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crush一言不发，只是闭着眼睛流泪。我第一次目睹表演性人格从我的内部脱落

矛盾的起点非常明确。crush是造型师，而我无造型。或者说，我对精神造型的偏好导致我对物质形态的自由放任。摄影作为表达形态的工具，成为那个下午我们理念上决斗的场所。当时我在操场上根据crush的要求摆姿势，我对这种摆弄的耐心本来就非常有限，但crush是出了名的有耐心，他以专业摄影师的口吻，要求我应该这样、不要那样，这样“好看”、那样“难看”。这些我已经接受，我知道镜头下的“好”“坏”与价值无关，只是从认知上对美的量化。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彻底触怒了我：我不小心把crush专门为我打造的发型弄乱了，并且顺手把夹子换了位置，一边自言自语“你弄得太容易掉了，这样好像也不难看？很日系嘛”，一边开始自拍。看到我这样，crush说“那不拍了。”然后平躺在操场的另一端。当时我并没有立刻生气，而是先平稳地度过了一个下午，用心检查第二天的递签材料。与此同时，我用蹩脚的英文在图书馆给crush写小纸条，要求他给我道歉，我说“你把我当模特，不把我当人，你没有尊重我。”傍晚去食堂的路上，我正式向crush宣战。

我们坐在樱桃河畔，风越来越大，我们吵架的声音也越来越大。我说，“你难道就不能像其他男朋友一样，给自己的女朋友拍一组日常照片？为什么要上升到艺术的标准？为什么要按照你的审美来？”crush回答，“因为你没有审美。”crush的各种极端表达随随便便一句就可以被互联网石刑，但由于我不是陌生网友，我对他的生活全貌有基本了解，所以我选择继续对话。“到现在你还在二元对立，我们为此吵过多少次架？我是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但一个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有她自己表达生活的方式，我的要就是这种没有被训练过的痕迹。”回到我指责的核心，crush说，“因为你把我的造型弄乱了！你不尊重我！”我解释道，“我只是把刘海换到另一边，而且你完全可以跟我沟通，你直接不拍了有考虑我的感受吗？”crush说，“我的造型一根头发都不能乱。你那样做是否定我。而且我当时的生气只是任何一个摄影师被冒犯后的本能，后来我就忘记了，为什么你要这么生气呢？”在这样的逻辑下我们争吵了很久，其实这也是我们谈恋爱后的主要矛盾。从专业构图等视角出发， crush会把朋友圈的照片质量及其配文风格区分“三六九等”，我的应该是第九等，就是那种想发什么就发什么，想怎么发就怎么发，并且随时可以回收或删除过去的朋友圈。但crush不是，他的每条都是人生格言、原则、宣言，是他重大人生事件的标志，具有绝对的不可逆性。比如谈恋爱官宣的朋友圈，他的发布意向几乎是“我们订婚后；结婚后；我们拍一组艺术照。”我理解他，但我不想理解。“我生气并不是因为这一件小事，而是我仿佛在我们多次冲突的背后看到了未来的潜在矛盾。作为任何一个艺术家或造型师，你对作品的控制欲。而现在，你甚至没有意识到，你在把我当做你的作品，而不是你的伴侣。在你因为我擅自修改你的造型而选择放弃拍摄我的那一刻，你就把生活委身于艺术了，而我之所以毫不设防地修改造型，就是我把你当我的伴侣，而不是摄影师，否则你根本没有机会摆弄我。”我完全理解，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自身职业轨道的人都可以理解，一个人在他赖以生存的根基上必须是武断的、一元论的，如此我们才能做出那些连贯的、维持我们自身连续性的决定。但我也必须提前点名crush的幻觉，那就是他可以有权在一段两性关系中植入他的艺术理念，这是一种极大的僭越。对我来说艺术理念太容易了，而生活本身才是最艰难的。改动他的造型时，我并没有考虑这种做法会冒犯他的意图，因为我默认伴侣之间是有容错率的，而不是随时面临非此即彼的威胁。但他威胁我了。时间到了晚上七点，打印完递签材料，我在冷风中暴走抽泣。crush对此并不知情，他只是一如既往，紧紧跟在后面，替我背着书包还有各种材料。我们吵架的模式一直是我输出“或许我们不合适，考虑分开会更好”类似的狠话，crush单方面终止输出，继续帮我拎着行李、负重，为我系扣子、拉紧外套的拉链。即便如此，我还是决定分手。

