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与坏的，透明的与含混的，可信的与可疑的

《在阿尔巴尼亚长大》是知名政治哲学教授莱亚·乌皮（Lea Ypi）的回忆录。她1979年生于阿尔巴尼亚，在1990年12月，柏林墙倒塌后的一年，一切都变了。一夜之间，人们可以自由投票、穿自己喜欢的衣服。但是工厂关闭，工作机会消失，金字塔骗局最终使这个国家破产。当一代人的宏愿变成另一代人的幻觉，莱亚开始追问自由的真正含义。

自2021年英译本出版以来，这本书获得多项非虚构大奖，成为《华尔街日报》《卫报》等全球24家媒体的年度图书。

乌皮是将宏大叙事和个人叙事并置的大师，《在阿尔巴尼亚长大》从一个少女的视角，讲述了从童年向成年的过渡；恰恰在她性格与认知的演进期，她的国家也经历了政治制度的嬗变。这是一个成长故事，但不仅仅是个体的成长，也是国家的成长。

当我们不知道如何思考未来，那就必须回顾过去：“今天，我写下自己的故事，为了解释，为了和解，为了继续这场斗争。”

——《鲤》编辑部

四七一：一份简史

我父母花了好几年时间才有了我。他们大约自1975年8月《赫尔辛基协议》签署就开始努力了，爸爸喜欢这样说。出生时，医生估计我的存活概率只有百分之三十。爸妈不敢给我取名，却因为医院给了我“四七一”这个编号而欣喜。死孩子是得不到编号的，既然我还没死，就有理由为生命而欢欣。

***

我来自诺拉老师口中的“知识分子”家庭。“这个班里知识分子的小孩太多了。”她在学校常这么说，脸上隐隐流露出不快。爸爸宽慰我说：“知识分子不过是受过大学教育罢了。为此烦恼大可不必。说到底，大家都是工人。我们生活的国家就是个工人阶级国家。”

《山之外》剧照（如无标注，下同）

照国家的说法，我父母上过大学，是“知识分子”，可两人谁也没能学自己心仪的专业。两人的经历都很令人困惑，爸爸的尤其是。他在理科方面颇具天赋，中学时就获得过数、理、化、生四科奥林匹克竞赛优胜奖。他希望继续研究数学，可是党却说，鉴于“出身”问题，他必须加入工人阶级队伍。家人常提到“出身”一词，可我从来都没有弄明白过。

用到它的场合实在太多，想弄懂它在特定语境下的确切含义，实在是很难办到。如果你问我父母是如何相识、为何结婚的，他们会说是因为“出身”。妈妈准备申请工作的材料时，家人会提醒她：“别忘了写你的出身，稍微详细一点。”如果我在学校交了新朋友，爸妈会问彼此：“他们出身怎样，我们有数吗？”

出身被仔细地分为：好的与坏的，更好的与更坏的，清白的与有污点的，根正苗红的与根不正苗不红的，透明的与含混的，可信的与可疑的，值得铭记的与应该忘却的。出身可以回答各种各样的问题，它是基础，舍此，知识都将沦为观点。有些词的意思，你不要去刨根问底，那么做很荒谬。它们要么太基础，其意不言自明，与之相关的一切也都明明白白；要么，你大概会因为让人家看到，一个词你听了这么多年，却依然不明就里而自取其辱。“出身”就是这类词。这种词一旦给人说出来，你只好接受。

可口可乐罐

我的家人都觉得，有些规矩比其他规矩更重要，有些承诺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失效。在对这一点的认识上，他们与其他人、与这个社会，甚至是这个国家的其他人没有什么差别。成长的挑战之一，就在于发现哪些规矩会随时间而淡出，哪些会被更要紧的义务取代，而哪些又会保持不变。

就说购买日杂用品吧，总是要排队。送货卡车到来前，大家就已经排好了。按规矩，你得乖乖排队，跟店主有交情自当别论。这是基本规矩，但也有空子可钻。你如果要离开一下，只要能找到合适的东西在那儿占位，别人也没有意见。这东西可以是旧购物袋、金属罐、砖头或石块。但随之而来又有一条规矩，大家都热烈支持，而且立即生效，那就是一旦货品送达，留在那儿代表你的东西便立时失效，不管它是购物袋、金属罐、砖头、还是石块。袋子就只是袋子，再也代表不了你。

队伍分为两种，一种会安然无事，一种总是有点什么事发生。第一种，秩序可以托付给物品来维持，后一种，队伍总是活跃、喧闹、躁动的，大家都必须在场，挥舞着胳膊，挪动着双腿，想尽力瞅见柜台，看看刚到的货还剩多少，而店主则会向队伍里张望，看有没有熟人需要优先照顾。

别哭

90年代中期，我也在与内心的折磨抗争。我的少女时代多数时间都充满痛苦，家人却认为这是无病呻吟，他们越是这么想，我就越觉得自己悲惨。他们似乎以为只有客观条件恶劣，人才有资格感到不幸，譬如面临饥寒、无处安身、受到暴力威胁。这些是绝对的底线。但凡有办法超越，你就该放弃抱怨的权利，要不然，就是在羞辱比你惨的人。这就像社会主义时期发放的食品票，因为人人有份，饥饿就不可能存在。要是还说饿，你就成了人民公敌。

他们要求我懂得感恩，要对生活在自由中的幸福表达感激。对我父母而言，这自由来得太晚，他们无法尽情享用，因此我应该尽责地行使自由的权利。如果我不能同情他们的困境，他们便会说我自私，说我对先辈所经受的磨难冷漠，说我不负责任的行为抹杀了先辈的苦难记忆。我毫无自由之感，冬日尤其压抑，因为夜幕会早早降临，而日落后我是不被允许外出的。“你会遇到危险的。”爸妈这样讲，并不觉得有必要说清楚他们担心的是什么，而我也就懒得问。

像欧洲其他地方一样

那些年，“欧洲其他地方”不只是个竞选口号。它代表着特定的生活方式，与其说我们理解了它，不如说只是在模仿它；与其说我们认可它，不如说仅仅是接纳了它。欧洲像一条长长的隧道，入口处灯火通明、标识闪亮，内部却是一片黑暗，起初什么也看不见。

旅程开始时，无人想过要去问隧道止于何处，灯光是否会灭，隧道那边是何情形。无人想到要带上火把，画出地图，询问是否有人走出去过，出口是一个还是多个，大家是不是走同一条路出去的。我们只是一味大步朝前，希冀隧道里会一直灯火明亮，心里认定我们只要足够努力、等得足够长久，就能走出去，一如过去站在社会主义的队列里，而不去管时间的流逝，也从不对此失去希望。

《核磁共振》剧照

书名：在阿尔巴尼亚长大

原作名：Free: Coming of Age at the End of History

作者：[英] 莱亚·乌皮

译者：吴文权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出品方：后浪文学

出版时间：2024-9

页数：344

ISBN：9787542684370

*经出版方授权选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