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剧院城市主义》明报介绍

文刊登于香港《明报》，2024年11月19日，星期二。谢谢黎总编和孙编辑。

21世纪始，中国城市建设浪潮澎湃，我在1990年代开始，关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建筑，在2005年写成《建造革命 – 1980年来的中国建筑》 (Building a Revolution: Chinese architecture since 1980) 一书之英文版，由香港大学出版社出版；2006年出版《全球化冲击：海外建筑设计在中国》（同济大学出版社）。这两本书都注意到了文化巨构和海外建筑设计在中国建筑革命中的突出表现。当我2006年在推介这些书籍的时候，有人就问，中国已经造了多少大剧院？

什么是 “大剧院”？

以“大剧院” 为名的建设，首先出自1980年代的深圳，在深南中路上的深圳大剧院是广州建筑师设计的。而我们统计的“大剧院”，是根据文化部对大型剧院的定义，至少两个厅，其中一个超过1200座位；这个“大剧院”是经过国际设计竞赛的。因此，1998年开幕的上海大剧院，是我们统计的起始点。到 2010年，我已经收集到中国各地21世纪新建的40 余个大剧院，半数为海外建筑师设计。到2022年，我们收集到181 个大剧院的数据，其中63个为海外建筑师设计，而且外国人的设计，多位于一线或新一线城市。过去25年，中国建造的大剧院，超过同期世界同类建筑的总和 （博物馆、图书馆等文化建筑有更多的数量）。 仅将香港和上海相比，上海自1998年来，新建成13个大剧院，重修10余个老剧院。而香港最“新”的大剧院，是1989年落成的香港文化中心；西九龙的演艺剧场，要2026年后竣工。尚未开放的东九龙文化中心，主要是为九龙湾东侧的居民提供文化活动场所，而非出自争 “一流” 的雄心。

表演艺术自古以来便是人类娱乐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古希腊到莎士比亚时代，戏剧都是在开放或半开放的露天剧场上演。1875年建成的巴黎歌剧院，迅速成为巴黎的高级表演和社交生活场所，它的巴洛克形象直到现在依然是巴黎人引以为傲的文化遗产。20世纪上半叶，美国和欧洲的城市从工业化中积累了大量财富，建造了装饰艺术风格的歌剧院和电影院，以适应蓬勃发展的电影业和期待惊喜的观众。而悉尼歌剧院 （1973）和西班牙毕尔堡的古根海姆博物馆 （1997），都远远超出了这些建筑的物质功能，成为这座城市的名片和骄傲，带来源源不绝的游客、声誉和经济利益。

文化旗舰

城市的经营和管理者们，看见了文化旗舰项目的作用。在从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的转型中，许多政客和学者，就文化资产和消费，都做了大量论述。这些城市的榜样和各种论述，为改革开放的中国城市带来启发。中国大剧院建设热潮的背景，是持续的经济增长、快速的城市化、新城镇建设和旧城改造。省市官员从建设新的基础和文化设施中获得了地方经济增长和政绩的回报，促使他们更加积极地通过建设更多更新设施，来提高该城市在地区、省、全国、乃至世界的地位。其中，大剧院通常以其独特和惊艳的设计、先进的技术和高昂的造价，成为最引人注目的存在。这些大剧院有观演的设计和设备，但令人瞩目的是其出新的建筑形象、错综庞大的门厅，还有新闻报导和社交媒体里龙凤想象的文稿和图片。

我们的研究，回顾清末以来现代城市发展和演艺建筑的关系，提及了观演厅和舞台的技术问题，但更关注到了大剧院和城市设计的关系。这些昂贵的大剧院，是如何在一线、二线、三线城市动议、决策和产生的。大剧院如何嵌入新区规划的蓝图，如何引领了周围建筑的发展，如何实现了有关方面的预想目标，为城市品牌做出贡献。我们将这些中国城市21世纪的现象，归结到一面旗帜下，姑称之为 “大剧院城市主义” (grand theater urbanism)。

《大剧院城市主义》的英文版，于2019年由Springer出版社出版，迄今，在出版社网站获得 5500 多次下载，几百家海外图书馆收藏印刷本，我们的研究内容和方法，被海内外学者引用。《大剧院城市主义》的中文版，由我和爱徒孙聪博士共同主编，于2024年秋出版，展现14个城市，演艺建筑和城市发展在近现代的互动 –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重庆、郑州、太原、无锡、武汉、南京、台北、台中、澳门、香港，另加“中国在海外设计的大剧院”。18位各地作者显示了，文化资本如何推动精神文明和更人性化的城市。

为大众服务的公共建筑

在中国内地造房子，比香港和海外便宜许多，但大剧院毕竟是昂贵的，通常要上亿，或近10亿元。而中国大剧院的总建筑面积，平均比海外的剧院，要大一倍或数倍。这么多纳税人钱堆起的艺术宫殿，本应让更多的民众受益。但我们调查的大剧院，90% 以上，在不演出的时候，大门紧闭；只在开演前一小时，对持票者开放。北京、上海、深圳的剧院，演出频繁，每个剧场，每年都要演300 场以上；但有些省会城市的大剧院，一年也就20 几场演出。有的大剧院，美仑美焕，却建在交通不甚方便的新区或水景边，远离居民。多数时候，是十分冷清寂寞的。有的剧院，从公共交通站到门厅，露天要走几百米路；有的大剧院，放在高高的二层平台，下雨天，观众还要小心翼翼地走上几十级湿漉漉台阶。

而香港35年历史的文化中心，音乐厅和剧院，都保持专业音质和观赏水平。从早到晚，门厅人流煦攘，人们从梳士巴利道穿过文化中心，在门厅里流连，看屏幕上的演出片段，观赏大堂里的群众文艺展览，咖啡厅小坐，或是用下厕所。穿过门厅，到尖沙咀的海旁。文化中心前，水池映钟楼，露天表演不断，观海景者、购物者、乘轮渡者，摩肩擦踵，热情感人。香港的公共建筑，并不高吭张扬，却是轻声细语地，让人感到亲切，即使老人和残疾人，也感觉受到尊重。

笔者十余年来，去过几十个海内外城市，参观剧院，入场观演。像香港文化中心、香港大会堂和各区大会堂这样对普罗大众开放门厅、而且人流络绎的，并不多见。和香港可比的，是台北表演艺术中心和台中歌剧院。我们研究写作《大剧院城市主义》，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大剧院和公共文化建筑，可以让更多的民众受惠，让我们的城市更加美好。

无锡大剧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