从图书馆出来，我的眼泪已经止不住，我想立刻从crush身边逃开，一想到下午我像快乐小狗一样在阳光的草地上拍照，后来因为一件非常随机的事而被crush冷脸制止的事实，我就厌恶他。根本原因是他总把我的“随意”当成“恶意”，尽管我承认，我的松弛过度（crush的评价，说他自己是严格过头）确实让我更接近恶而不是善的界限。于是我站定，勒令他还给我东西，“给我书包，我要回寝室，你自己回去吧。”crush紧紧抓着书包不让我拿，发现我哭的时候他要帮我擦眼泪被我拒绝。接下来的时间也只有我本人的输出，伴随着场景的变更，crush仍旧不发一言，只是重复一些刻板动作。

“能不能给我书包啊？我要回寝室，我要离开你，我感到危险的时候，我只想回到一个安全的地方。给我。”（crush紧紧抓着书包的肩带，不说话）

“这种感觉太他妈讨厌了，我讨厌这种感觉。讨厌你不说话的窒息感。我要回去，给我书包。”（crush不说话，站着看我）

“我很冷啊！你没看到吗？我感冒还没有好透，你想让我死吗？我好冷，给我书包，我要回去，你自己好自为之。”（crush持续不说话，并介入一个新动作：举起水杯，喂我喝热水）

“我不喝。你到底想怎样啊？说话可以吗？说出你的观点，说话，说话！我要回去了，给我东西，我现在真的不想跟你在一起。我感到不安全的时候只想自己跟自己相处。”（crush不说话，手拿杯子举在空中，让我喝水）

“我真的崩溃了。请你表达你的观点，说话，知道吗？就是跟我交流，随便你，我现在立刻马上就要走，不要这样对我！我很冷，我要走！”

以上对话重复很多遍，走到了共享单车的位置，我让crush扫一个赶紧走，别碍我的眼，crush继续原地不动，维持原状。过了很久，面对我的逼问crush说了两个字，“回家”。前一天已经约定好crush陪我去大使馆递签，所以本来打算的是今晚我回到crush的住处，第二天两个人一起去递签。但我的情绪激烈，面对他的“回家”，我依然要求他先表态，任何态度都可以，只是不要沉默，“回家？回什么？你先给我说清楚，表达你的观点！人类！”crush继续说，“回家”。就这样重复几次后，正当我丧失耐心准备转身就走的时候，crush开始闭着眼睛流泪。

我开始羞愧。

我一边用手去擦crush的眼泪，一边感到身体正在发生不可思议的变化。当时crush面对我站着，但我似乎感到他是背对着我，我看见crush背后开始升起大雾，是上海这个季节特有的那种不用打伞的细密的雨雾。我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以下描述都建立在我的精神失序过程中。我开始拥抱crush，用我的脸去蹭他脸上的泪水，可旧的泪水刚刚擦去，新的泪水就发生了，他的眼泪太多太快，伴随着男性低沉的哽咽声。我意识到他还在背着书包，里面有我的电脑还有各种大重量的实体书，我赶紧取下书包，继续拥抱他。语无伦次了，他还是再哭，这时候各种幼年的记忆都瞬间复苏，就像幼儿园里不小心惹哭小女孩的小男孩一样，在各种抚慰无效后，小男孩也自责地哭了。我开始抱着crush哭，完全处于一种对我们处境毫不知情的状态，我知道我们都突然被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生命情境中，这已经超出了爱情的争端。我们完全被生理掌控了。这是一种先天的范畴，但是没有感应。crush在哭，但他没有痛哭，他没有要表达这种哭，或者演绎这种哭，或者通过哭来言说他的无辜，相反，我能感到他在用力压制这种情感，但他的胸腔彻底被堵住，虽然都是哭，但我知道他的完全是另一种与我的哭相对立的化学反应。这时我的人格系统已经瘫痪，我处在自我的几种对话之中，我很想说“你他妈真是一个弟弟，别以为哭就能补偿你的错误！”与此同时又再说“求求你别哭了，你这样我很想死，我不能再持续面对这种让我自身失序的东西，求你了，别哭。”几乎还在同一时刻，我在说“让我自身无济于事，凌迟我，你闭着眼睛低声哭泣，远离我，控诉我，我并不会被你这种策略所打倒，实际上我完全可以转身就走，离开你这种无能的玩意儿。”就这样，我的不同的完全对立的人格在我的大脑里疯狂弹窗，我几乎要疯了。那一刻我与历史上全部的恶产生了共情，瞬间理解了一切无法解释的事情，突然有了不好的想法，这篇文章的动机就诞生于此：我想杀人灭口。

