物。但愿他永远不要抛弃我们。”
……
我告辞时，他像提及我们两人之间一个可怕秘密似的再次说，我在国外的职位已是十拿九稳。尽管我连吃饭的钱都不够，这天晚上上街时我却气粗得像个大官。
其时诗人在智利的地位，可能只有中国唐朝时期可与之匹敌。
就这样，聂鲁达作为一名外交官开始了他那“颠沛流离”却波澜壮阔的世界之旅，直至生命终点。旅行家一面的聂鲁达鲜少被论及，但这位诗人是真正字面意义上的“旅行家”。早期在东南亚和南亚的履职让聂鲁达探索了个人内心的孤寂和苦闷；中期在欧洲任职时因目睹了西班牙内战，使聂鲁达转向战斗与号角，用诗词去体恤人民的疾苦、描摹战争的残暴。晚期更是乘坐火车从莫斯科穿越欧亚大陆去到中国为宋庆龄颁发斯大林和平奖章，担负起联通全球左翼事业的责任。旅行在不断地塑造者聂鲁达对世界的观感和体悟，而聂鲁达也在旅途中帮助着改善这个不堪且悲苦的世界。因此，如果让我为聂鲁达冠上一个称号，我会称他为“环球游吟诗人”。
旅行家聂鲁达在旅程中总喜爱收集各类稀奇古怪的“小玩意儿”，这些宝物现在就放置在他那位于瓦尔帕莱索半山腰的家中，接受着海风与盐分的洗礼。
前往聂鲁达故居需要沿着盘山步道一路向上。住宅隐没在一堆病恹恹的平民房屋中间，几颗高大的棕榈树自这一堆铁盒子里冒出来，树荫不知洒向了何处。踏入窄门、穿过花园，来到了故居前一处露天平台。这里视野极佳，不仅可以看到远处太平洋闪着银光的海平面，还可以一览海港上进出停泊的各类船只，包括灰蓝色的军舰。
一转身，就看到了5层楼高的故居。房子小巧袖珍，外立面被涂成了红蓝相间的色彩，并不协调的直角和弯边构造让房子看起来更像是一个放大的玩具（一艘船舰或一座宝塔）、一个任性的臆造。
一层和二层分别是门厅和储藏室。门厅天花板上涂抹着色彩鲜亮的星状图案。联通每一层的楼梯由厚重的实木构成，其上包浆满布。故居三楼是宽阔的客厅和餐厅。伴着喜爱的美食和红酒，诗人时常会在此和朋友们畅聊数十个小时，然后于凌晨潜入书房开始独自一人的沉默写作。巨大的玻璃窗户将瓦尔帕莱索的杂乱市容请入房中，将聂鲁达的诗句具体地呈现了出来：
无数悬挂着的房屋
这是瓦尔帕莱索的脉搏
高山上充溢着生命
门户漆上了绿松石色
猩红色
桃红色
掉了牙的楼梯
可怜的门口的破烂
歪倒的茅屋
雾气散开
咸味的网笼罩着一切
树木绝望地抓紧悬崖
洗涤过的衣服
悬挂在那些破烂房屋伸出的手臂上 （《瓦尔帕莱索》）
不难发现，聂鲁达热衷于收藏古典家具和各类稀奇古怪的装饰品——扶手椅、皮沙发、瓷器、古代地图，不一而足。但所有藏品里，最突出的要数玻璃质物件：水晶球、琉璃杯、毛玻璃墙壁、鱼缸、酒具、粗厚的高脚杯。为什么是玻璃？玻璃材质能使现实扭曲、变形、朦胧、折射。正如玻璃质感对于现实的改写，聂鲁达的诗歌也通过堂皇的隐喻超越着现实：“平分昼夜的尺，石头的书。阵阵风暴之中的鼓，沉默时间的珊瑚。把指头磨光的围墙。使羽毛战斗的屋顶。”这种肆意的、超现实主义风格的联想是贯穿聂鲁达诗歌的奥秘，是对理性、规矩、庸常的拒斥，也是对内心潜意识领地伟大的探索。
聂鲁达的诗歌是玻璃材质的。
聂鲁达一生还酷爱玩具：“我家里收藏了大大小小许多玩具，没有这些玩具我就没法生活。不玩的孩子不是孩子；不玩的大人则永远失去了活在他心中的孩子，而那却是他十分需要的。我也像造玩具那样建造我的房子，并且在这所房子里从早玩到晚。”
