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茅崎馆

叶绍翁《游园不值》诗里的四句，恰好可以简单概括我在日本的感受：应怜屐齿印苍苔——寺院；小扣柴扉久不开——民居；春色满园关不住——风景；一枝红杏出墙来——人文。七年前的十一月中旬，没有导航，在三个好心日本人的指引下，我住进了梦寐以求的“茅崎馆”。白天才第二次去了北镰仓的小津墓，没有什么可以形容当晚抵达茅崎馆时我朝圣一般的心情。这次预定也多亏了两位会日语的朋友，一个帮我发邮件，一个帮我打电话。在这里，小津安二郎写出了九个剧本。房东女士已近八十高龄，她耐心细致面带笑容给我仔细地看遍整个旅馆。我拿出一盒宇治的抹茶作为送她的礼物。在极大的旅馆里，那天就我一个住客。我因此也有幸住进了小津一直住的二番间，在这间房里他和编剧野田高梧会吃寿喜锅，喝掉一百瓶酒，每天睡到中午才起床，然后就是四处散散步，再回来编剧自己的本子。九年前第一次去小津墓时我在他的墓前发现了一张纸，上面有一行小字，是葡萄牙的两个影迷留下的：““谢谢你，没有人像你一样的理解过这个世界，谢谢你，从来没有人能拍出像你那样的电影。谢谢你依然和我们在一起…”小津电影中那种对于人生的无可奈何，又必须坚持下去的态度，使人感同身受，他的电影美学傲立群雄，却又如此平常与和谐。他像一块玉一样，发着幽暗却润泽的光。《东京物语》《晚春》《麦秋》等作品都出自这里，我最喜欢《麦秋》，最不着艺术加工痕迹的电影散文，最让人怅惘的作品，最深深的痛，最浓浓的爱，最多人生的顽皮和无奈，次之《东京物语》，次之《浮草》，次之《小早川家之秋》，次之《我出生了，但…》，次之《秋刀鱼之味》，次之《晚春》，次之《独生子》，次之《长屋绅士录》，次之《我们要爱母亲》，次之《父亲在世时》，次之《我毕业了，但…》，次之《彼岸花》，次之…我的次序现在也许会有所调整，尤其在去年妈妈去世后，但当时是如此，因此第二晚我在二番又重看了一遍《麦秋》。是枝裕和也曾在这里写出电影《海街日记》，这里也曾被维姆·文德斯拍摄《寻找小津》。森治子女士那天送了我一张照片制作的明信片，我请她写上了我的名字，并且留下她的名字和日期。她非常好，愿意交流，又体贴又耐心。令人感动！我心里祈祷她能高寿，一直美好地守护着所有影迷心中的这个圣地。给我的照片是她丈夫森胜行所拍，应该是小津在拍摄现场的样子。我知道她的先生晚年得了阿兹海默症，当时我不知道他是否休息了，没见到他，都是森治子女士在张罗。到的时候是深夜，外面光线不亮，不过我还是能从客厅的玻璃看出茅崎馆有个极大的庭院，庭院中有无数棵巨大的松树。夏天这里一定更美。到房间后，我换了茅崎馆的浴衣，外面再披上一件夹棉的，打开推拉门，踏着木屐，穿过长长的、凉凉的走廊，在幽暗的木质地板上走着，去往尽头的浴室洗澡，四面无声，无人，只有我自己的声音，我就像住进了聊斋的书里，关上门洗澡时，这种感觉更甚，孤伶伶的我一个毫无遮挡的肉体，仿佛是在天地的缝隙里洗着，那里狭窄得只能容得下我一个，也刚刚好，就容得下一个光溜溜的我，离所有熟悉的地方我都远，只离似乎来过的梦和我自己最近。夜里躺在榻榻米上我很快就睡着了，第二天也很快就醒了，清晨的枕上，我听到海浪声，躺着从方方的窗户往外看，却只看到松树的顶。用小津般离地三尺的低机位，我光着身子起来溜溜地拍了一圈照片。之前一直想着，会约着哪个好朋友一起来住茅崎馆，和我一样对小津有谜一样的热情的导演华士曼是个不错的选择，可是没想到，最后还是我自己来了。猝不及防的旅行决定，让我自己也有了一个美梦一样的日本个人游。茅崎馆后花园有一条小路通往海边，据说小津不是从前门，而是经常从这里走出去。