crush浓缩了男性的隐疾（弱是原罪，所以要压制弱，但由于这种压制的意愿过于强烈、反动，反而成为最大的暴力），他这种完全任由他自己被抛的事实，事实上裹挟了我的自由意愿，因为如果我是一个路人，完全可以不理会他的“弱暴力”，但我不是。我不仅不是路人，还是一个与他身体和精神都深刻交互过的爱人，一个病态的过敏的感应器，所以他任由自己被抛，而我又不能任由他被抛，结果并不是我可以带他一起远离被抛，而是一起被抛。我们被抛在那个夜晚，我痛恨这个独立于我的生活与精神世界的第三场景。一刹那，我对他的怜爱（希望他摆脱被抛）与厌恶（被他连累到自身也被抛）交织到了极点，我想把他揉碎揉烂到血液里，杀人灭口，我终于理解了为什么爱一个人爱到极致是想让他死。因为只有这样，绝对性才可以掌控在我的手中。我开始回忆起一些陈旧的社会新闻。父亲没钱为女儿治病，于是杀死女儿后自杀；儿子感到母亲很痛苦，于是替母亲终结生命。我所言并非为他们赋予合法性，因为我上述所言已经超出了被讨论过的合法或者合理，而是一种新的东西，既肮脏又粘稠。我把这叫做“爱”。

深夜我先带crush去夏雨厅吃火锅，又和crush一起坐地铁回家。我的表演性人格脱落后又准时安装，我知道当我们被抛的时候，必须有一个人伪装，假装对眼前的突发情境和各种心理灾难毫不知情，如此才可以活下去，否则我们就会在那个雨夜里由于彻底放任主动性而在个人的精神绝症里不治而亡。于是吃饭的时候，我逗他笑，逗他开心。但crush还是病恹恹的，只是不停给我碗里夹菜。这是被抛后遗症。后来他在地铁上摇摇欲坠，一会儿喘不过气，一会儿又咳嗽，我由羞愧转为内疚。表演性人格再次脱落。我开始趴在crush的肩膀上流泪，在半睡半醒之际低泣。我想到我姐姐生的第一个孩子，他的第一次发烧。当时姐夫抱着三岁的小外甥，从一楼跑到五楼，在一个破旧的居民楼里，姐夫告诉我“孩子发烧了，医院没有位置。”还没有等我问怎么办，他就跌坐在沙发上，怀里抱着外甥。我站在卧室门口，看着小外甥垂着眼睛呼吸，与过去那个小破坏者的形象格格不入。在高温的灼烧之下，外甥的身体完全变成了流体，好像流在姐夫的双臂上。我盯着外甥，也是一种不知名的力量把眼泪从身体里推了出来，我真希望他站起来像过去那样揪我的头发、撕我的日记本，在这个家里大声嚷嚷、不讲道理。没有，这个三岁的孩子眼神空洞，奄奄一息。偶尔不小心用眼神扫到我的时候又会很快扫到别处，这种生理上的无意识让我大吃一惊。每次被他“扫到”的时候，我都会不由得打一个冷战。一种动物式的恐惧入侵了我。那时临近午夜，在地铁上，我倚在crush的肩膀上流泪，crush抱着抚摸我，我们已经失去身体控制权，各自无意识地扫描这个世界，仿佛同是小外甥的一半，奄奄一息地与这个世界对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