玩具是现实生活的微缩版本。对于孩童来说，拥有玩具就等于拥有了整个触不可得的巨大世界。玩具可供孩童去想象一个自由的世界，一个任其发散联想力的创造王国。聂鲁达诗歌中所形塑出来的奇妙世界得益于玩具。谁能说，诗人词句中丰沛的意象和天真的画面，不像是一个手持飞机模型在空气中划动的孩童脑海中的画面？
聂鲁达的诗歌是一件玩具。
我要描摹山岭、河流、云彩，
我从口袋里拿出了笔，我记下一只腾飞的鸟儿，
一只吐丝织网的蜘蛛，
就不再想着别的：我是空气
敞开的空气，在里面麦子回旋
一阵飞舞把我推动，一片落叶
无所适从，一条鱼在湖心
呆呆地睁着的圆眼，
在云团里翱翔的塑像，
千变万化着的雨。 （《牧歌》）
木马是玩具中最别致的一种。一只玩具木马老实地贴在故居客厅一隅的地板上，一动不动。一看到木马，聂鲁达生命的童年、性格的童真就全都涌上了我的心头。聂鲁达的生活空间中怎能没有木马？早在特木科的时候，学生聂鲁达每天放学后都会路过一家五金店，里面放置着一匹可爱的木马。他会先贴着窗户查看它是否在那里，然后走进去，瞧着马儿的眼睛，一次又一次不断地抚摸它那光滑的木质身体。木马作为聂鲁达童年时期少有的玩具之一，一定使他不止一次地幻想着自己骑着野马驰骋在雪山林地之间。
在转入四楼的楼梯墙壁上挂着几幅静物油画，内容包括花卉餐具、水果拼盘和日常饮食。这些描画日常生活的油画在时刻提醒着聂鲁达：从平常事物中发现生活之美。故居四楼是聂鲁达和他的第三位妻子玛蒂尔德的卧室。房间不大，呈半圆形。三面被无缝隙的玻璃窗户环绕。向外望去，山丘上建满了毫无特色的房屋，锯齿状的铁皮屋顶在阳光下闪着银光。放置在隔间里的是两只小型木质衣柜，它的外立面描绘的是中国古代仕女图，两名细眉粉黛的佳丽穿着云朵般的丝衣正用微眯的眼神望向你。这幅衣柜屏画象征着聂鲁达和中国的深厚渊源。
聂鲁达曾分别于1928年、1951年和1957年到访中国。更是在航行长江的轮渡上度过了57岁生日。因为见证西班牙内战对于左翼人士的迫害以及目睹了智利国内劳工悲惨的境况，聂鲁达在1930年代逐渐左转，最终加入智利共产党，成为一名坚定的左翼“战士”，穷其一生用诗歌为底层民众发声。聂鲁达始终同情中国的革命事业，更是与中国诗人艾青结下了友谊。
艾青与聂鲁达初次接触是在1951年，当时聂鲁达前来中国为宋庆龄颁发国际和平奖章。他用“令人心醉”来形容艾青：“他黝黑的宽脸膛，他流露出狡黠和善良的大眼睛，他敏捷的才思”。1954年，艾青受邀前往智利为聂鲁达庆生。艾青后来回忆道：“当时，太平洋还没有通航，需要通过欧洲、非洲，才能到达南美，一路上有不少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有些国家见我们如临大敌。然后经过布拉格、日内瓦、里斯本、达卡、里约热内卢、布宜诺斯艾利斯，到达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一共飞行了八天。”艾青代表中国为聂鲁达赠送了几大箱珍贵的礼物，而诗人故居中的确不乏中国元素。