我也从那里走出去，细濛濛地下了小雨，没有拿伞，这种感觉更好。快到海边时，路边有位穿着卡其色夹克，戴白色渔夫帽的爷爷，牵着一只金毛在等红绿灯，像日本电影里的一个镜头，而海边毫不修饰，却非常整洁，一只海鸥在天上飞，海边的妈妈在拍儿子学冲浪，再远处有些五六岁的孩子们在学棒球，穿着雪白的棒球服，很努力地在奔跑，路边有当地人在慢跑，一位父亲带着女儿也在跑。海滩上也有一两个牵着狗散步的人。感觉最特别的是一家餐馆，它门口路边的汽灯有几米高，在十一月的寒凉细雨中喷着桔黄色的火焰，那火焰在风中飘忽，丝丝暖意，我进去吃了一块三明治，喝了一杯咖啡，这里真是安静，只有一位妇人坐在不远处默默吃东西。时间是停滞的。白天没有再见到森治子女士，只见到了她的女儿，这一天我就是随便转转，没有目的，下午回去大睡两小时，在阴天里做梦，乱七八糟。睡完了又出去吃别的，一家很小的居酒屋，要了马肉刺身和牡蛎。这是第一次吃马肉，还是刺身。味道没有什么特别的，现在回忆起来似乎相当寡淡。晚上跟着导航再回到茅崎馆，看到灯光和帘子的一霎那，就像回到了家。今晚的客人，还是只有我一个，据说明天会有两个客人来，见到森治子女士的时候，倍觉亲切，寒暄了两句回到房间。不一会儿老人家托了一个托盘过来，还提了一壶新烧开的水。托盘上除了香蕉橘子这样的水果外，还特意放了一片抹茶饼干，说这是我昨天送她的，她也请我尝一尝。随后聊天中得知，她的丈夫现在医院，有不负责任的文章写他去世了，她大概每周要两三天去医院照顾先生，其余时间是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帮她。不过前两年，一个朋友告诉我，男主人去世了。如今过去了七年，我不知道森治子是否还健在。我是第三天离开的，打好行囊，收拾好屋子，离开茅崎馆时，长长的走廊是暗的，客厅也没有灯光，一切非常整洁，却像是无人的博物馆。我穿着拖鞋的脚走在木地板上，咯吱作响，此时窗外已经阳光大放。我手里拿着森治子女士给我的一个插线板和两本书准备还给她，走到门厅没有人，我想她可能出门去了吧。也许是去了医院。我又折返回客厅，灯没有开，我找了一张入住登记纸，在背后给她写下几行感谢的字。此时有一位女士进来，路过客厅，可能是帮工之一，她和昨晚两个又不同。听到脚步声我抬头看，本以为是女主人，却失望了。她很礼貌为我开了灯，一鞠躬，旋即离开。我的字也正好写完。站起身，重新关上灯。我到门厅穿鞋。忽然隐约有一声从内间传来，“good morning”，那一声在屋里打招呼，我赶快回应。森治子女士推开门，出现在我面前。她手里拿着一些东西，好像是要给我。她问我还回来吗？还是去东京。我告诉她我要走了。要去东京啦。她弯腰点头，把手里的东西给我看，告诉我有两页纸是他丈夫写的关于小津的文章，另外四个，两大两小的暖宝宝，她害怕我不明白，展示给我看，她转过身，掀起衣服，给我看她贴在衣服上一块，又转身告诉我，可以把小的贴在手腕。我站在看着她展示，说谢谢。我只觉得自己的不像是旅馆，拜访的也不像是小津住过的旧地，倒像是来到了她家做客，拜访了这位可亲的老人。我把用翻译软件录好的日语播给她听，祝她和先生身体健康，等明年有机会再来看她。我也去到客厅把我留下的纸条拿出来，亲自交在她手里。她双手捧着，很感动地贴在胸前，表示感谢。我走出来时，她站在帘下送我，一直对我微笑挥手。我和她只相识两天，交谈是短短的三次，我们其实还算是不大熟悉的陌生人。然而当我一路向车站走，一路想着，陌生人的善意是这样可珍可贵，只要多做一点，就会令人充满感动。想起早晨我醒来时，看到阳光跳在我的纸窗上，我想这阳光小津先生也一定看过吧？世上或者再有茅崎馆这样的地方，也甚至有比它的景色、环境更好的，可是这里的人，应该不会有同样的一个。

