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詹明信去世，他给中国带来了后现代主义观念

界面新闻记者 | 潘文捷 界面新闻编辑 | 黄月

《纽约客》评论家亚历克斯·罗斯在其个人网站宣布，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哲学家弗里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汉名詹明信）于当地时间9月22日去世，享年90岁。詹明信的家人夏洛特·詹姆森也发文称，“他的健康状况恶化如此之快，令人震惊，好在我们能够把他带回家，让他在最后的几天里感到舒适。”

詹明信生于1934年4月14日，25岁获耶鲁大学文学博士学位，曾任哈佛大学、加州圣地亚哥大学、杜克大学等学校的教授。他原本是个文学研究家，其文学理论著作《马克思主义和形式》《语言的牢笼》《政治无意识》获得了极高声誉，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的三部曲”。

詹明信认为自己是一个“文化批评家”，关注的是世界范围内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他开始注重文化研究，他的著作《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轰动效应。詹明信提出的“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这一论断，为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作出了极大贡献。他指出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文化表征：“‘主体之死’导致了它的历史感的苍白，时空的失衡导致了‘歇斯底里式的崇高’，‘情感的消逝’导致了一种无深度性。”后来，他又写了论述后现代二律背反的著作《时间的种子》和《文化转向》等。英国思想家佩里·安德森曾经称赞，“詹明信的著作，犹如夜晚天空中升起的镁光照明弹，照亮了后现代被遮蔽的风景。后现代的阴暗和朦胧霎时变成一片奇异和灿烂。”

关于后现代主义，詹明信有两个著名的论断：后现代性的特点是“仿拟”和“历史性危机”。他认为戏仿（parody，存在道德判断或与社会规范的比较）被仿拟（pastiche，没有讽刺目的的“空白的戏仿”）取代了，现代主义经常“引用”不同的文化和历史时期，但后现代文本会不加区分地蚕食这些元素，从而抹去任何批判或历史距离感，导致纯粹的仿拟。他还指出后现代时代遭受了历史性危机：“我们从教科书中学到的美国历史和我们日常生活中以及报纸上呈现的跨国主义经济社会的、高楼林立的、通货膨胀持续、经济发展停滞城市的生活体验之间似乎不再存在任何有机联系。”

1985年詹明信第一次到中国讲学，1987年他的讲稿以《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为名出版。当时中国知识分子还在为萨特痴迷，直到这时才开始认真接触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成为他们接触这些理论的基石。正是通过詹明信的著作，许多中国学者才意识到西方当代文化理论和文学理论已经今非昔比，进而开启了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研究之旅。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和东亚研究系教授、东亚系系主任张旭东也深受他的影响，他在《詹明信再解读》一文中写道：

“他的存在不仅影响了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和文化理论的外部轮廓，更改变了它内在的问题意识，进而成为一种想像力和理论激情的佐证。这种浸润式的作用是常规西方学院话语无法企及的。詹明信在美国和西方批评理论界固然享有崇高的威望，但只有在中国，在许多问题领域（比如后现代主义）里具有笼罩性、决定性的影响。这种影响常常使来访的西方学者感到吃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