到目前为止，我还未见到最期待的书房，所以我猜测诗人应该将其安置在了第五层。果不其然。顶层虽然不大，却被书架环绕。聂鲁达的书桌是一个可折叠方形木桌，上面保存着一张诗人手迹，漂亮的花体拉丁字母如浪尖的晶莹泡沫般美丽。趁着嘈杂的人群为我打掩护，我偷偷地摸了摸书桌一角——那可是触碰过诗人身体的一角！
伏案转身就可轻易地一览远处的大海。从城市到海港码头再到远方的海洋，三种不同的风光被组合在了一面窗户里。诗人就是依靠这一层叠空间来展开自身的奇想时刻。
得知自己的中文名字“聂”字代表着三只耳朵后，聂鲁达说他用第三只耳朵来倾听大海的声音。虽然不习水性，但聂鲁达终其一生对海洋及其附属的一切充满激情和热爱。浪花、波涛、航行、水手、海水等意象更是组成了聂鲁达许多诗篇的修饰成分。相比于其他自然景观，大海保留了更多原始野性的风格，也更难被人类驯服和改造。浪涛始终按照自己的节奏去拍打、跳跃、翻滚、回旋，而这也仅仅展现了那深广神秘之海洋的一部分。聂鲁达在智利的故居总共有三处，其中两处都临海而建。没有哪个诗人比聂鲁达更需要海洋汹涌的潮汐来激发其内在的激情，以此去为自然、爱、人民谱写赞歌。
“大海，与其说我从窗口看它，不如说它用千百只泡沫的眼睛在看着我。”
聂鲁达的这句“诗”如炼金术般地向我们揭示出：我们在凝视的同时，也被所看之物凝视；我们在闻嗅、思考、书写时，也同时被闻嗅、被思考、被书写。进一步，主体永远都同时是客体。个体的一切活动都将反身作用到自身上。如果说聂鲁达的闪耀诗词中有什么思想性，我想我最喜欢聂鲁达诗学思想中的这种双向性。
我们已经习惯了主客二分法。个体总是天真地以为自己可以作为动作的施加者去管控周遭的环境。但是，试想，当我在阅读一本书时，书也同时在阅读我——阅读我的喜好、厌恶、情感、悲伤的过往、隐秘的癖好。当主体试图将自己的意向性和意志施加到客体对象时，客体对象也同时作为主体在对“我”进行着客体化。正如当记者询问聂鲁达如何看待自己的诗句时，这位海洋的儿子如此回答：“与其问我如何看待我的诗，不如你去问问我的诗如何看待我。”
书房的墙上还挂着一副17世纪法国地理地图。并不十分准确的比例尺将南美大陆画成了一个方形盒子。并用图像描画了各个地区的特点。美洲豹半躺在亚马逊雨林地区；半身赤露的印第安人站立在秘鲁；茂密的棕榈树扎根在哥伦比亚；智利的沿海上，风帆满鼓的三桅帆船如巨大的幽灵般缓缓抵岸（聂鲁达并不喜欢长期漂泊在水上的水手。却独爱能够在陆地上引导船舶的引航员角色）。旅行者如何能够离开地图呢？
参观完故居，我回到了露天阳台上，坐在台阶上望着远方。聂鲁达恢宏的一生再一次在我的脑海中浮现。晚年的聂鲁达一定体会到了命运之手那无情的翻转。自1970起短短的3年内，聂鲁达经历了一连串令他欣喜的“高光时刻”：自己的好友、社会主义总统阿连德当选总统；被任命为智利驻法国大使；于197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然而，这一切又都在瞬间烟消云散：1973年9月11日，阿连德死于军事政变；智利立刻陷入了聂鲁达极度痛恨的极权统治；12天后，这位国民诗人被皮诺切特的手下在医院里毒害身亡。
病榻上的聂鲁达一定异常痛苦，他毕生试图用诗歌去战胜的那个巨兽，正在他病房的楼下肆虐呼啸。