后记：

临走时森治子女士送给我的有他丈夫文章的报纸影印件，后来我看到一篇报道，说她也曾送给同样去了茅崎馆的中国演员奚美娟，奚托人翻译了这篇文章，翻译者为王升远，文章朴实，很好地记录了茅崎馆的由来，以及小津安二郎导演、原节子、田中绢代等的一些趣事，就是下面这一篇。

“从我家屋后的木栅栏下了石阶，道路笔直地通向相模湾。从海滨可以依稀看见东边的江之岛和那边的房总半岛。西边，牵连着箱根和伊豆群山的富士山，向我们展现着美妙的剪影。现在的茅崎作为东京的通勤圈，人口正在急剧增长。但她却有着与昭和初期作为气候温暖的居住区而获追捧的镰仓、鹄沼、大矶不同的个性。沿着漫长的海岸线，疗养所南湖院占着广阔的地皮。茅崎之名，一如这特产ü和甘薯的城市，给人以颇历沧桑之感。话虽如此，我家附近，却因有以数学家菊地大麓为代表的、宪法学家美浓部达吉、驻德大使大岛浩和征服了马纳斯鲁峰的有恒等的住宅或别墅而为人知。

我听说家住爱知县的祖父信次郎是在船上度过了前半生，漂洋过海之时他就想着隐退后就栖身于此。最终上岸的他购入了旧旅馆卖出的旧货、并开办起这茅崎馆是1899年、明治32年的事了。电话是茅崎3号，城内只开办了六家店。厨师是请到了附近海产店的高手庖丁，掌柜和澡堂师傅则从熟人中邀致。在那个时代，姑娘出来学习礼仪亦不鲜见，因此，似乎未曾出现过应聘者不够之事。

除了忙乱的夏季，这个主要招待逗留客的恬静旅馆，在大正12年的关东大地震中经受了巨大的考验。由于震源位于相模湾海面，沙丘上的木质结构建筑在最初的一击后已是全部损毁之状。幸运的是没有失火，而避暑客却被压在了下面。午饭时的强震和喧嚣过后，发现彼此都平安无事、同时又感觉到了饥饿的大家在梁下的客人们的等待下，总算找到了沾满了尘土的饭团，此事流传至今。

为了重建，祖父将一部分地皮卖给了德国人兹兰德，并在那里建起了气派的西洋馆。由于宣称身体强壮、还是干活好手，不久，我的母亲便从富士山麓嫁到家里。家主信行是在城里最早开上私家车和摩托车的时尚人物，因好饮酒而英年早逝。在我五岁时，家里迎来了第三代的家主——养父亘。

那时，每到夏天，相好的家人每年都会住进同一个房间里，孩子众多，有种亲戚同时聚齐之感。每个孩子早晨写好作业后，就会彼此相邀去游泳。他们在热沙上欢跃着，赛跑直到水边。游泳的对面、不大不小的一处海滨里有一块名曰平岛的岩礁，赤铜色的船头会根据游客汇集的情况而反复往返着。撑着鱼腥味的桨奔到岛上，潮水洼儿里的小鱼和贝壳贪玩到忘记了时间。这时，茅崎馆迎来了留在其历史中的客人。

作为少壮派电影导演已为人知的小津安二郎先生是一个体格健壮、眼神柔和的人。当时由于与客人在同一个澡堂洗澡，我曾与先生同浴。他后背宽阔，一进浴缸，水便哗地溢了出来。记得有一次他出征外地时问我：“阿胜，我给你带点什么礼物才好？”被他这么一问，我猛地答了句：“邮票最好。”

终战翌年，先生回到了茅崎。那是他战后第一部作品——《长屋绅士录》的首映，影迷们看到了小津调的复活。男女演员都是小津一家。这是一部能让人安心沉浸在画面中的作品，饭田蝶子在沙子上深一脚浅一脚地奔跑的场景中，充分摄入了比今天大得多的海滨沙滩。

拍摄第二部作品时，我注意到先生来到了远离工作现场的二楼楼梯口，沉默地站在那里。我还想他怎么会在这种地方，后来才明白，这是在《风中的牝鸡》中要拍摄扮演人妻的田中绢代从楼梯滚落的场景。茅崎馆的楼梯是直线通往二楼的，没有舞台，匆忙之时尚需注意。现在装上了扶手，但倾斜角度一如从前。

作为国民性娱乐的电影人气与日俱增，松竹脚本部以小津、野田二先生为领袖，加上齐藤良辅、新藤兼人等中坚力量和年轻人，其中还能见到当地的池田忠雄、柳井隆雄、嘉郎等面孔，那是一个见证了日本电影鼎盛状况的时代。工作的房间里会有来自电影制片所的负责联络、采访的记者、现场探班者，甚至出现了申请出演孩子角色的女孩。

在下一部作品的外景拍摄时，原节子与拍摄团队一起住了两夜。那时，在母亲购读的“主妇之友”的明星喜好料理一栏，原小姐提到了猪肉火锅，我记得杂志上面写着“但我只吃一起放进去的菠菜”。我马上将配菜告诉了厨师，常在那里露脸的首席女佣阿优在一旁插话说：“那位不吃这种东西”，我的念头遂未实现。

实际上是阿优不喜欢吃肉。第二天晚上屋里的电话响了，同来的原节子的姐姐拜托我们说“请给各位工作人员上点梨”。迷人的原节子一直从房间角落的镜子里盯着这边。我毕恭毕敬地拉上了隔扇后即飞奔回了厨房。

翌日近黄昏时，就在完成了所有工作的外景拍摄队在大厅的一边休息时，原节子小姐从东头儿“十一号”来到了院子里，快步朝工作人员一方走了过来。她穿着清晰的青底白纹连衣裙，对小津导演鞠躬道了一句“我先走了”，便出了南边的木门，钻进松林后芳影不见。我记得，尽管每日一起工作，但每个工作人员都似初次见到她一般注视着她。拍完的电影名叫《晚春》。

在田中绢代作为日本电影节代表赴美之后，来拜访过先生。她穿着鲜红色的西装和一双可爱的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在房间里谈论了什么虽不得而知，但从几个小时后一直送客到大门口的小津先生一脸满足的神情，和田中小姐娇滴滴的一声“您多保重”的问候，可以感受到餐会的情形。身材娇小的她却有三位男性陪同，可见其派头。

我还曾见到出演《宗方姐妹》的高峰秀子与上原谦的夫人小樱叶子结伴同来。小津厨师长用他拿手的咖喱牛肉火锅款待两位美女。阿优在厨房说“今天他们喝了不少酒”，听了这话，我到夜里的院子里转了一圈。灯火通明的房间虽然关着拉门，却回响着高峰小姐爽朗的声音，气氛好像很热烈。

此后，小津导演拍摄了《麦秋》《粗茶淡饭之味》《东京物语》《早春》，在这足足十年多的时间里，他都将茅崎馆用作其工作场所。听说在《早春》的外景拍摄中，会出现岸惠子、池部良、高桥贞二等三位明星登场的场景，我就去现场看了一下。休息时，我在大船摄影所的巴士后面第一次拍到了与先生的“二人镜头”。另外，我手头上还有在砂山以小俯冲角拍摄的先生的照片。那是一个让人想到了电影名字的薄寒之日。不曾想，“那一日”却是小津先生在茅崎的最后一日。