从聂鲁达故居出来，我开始顺着歪歪扭扭的水泥路下山。一路上都是“露天博物馆”——我仿佛闯入了一片由打碎的颜料桶所包裹的世界。四周墙壁上绚烂多彩的壁画是瓦尔帕莱索被称为“智利文化艺术中心”的原因。这些壁画涂鸦大多具有夸张的比例、扭曲的形象、变形的体态和失真的的色彩。
瓦尔帕莱索似乎与聂鲁达的诗句形成了某种互动，或者说，壁画家用图示的方式直观地把他的诗歌画在了墙壁上：一只睁着大眼的紫猫直勾勾地盯着你，身上的毛发向上竖立，升入高空；一头卷曲头发的绿色魔女正愤怒地直视远方，口中爆发着愤怒；身材并不协调的肥胖人物身着色彩鲜艳的服饰，趴在地上开怀大笑；一个螺旋状的红色深洞高悬宇宙，仿佛要把周遭的各色破碎物体吸收净尽。
这就是瓦尔帕莱索。艺术家们充分发挥想象力，不拘于学院派的写实主义规条，肆意地将自己的创造力通过墙壁展现出来。这里的艺术家们有着波西米亚式的格调——自由奔放并且不拘一格。他们穿着被磨损的衣服、带着晃晃荡荡的手链项链、留着脏辫或是带着头巾，把瓦尔帕莱索塑造成一座波西米亚城。
聂鲁达为什么会喜欢瓦尔帕莱索？诗人曾如此描写这座被悲伤的眼泪浸透了的城市：
我在这些馥郁而又伤痕累累的山岗上生活过。这是些丰腴的山岗，这里的生活因无边无际的郊区、深奥莫测的贫民蜗居、喇叭般蜿蜒曲折的山川道路而振奋人心。在螺旋形地段等待你的是一架橙黄色旋转木马，一位修士从高处走下；一个光脚女孩在埋头吃西瓜；一群乱哄哄的水手和女人；一个货摊在出售锈得一塌糊涂的金属器皿；一个小马戏团的帐篷只容纳下驯兽师的小胡子；一道阶梯伸向云天；一架载满洋葱头的升降机向上升去；七头驴在运水；一辆消防车正从火警现场驶回；一个橱窗里装着生命的瓶子和装着死亡的瓶子排在一起。
修士和驯兽师、木马与洋葱头、生命-死亡，瓦尔帕莱索的魅力正在于能将如此异质性的场景和要素混杂在一起。正是这些看似不合常理的拼贴杂糅化成飞舞的灵感，钻进诗人的脑壳，促使他创造出具有魔力的诗篇——诗是奇想的结晶，而奇想，由迥异赋予。
然而，追求天马行空和任意拼贴却有堕入无序和混乱深渊的风险。瓦尔帕莱索的肮脏程度使我觉得，把这里称作智利的贫民窟也不为过。电线如死结般缠绕在杆子上，剪不断，理还乱；欧式建筑外立面蒙着一层死灰，显得陈旧无光；墙壁斑驳、油漆脱落的房屋歪三扭四地推挤在山腰处，弱不禁风的样子仿佛随时有被海风吹垮的可能。这些破败房屋大多都盖着一层马口铁，从山丘上俯瞰下去，成片的青灰色铁皮屋顶如海浪般延伸到了岸边。
瓦尔帕莱索
不洁的玫瑰
涂了漆的水手的棺材！
不要刺痛我
用你的荆棘的街道
和你的绝顶酸臭的小巷
不要让我看见孩子
在你致命的沼泽中被穷困所残骸
在你身上，我感到痛苦…… （《流亡者》）
瓦尔帕莱索人喜欢养狗，但政府却并不注重管理。道路上散落着数不尽的狗屎和不知是何物的脏污。整个城市中游荡着许许多多的野狗。在市郊无人的小巷中，更是隐藏着虎视眈眈的流浪狗，它们时刻警觉，准备去驱逐那些侵犯领地的不善来者，而我就是那莽撞的闯入者——在一条废弃坡道上被一群野狗追逼着原路返回，狗鼻子几乎要蹭到我的裤脚。
波西米亚风格确实可以给人以心灵的解放和生活的无虑，但是，在瓦尔帕莱索，这种风格的代价未免太过沉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